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偽滿學校讀過書的人，都被迫背過我的“詔書”。在學校、機關、軍隊裡，每逢頒布一種詔書的日子，都要由主管人在集會上把那種詔書念一遍。聽人講，學校裡的儀式是這樣的：儀式進行時，穿的師生們在會場的高台前列隊肅立，教職員在前，學生在後。戴著白手套的訓育主任雙手捧著一個黃布包，高舉過頂，從房裡出來。黃布包一出現，全場立即低下頭。訓育主任把它捧上台，放在桌上，打開包袱和里面的黃木匣，取出捲著的詔書，雙手遞給戴白手套的校長，校長雙手接過，面向全體展開，然後宣讀。如果這天是五月二日，就念一九三五年我第一次訪日回來在這天頒布的“回鑾訓民詔書”（原無標點）：
詔書共有六種，即：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即位詔書”；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的“回鑾訓民詔書”；
一九四○年七月十五日的“國本奠定詔書”；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的“時局詔書”；
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的“建國十週年詔書”；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退位詔書”。
“即位詔書”後來為第五個即“建國十週年詔書”所代替。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退位詔書”，那是沒有人念的。所以主要的是四個詔書。學生、士兵都必須背誦如流，背不來或背錯的要受一定懲罰。這不但是日本在東北進行奴化的宣傳材料，也是用以鎮壓任何反抗的最高司法根據。東北老百姓如果流露出對殖民統治有一絲不滿，都可能被藉口違背詔書的某一句話而加以治罪。
從每一種詔書的由來上，可以看出一個人的靈魂如何在墮落。前兩個我在前面說過了，現在說一下第三個，即“國本奠定詔書”是怎麼出世的。
有一天，我在緝熙樓和吉岡呆坐著。他要談的話早已談完，仍賴在那裡不走。我料想他必定還有什麼事情要辦。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擺佛像的地方站住了，鼻子發過了一陣嗯嗯之聲後，回頭向我說：
“佛，這是外國傳進來的。嗯，外國宗教！日滿精神如一體，信仰應該相同，哈？”
然後他向我解釋說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每代天皇都是“現人神”，即大神的化身，日本人民凡是為天皇而死的，死後即成神。
我憑著經驗，知道這又是關東軍正在通過這條高壓線送電。但是他說了這些，就沒電了。我對他的這些神話，費了好幾天功夫，也沒思索出個結果來。
事實是，關東軍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做，但由於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正因發動的張鼓峰和諾門坎兩次戰事不利，弄得心神不寧，一時還來不及辦。後來植田指揮的這兩次戰役都失敗了，終於被調回國卸職。臨走，他大概想起了這件事，於是在辭行時向我做了進一步的表示：日滿親善，精神如一體，因此滿洲國在宗教上也該與日本一致。他希望我把這件事考慮一下。
“太上皇”每次囑咐我辦的事，我都順從地加以執行，惟有這一次，簡直叫我啼笑皆非，不知所措。這時，胡嗣瑗已經被擠走，陳曾壽已經告退回家，萬繩栻已經病故，佟濟煦自護軍出事以後膽小如鼠，其他的人則無法靠近我。被視為親信並能見我的，只有幾個妹夫和在“內延”唸書的幾個侄子。那時，在身邊給我出謀獻策的人沒有了，那些年輕的妹夫和侄子們又沒閱歷，商量不出個名堂來，我無可奈何地獨自把植田的話想了幾遍。還沒想出個結果，新繼任的司令官兼第五任大使梅津美治郎來了。他通過吉岡向我攤了牌，說日本的宗教就是滿洲的宗教，我應當把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迎過來立為國教。又說，現在正值日本神武天皇紀元二千六百年大慶，是迎接大神的大好時機，我應該親自去日本祝賀，同時把這件事辦好。
後來我才聽說，在日本軍部裡早就醞釀過此事，由於意見不一，未做出決定。據說，有些比較懂得中國人心理的日本人，如本莊繁之流，曾認為這個舉動可能在東北人民中間引起強烈的反感，導致日本更形孤立，故擱了下來。後來由於主謀者斷定，只要經過一段時間，在下一代的思想中就會紮下根，在中年以上的人中間，也會習以為常，於是便做出了這個最不得人心的決定。他們都沒有想到，這件事不但引起了東北人民更大的仇恨，就是在一般漢奸心裡，也是很不受用的。以我自己來說，這件事就完全違背了我的“敬天法祖”思想，所以我的心情比發生“東陵事件”時更加難受。
我當了皇帝以後，曾因為祭拜祖陵的問題跟吉岡發生過爭執。登極即位祭祖拜陵，這在我是天經地義之事，但是吉岡說，我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滿蒙漢日朝五民族的皇帝，祭清朝祖陵將引起誤會，這是不可以的。我說我是愛新覺羅的子孫，自然可以祭愛新覺羅的祖先陵墓。他說那可以派個愛新覺羅的其他子孫去辦。爭論結果，當然是我屈服，打消了北陵之行，然而我卻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關上門在家裡自己祭。現在事情竟然發展到不但祭不了祖宗，而且還要換個祖宗，我自然更加不好受了。
自從我在旅順屈服於板垣的壓力以來，儘管我每一件舉動都是對民族祖先的公開背叛，但那時我尚有自己的綱常倫理，還有一套自我寬解的哲學：我先是把自己的一切舉動看做是恢復祖業、對祖宗盡責的孝行，以後又把種種屈服舉動解釋成“屈蠖求伸之計”，相信祖宗在天之靈必能諒解，且能暗中予以保佑。可是現在，日本人逼著我拋棄祖宗，調換祖宗，這是怎麼也解釋不過去的。
然而，一種潛於靈魂深處的真正屬我所有的哲學，即以自己的利害為行為最高準則的思想提醒了我：如果想保證安全、保住性命，只得答應下來。當然，在這同時我又找到了自我寬解的辦法，即私下保留祖先靈位，一面公開承認新祖宗，一面在家裡祭祀原先的祖宗。因此，我向祖宗靈位預先告祭了一番，就動身去日本了。
這是我第二次訪問日本，時間在一九四○年五月，呆了一共只有八天。
在會見裕仁的時候，我拿出了吉岡安直給我寫好的台詞，照著念了一遍，大意是：為了體現“日滿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關係，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到“滿洲國”奉祀。他的答詞簡單得很，只有這一句：
“既然是陛下願意如此，我只好從命！”
接著，裕仁站起來，指著桌子上的三樣東西，即一把劍、一面銅鏡和一塊勾玉，所謂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向我講解了一遍。我心裡想：聽說在北京琉璃廠，這種玩藝很多，太監從紫禁城裡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這個值錢，這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大神嗎？這就是祖宗嗎？
在歸途的車上，我突然忍不住哭了起來。
我回到長春之後，便在“帝宮”旁修起了一所用白木頭築的“建國神廟”，專門成立了“祭祀府”，由做過日本近衛師團長、關東軍參謀長和憲兵司令官的橋本虎之助任祭祀府總裁，沈瑞麟任副總裁。從此，就按關東軍的規定，每逢初一、十五，由我帶頭，連同關東軍司令和“滿洲國”的官員們，前去祭祀一次。以後東北各地也都按照規定建起這種“神廟”，按時祭祀，並規定無論何人走過神廟，都要行九十度鞠躬禮，否則就按“不敬處罰法”加以懲治。由於人們都厭惡它，不肯向它行禮，因此凡是神廟所在，都成了門可羅雀的地方。據說有一個充當神廟的“神官”（即管祭祀的官員），因為行祭禮時要穿上一套特製的官服，樣子十分難看，常常受到親友們的恥笑，有一次他的妻子的女友對他妻子說：“你瞧你們當家的，穿上那身神官服，不是活像《小上墳》裡的柳錄景嗎？”這對夫妻羞愧難當，悄悄丟下了這份差事，跑到關內謀生去了。
關東軍叫祭祀府也給我做了一套怪模怪樣的祭祀服，我覺著穿著實在難看，便找到一個藉口說，現值戰爭時期，理應穿戎服以示支援日本盟邦的決心，我還說穿軍服可以戴上日本天皇贈的勳章，以表示“日滿一德一心”。關東軍聽我說得振振有詞，也沒再勉強我。我每逢動身去神廟之前，先在家裡對自己的祖宗磕一回頭，到了神廟，面向天照大神的神龕行禮時，心裡念叨著：“我這不是給它行禮，這是對著北京坤寧宮行禮。”
我在全東北人民的恥笑、暗罵中，發布了那個定天照大神為祖宗和宗教的“國本奠定詔書”。這次不是鄭孝胥的手筆（鄭孝胥那時已死了兩年），而是“國務院總務廳”囑託一位叫佐藤知恭的日本漢學家的作品。其原文如下：
詔書中的“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以後便成了每次詔書不可少的諛詞。
為了讓我和偽大臣們接受“神道”思想，日本關東軍不怕麻煩，特地把著名神道家覽克彥（據說是日本皇太后的神道講師）請來，給我們講課。這位神道家講課時，總有不少奇奇怪怪的教材。比如有一幅掛圖，上面畫著一棵樹，據他講，這棵樹的樹根，等於日本的神道，上面的枝，是各國各教，所謂八綸—宇，意思就是一切根源於日本這個祖宗。又一張紙上，畫著一碗清水，旁邊立著若干醬油瓶子、醋瓶子，說清水是日本神道，醬油醋則是世界各宗教，如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回教等等。日本神道如同純淨的水，別的宗教均發源於日本的神道。還有不少奇譚，詳細的已記不清了。總之，和我後來聽到的關於一貫道的說法，頗有點相像。我不知日本人在聽課時，都有什麼想法，我只知道我自己和偽大臣們，聽課時總忍不住要笑，有的就索性睡起覺來。綽號叫於大頭的偽軍政部大臣於深囗，每逢聽“道”就歪著大頭打呼嚕。但這並不妨害他在自己的故鄉照樣設大神廟，以示對新祖宗的虔誠。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對美英宣戰，在關東軍的指示下，偽滿又頒布了“時局詔書”。以前每次頒發詔書都是由國務院辦的，但這次專門召開了“御前會議”，吉岡讓我親自宣讀。這是十二月八日傍晚的事。這詔書也是佐藤的手筆。
這些恭維諂媚的詞令，和“天照大神之神麻，天皇陛下之保佑”一樣，以後都成了我的口頭禪。
我每逢見來訪我的關東軍司令官，一張嘴便流利地說出：
“日本與滿洲國乃是一體不可分的關係，生死存亡的關係，我一定舉國力為大東亞聖戰的最後勝利，為以日本為首的大東亞共榮圈奮鬥到底。”
一九四二年，做了日本首相的前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到偽滿作閃電式的訪問。我見了他，曾忙不迭地說：
“請首相閣下放心，我當舉滿洲國之全力，支援親邦日本的聖戰！”
這時已經把“盟邦”改稱為“親邦”。這是偽滿“建國十週年”所帶來的新屈辱，是寫在“建國十週年詔書”裡的。
在這個“十週年”（一九四二年）的前夕，吉岡曾和我說：
“沒有日本，便不會有滿洲國，嗯，所以應該把日本看成是滿洲國的父親。所以，嗯，滿洲國就不能和別的國家一樣，稱日本國為盟邦友邦，應稱做親邦。”
與此同時，國務院最末一任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把張景惠和各部偽大臣召到他的辦公室裡，講了一番稱日本為親邦的道理。接著“建國十週年詔書”就出來了：
砥其所心，勵其所志，獻身大東亞聖戰，奉翼親邦之天業，以盡報本之至誠，努力國本之培養，振張神人合一之綱紀，以奉答建國之明命。欽此！
從此“親邦”二字便成了“日本”的代名詞。
我自認是它的兒子還嫌不夠，武部六藏和吉岡安直竟又決定，要我寫一封“親書”，由總理張景惠代表我到日本去“謝恩”。我在這裡把“謝恩”二字加引號，並非是杜撰，而是真正引用原文的。張景惠的正式身分，乃是“滿洲帝國特派赴日本帝國謝恩大使”，這也是寫在“親書”裡的。
到了一九四四年，日本的敗象越來越清楚，連我也能察覺出來，日本軍隊要倒楣了。有一次吉岡跑來，轉彎抹角地先說了一通“聖戰正在緊要關頭，日本皇軍為了東亞共榮圈各國的共存共榮，作奮不顧身的戰爭，大家自應盡量供應物資，特別是金屬……”最後繞到正題上，“陛下可以率先垂範，親自表現出日滿一體的偉大精神……”
這回他沒有嗯、哈，可見其急不可待，連裝腔作勢也忘了。而我是渾身毫無一根硬骨頭，立即遵命，命令首先把偽宮中的銅鐵器具，連門窗上的銅環、鐵掛鉤等等，一齊卸下來，交給吉岡，以支持“親邦聖戰”。過了兩天，我又自動地拿出許多白金、鑽石首飾和銀器交給吉岡，送關東軍。不久吉岡從關東軍司令部回來，說起關東軍司令部裡連地毯都捐獻了，我連忙又命把偽宮中所有地毯一律捲起來送去。後來我去關東軍司令部，見他們的地毯還好好地舖在那裡，究竟吉岡為什麼要卷我的地毯，我自然不敢過問。
以後我又自動地拿出幾百件衣服，讓他送給山田乙三，即最末一任的關東軍司令長官。
當然，經我這一番帶頭，報紙上一宣揚，於是便給日偽官吏開了大肆搜刮的方便之門。聽說當時在層層逼迫之下，小學生都要回家去搜斂一切可搜斂的東西。
吉岡後來對溥杰和我的幾個妹夫都說過這樣的話：“皇帝陛下，在日滿親善如一體方面，乃是最高的模範。”然而，這位“最高模範”在無關緊要之處，也曾叫他上過當。例如捐獻白金的這次，我不捨得全給他們，但又要裝出“模範”的樣兒，於是我便想出這樣一個辦法，把白金手錶收藏起來，另買了一塊廉價錶帶在手腕上。有一天，我故意當著他的面看表，說：“這只表又慢了一分鐘。”他瞅瞅我這只不值錢的表，奇怪起來：“陛下的表，換了的，這個不好……”“換了的，”我說，“原來那隻是白金的，獻了獻了的！”
一九四五年，東北人民經過十幾年的搜刮，已經衣不蔽體。食無粒米，再加上幾次的“糧穀出荷”、“報恩出荷”的掠奪，弄得農民們已是求死無門。這時，為了慰問日本帝國主義，又進行了一次搜刮，擠出食鹽三千擔，大米三十萬噸，送到日本國內去。
本來這次關東軍是打算讓我親自帶到“親邦”進行慰問的。日本這時已開始遭受空襲，我怕在日本遇見炸彈，只得推說：“值此局勢之下，北方鎮護的重任，十分重大，我豈可以在這時離開國土一步？”不知道關東軍是怎麼考慮的，後來決定派一個慰問大使來代替我。張景惠又輪上這個差使，去了日本一趟。他此去死活，我自然就不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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