第5章 災後疫情分析及防範-5

災難導致的大量死亡往往會加重人們對於疾病暴發的憂慮，然而事實上，目前並沒有證據說明大量屍體會導致災後傳染病爆發。當死亡由自然災害本身造成時，對於倖存者，並不存在引起傳染病爆發的風險。對於某些需要特別預防的情況，如霍亂或出血熱，才會存在屍體引起傳染病爆發的風險。 屍體的處理原則請參閱附一。 不管事實如何，災後疫情爆發的可能性經常被衛生部門和媒體誇大。儘管科學家試圖澄清這些缺乏根據的誤區，但'即將來臨的疫情威脅'總是媒體災區報導中反復出現的主題。 災後傳染病的傳播風險主要與人口遷移的數量和特徵有關，具體包括：鄰近是否有飲用水及可用的廁所，遷移人群的營養狀況，人群接受過如麻疹之類的傳染病免疫接種的比例，以及是否有衛生保健服務等等。疫病在遭受自然災害的人群中爆發的風險要低於遭受戰爭衝突的人群，後者中三分之二的死亡可能是由疫病引起。營養不良會增加因疫病死亡的風險，而這一情形在戰爭衝突中更為普遍，對於長期戰亂導致的人口遷移來說尤為如此。

對水災後疫病爆發的記載，比地震、火山爆發、海嘯後狀況的記錄更完備。然而總的來說，那些不會導致人口遷移的自然災害（無論哪種類型）之後，幾乎沒有疫病爆發在歷史上，由於自然災害導致的大規模人口遷移並不常見，這很可能是人類歷史上大規模疫病爆發並不頻繁的原因之一，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不同類型災害後的疫病爆發風險各有差異。 為了有效地援助受災人群，我們需要準確地評估疫情風險。基於疫情風險評估，我們可以有側重有先後地分配賑災款項。 系統全面的評估疫情風險需要確認以下幾點： ? 受災地區常見的地方病和流行病； ? 災區人群的生活狀況。包括人口數量，規模，居住地點，和聚居密度； ? 潔淨水的補給狀況，衛生保健設備是否足夠；

? 災區人群的基本營養狀況和疫苗接種率； ? 醫療保健和病例管理狀況。 以下幾類傳染性疾病皆與自然災害所致流離失所的受災人群有關。對進行災後風險評估時，應慎重對待以下疾病。 ? 與水相關的傳染病 ? 與人群密集相關的疫病 ? 媒介傳染病 ? 與自然災害相關的其他疾病 ? 災難供給中斷造成的疾病 安全潔淨的水源，可能會因為一場自然災害而被破壞。飲用水被污染後，腹瀉類疾病可能爆發，洪水以及相關的流離失所之後也有此類的疫情報告。在2004年孟加拉國洪水後的一次爆發中，超過17000個病例出現腹瀉症狀，霍亂弧菌（小川血清型和稻葉血清型）、產毒大腸桿菌都曾被檢出。 1998年，西孟加拉的一次霍亂大爆發（小川血清型，超過1.6萬個病例）也被認為與之前的洪水有關。 2000年1月到3月在莫桑比克的洪水也導致了腹瀉病例的增多。

在1992-1993年印度尼西亞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研究中，洪水被確定為由甲型副傷寒沙門氏菌導致的腹瀉時疫的重要風險因素。 2001-2003年印度尼西亞另一個有關小隱孢子蟲感染的風險因素的評估研究中，與對照組相比，案例中的病人接觸洪水後得病的機率是4倍以上。 自然災害後腹瀉時疫爆發的風險在發展中國家比在發達國家更高。在印度尼西亞的亞齊省，2004年12月的海嘯兩週後在扎朗鎮的一次快速健康評測中發現，倖存者中100%曾從未得到保護的水井中飲水，而此前的兩周中85%的居民報告腹瀉。 在巴基斯坦的穆紮法拉巴德，2005年一次地震後，居住在一個事先沒有規劃、裝備很差的營地中的1800人中爆發了嚴重的水性腹瀉。這次爆發共有超過750個病例，其中大部分是成人。而在提供了充足的飲用水和衛生方便設施之後，疫情得到了控制。

在美國，艾里森和卡特里娜颶風之後也有腹瀉疾病的記錄。在卡特里娜颶風中被撤離的人群中，曾檢查出諾羅病毒、沙門氏菌，以及會產生毒素的霍亂胡菌等。 A型（甲型）和E型肝炎（戊型肝炎）主要通過糞-口途徑傳播，也與缺乏安全的水源和衛生設施有關。 A型肝炎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一種地方病，而大多數孩子因為在很小的時候曾患病而具有免疫性。因此，A型肝炎大規模爆發的機率通常就低一些。而在有E型肝炎病例的地區，該疾病通常會隨暴雨和洪水的發生而爆發；這種疾病通常比較溫和，而且有較強局限性，但是孕婦的死亡率可能高達百分之二十五。在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後，零星的E型肝炎在那些缺乏安全水源的地區時有發生。在流離失所的難民中，發現了超過1200例急性黃疸，其中很多被確認為E型肝炎。印尼的Aceh在2004年12月海嘯之後，也有集中的A型和E型肝炎病例。

細螺旋體病是一種有流行危險、通過動物傳染的細菌性疾病，並可通過直接接觸受污染的水進行傳播。囓齒動物（鼠類）的尿液中含有大量的細螺旋體病菌，傳播途徑包括皮膚和粘膜與水接觸、與潮濕的土壤及蔬果接觸、或接觸被這種尿液污染的泥巴。洪水後囓齒動物的擴散，以及人類與囓齒動物共佔高地後帶來的近距離接觸，加劇了這種病菌的傳播。 2001 年中國台灣的Nali 颱風、2000 年印度孟買的洪水、1998 年阿根廷的洪水以及1997 年蘇聯克拉斯諾達爾災難過後都伴隨著細螺旋體病的爆發。 1996 年巴西發生了與洪水關聯的細螺旋體病傳染，之後的地域分析顯示，在里約熱內盧遭受洪水的區域，細螺旋體病的發病率增加了兩倍之多。

災後疏散人口時常會出現人群密集，並助長傳播性疫病的擴散。災後是否出現麻疹等疫病、以及疫病傳播的風險，取決於受感染人群中防疫接種率的基本狀況，尤其是在15歲以下兒童中的接種率。擁擠的生存環境會助長麻疹等疫病的傳染，因而需要更高的接種比例才能避免疫病爆發。 1991年菲律賓Pinatubo火山爆發後，疏散的人群中爆發麻疹，18000人感染。 Aceh遭受颶風後，在Aceh Utara地區出現35例小規模麻疹群發，儘管後來持續進行了防疫接種的宣傳和推動，還是有個別病例或群發病例出現。在巴基斯坦，2005年南亞地震後也出現了零星和群發的麻疹病例（在地震後6個月內病人超過400名）。 原核生物性腦膜炎通過人與人傳播，尤其在擁擠的環境中。亞齊省和巴基斯坦流離失所的人口中都有腦膜炎病例和死亡的病例。在上述兩地發生疫情時，如及時採取抗菌防疫工作應當可以阻止腦膜炎的傳播。最近沒有在受災人口中大規模爆發該疫病的報告，但對由於地區衝突而遷移的人群中該疫病的爆發則有明確的記錄。

急性呼吸道感染（ARI）是導致災民生病或死亡的重要原因，特別是對於5歲以下的兒童。缺乏醫療手段和抗菌藥物提高了由於急性呼吸道感染（ARI）造成的死亡率。災民面臨的危險因素包括：人群擁擠、在室內使用明火煮食、和營養不良。在1998年颶風Mitch 吹襲尼加拉瓜30天后，急性呼吸道感染（ARI）患者增加了4倍；而2004年印尼亞齊省海嘯和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災害中，流離失所的災民中患上急性呼吸道感染（ARI）和由此死亡的病例也是最多的。 譯者註：傳病媒介，醫學用語，指在疾病傳播過程中，使病原體（細菌、病毒、原蟲、蠕蟲）與感染對象（多為脊椎動物）發生聯繫的中介因素。傳病媒介多為昆蟲（雙翅目昆蟲、跳蚤等）但也有可能是水生軟體動物。

自然災害，尤其是類似於龍捲風、颶風和洪水這樣的氣象災害，會影響傳病媒介孳生地以及傳病媒介疾疫的傳播。一方面，起初的洪水會沖刷掉現有的蚊蟲孳生地，但另外一方面，暴雨或河水滿溢造成的死水，也會製造出新的孳生地。 這樣的狀況會導致（通常是在幾週的延遲之後）傳病媒介群（例如蚊蟲等）的增多，並導致疾疫傳播。當然，這也取決於當地的媒介種類和它們所偏愛的棲息地環境。感染者或者易感人群的聚集、受到削弱的公共健康基礎設施、以及現有疾病控制系統的中斷，都是導致媒介傳染病傳播的因素。 洪水過後的瘧疾傳播是廣為人知的現象。 1991年，哥斯達黎加大西洋地區的地震，導致了蚊蟲孳生地的環境變化，隨後就是瘧疾病例的急劇上升。此外，在秘魯北部乾燥的沿海地區，瘧疾流行也和由“厄爾尼諾－南方振盪（譯者註：指熱帶太平洋、印度洋之間大氣質量的一種大尺度起伏振盪，是赤道附近東太平洋的一種氣壓異常現象。）”引起的周期性洪水有關。

登革熱的傳播也受氣候條件影響，包括降雨量和濕度，而且經常展現強烈的季候性。不過，其傳播卻並不與洪水直接相關。之前洪災中爆發的案例，或許正好與疾病傳播的高危期重合。另外自然災害中基本供水系統和垃圾處理設施遭到破壞，也帶來了更多的傳病媒介孳生地（大多數是盛水容器），從而加重疫情。 疾疫的爆發風險也可能受到其它複雜因素的影響，比如人類行為的變化（當在外面過夜時會更多地暴露在蚊蟲叮咬之下；人口從非登革熱病區轉移到登革熱區；疾病控制活動的暫停；人口過度密集），再比如影響到蚊蟲增殖的環境變動（如山崩滑坡、森林砍伐、建造河壩或水源改道等）。 與自然災害相關的其他疾病 破傷風的傳播途徑不是從人到人，而是由厭氧性破傷風桿菌釋放的有毒物質造成。在破傷風疫苗接種率低的人群中，傷口感染容易造成破傷風引起的疾病和死亡。印度洋海嘯發生兩周半以後，印尼亞齊（Aceh）發生了106例破傷風，其中20例死亡。 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後同樣報告了破傷風病例。

1994年1月南加州地震後，爆發了罕見的球黴菌症（俗稱河谷熱）。這種病的感染不通過人際傳播，而是由粗球黴菌造成，這種真菌存在於美國北部和南部一些半乾旱區域的土壤中。地震之後發生山體滑坡，導致空氣中漂浮的塵埃量增加，從而引起疾病爆發。 因災害所造成的電力中斷，會造成飲用水和補給供應的中斷，從而增加了由飲水途徑傳播疾病的機會。電力中斷也會影響一些醫療設備的正常工作，包括疫苗的貯藏和低溫運輸。 2003年紐約市大規模供電中斷，造成了當地腹瀉病症的大量增加。事故造成當地大約九百萬居民失去電力供應，時間在數小時到兩天不等。當時通過非傳統的監測手段發現腹瀉疾病的大規模傳播。一項有關疾病控制的研究發現，停電使冰箱停止運轉，腹瀉是由於人們繼續食用冰箱中未被保鮮的肉類和水產品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