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東軍好像一個強力高壓電源，我好像一個精確靈敏的電動機，吉岡安直就是傳導性能良好的電線。
這個高顴骨、小鬍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兒島人，從一九三五年起來到我身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蘇軍俘虜時止，始終沒有離開過我。十年間，他由一名陸軍中住，步步高升到陸軍中將。他有兩個身分，一個是關東軍高級參謀，另一個是“滿洲國帝室御用掛”。後者是日本的名稱，據說意思好像是“內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書”，究竟應當譯成什麼合適，我看這並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它的字面含意無論是什麼，都不能說明吉岡的實際職能。他的實際職能就是一根電線。關東軍的每一個意思，都是通過這根電線傳達給我的。我出巡、接見賓客、行禮、訓示臣民、舉杯祝酒，以至點頭微笑，都要在吉岡的指揮下行事。我能見什麼人，不能見什麼人，見了說什麼話，以及我出席什麼會，會上講什麼，等等，一概聽他的吩咐。我要說的話，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國話寫在紙條上的。
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要偽滿出糧、出人、出物資，我便命令張景惠在一次“省長會議”上，按吉岡的紙條“訓勉”省長們“勤勞奉仕，支持聖戰”。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兵力不足，要偽滿軍隊接替一部分中國戰場上的任務，我便在軍管區司令官宴會上，按紙條表示了“與日本共生共死，一心一德，斷乎粉碎英美勢力”的決心。
此外，日本在關內每攻占一個較大的城市，吉岡必在報告了戰果之後，讓我隨他一同起立，朝戰場方向鞠躬，為戰死的日軍官兵致默哀。經他幾次訓練，到武漢陷落時我就再用不著他提醒，等他一報告完戰果我就自動起立，鞠躬靜默。
隨著“成績”不斷進步，他也不斷給我加添功課。例如這次武漢陷落，他又指示我給攻占武漢的大劊子手岡村寧次寫親筆祝詞，讚頌他的武功，並指示我給日本天皇去賀電。
後來修建了“建國神廟”，我每月去那里為日本軍隊禱告勝利，也是在這“電線”的授意下進行的。
在“七七”事變前，我的私事家事，關東軍還不多過問，可是事變後，情形不同了。
“七七”事變前，我在關內的家族照例每年要來一些人，為我祝壽，平時也不兔來來往往。 “七七”事變後，關東軍做出規定，只准列在名單上的幾個人在一定時間到長春來。而且規定除了我的近支親族之外，其餘的人只能向我行禮，不准與我談話。
同時，外面給我寄來的信件，也一律先送吉岡的嘍羅——宮內府的日系官吏看，最後由吉岡決定是否給我。
當然，關東軍也了解我不致於反滿抗日，但是，他們仍舊擔心我會跟關內勾結起來恢復清朝，而這是不符合他們的要求的。
在那時，要想瞞過吉岡私自會見外人或收一封信，簡直是辦不到的。那時在宮內府設有“憲兵室”，住有一班穿著墨綠色制服的日本憲兵，不僅一切出入的人都逃不出他們的視線，就連院子裡發生什麼事也逃不過他們的耳朵。加之宮內府自次長以下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吉岡的爪牙，這就造成了對我的嚴格控制。
吉岡之所以能作為關東軍的化身，乾了十年之久，是有他一套本領的。
有的書上說，吉岡原是我在天津時的好友，後來當了關東軍參謀，正好這時關東軍要選一名帝室與關東軍之間的“聯絡人”，以代替解職的侍從武官石丸志都磨，於是便選上了他。其實在天津時，他不過有一段時間常給我講時事，談不上是我的什麼好友。他被派到我這里當“聯絡人”，也不是當了關東軍參謀才恰逢其時的。如果說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偽滿成立之後，溥杰進了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吉岡正在這個學校擔任戰史教官。他幾乎每個星期日都請溥杰去他家做客，殷勤招待。他們兩人成了好友之後，他即向溥杰透露，關東軍有意請他到滿洲，擔任軍方與我個人之間的聯絡人。溥杰來信告訴了我，後來又把我回信表示歡迎的意思告訴了他。他這時表示，這是他的榮幸，不過假如他不能得到關東軍高級參謀的身分，就不想幹，因為從前幹這差事的中島比多吉和石丸志都磨沒在滿洲站住腳，就是由於沒有在關東軍里扎下根。
後來，不知他怎麼活動的，他的願望實現了，關東軍決定任他為高級參謀，派他專任對我的聯絡職務。他在動身來滿洲之前，請溥杰寫信把這消息告訴我，同時說：“如果令兄能預先給我準備好一間辦公的屋子，我就更感到榮幸了。”我知道了這件事，滿足了他的“榮幸”感。過了許久我才明白，原來他這是有意給關東軍看的。他在關東軍的眼裡既有與我的不平凡關係，在我的眼中又有關東軍高參這張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吉岡很喜歡畫水墨畫。有一次他畫了一幅墨竹，請鄭孝胥題詩，請我題字（什麼字，早已忘了），然後帶到日本，送給裕仁的母親日本皇太后。不久，日本報紙上刊登了這幅畫，並稱譽吉岡為“採筆軍人”。吉岡的藝術聲名是否由此出現的，我不知道，但我敢斷定他指望這幅畫帶給他的，並不是什麼藝術上的稱號，卻是比這稱號更值錢的身價。我從日本訪問回來，日本皇太后和我有了經常的往來，不斷互相饋贈些小禮物，中間人就是這位吉岡。從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後，東京與長春的往來就更頻繁了。
他大約每年都要往返東京幾次，每次臨走之前，總要叫我做點點心之類的食品，由他帶去送給日本皇太后，回來時，再帶回日本皇太后的禮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點心。好在那位老太太和我都有現成的做點心師傅，彼此送來送去，都不費甚麼事。不過由於我的疑心病，吉岡每次帶回來的點心，我總是叫別人先吃了才敢動。
當然，吉岡每年一次往返於日滿皇室之間，這決不是他的擅自專斷，但每次往返的內容，我相信主要是他的獨創設計。比如有一次，他看見了我的四用聯合收音機，忽然像發現了奇蹟似地問我：
“這個機器能Record（錄音）？”
他的中國話不大好，但我們交談起來還不困難，因為他還會點英文。我們兩人的英文程度差不多，平時說話中國話夾著英文，加上筆談幫忙，倒也能把意思說清楚。
“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說，並且拿出一片錄音片試給他看。
“好，好！”他高興地笑著，看我安好片子，便說：“我教陛下幾句日本話吧！嗯！”接著就用日本話說出：“我祝天皇陛下身體健康！”
我照他說的日本話說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體健康……”，這句話錄到唱片上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兩遍，滿意地拿了起來。
“好，這次我到東京，嗯！把它貢給天皇陛下！”
吉岡說話，總帶幾個“嗯！哈！”眼眉同時挑起。這個毛病，越到後來越多，我也覺著越不受用。和這種變化同時發生的，還有他對於我們之間的關係的解釋。
一九三四年我訪問日本，日本皇太后給我寫了幾首和歌，那時吉岡的話是我最順耳的時候。
“皇太后陛下等於陛下的母親，我如同陛下的準家屬，也感到榮耀！”
他那時對溥杰說：“我和你有如手足的關係。我和皇帝陛下，雖說不能以手足相論，也算是手指與足指關係。咱們是準家族呀！”
但是到了一九三六年前後，他的話卻有了變化：
“日本猶如陛下的父親，嗯，關東軍是日本的代表，嗯，關東軍司令官也等於是陛下的父親，哈！”
日本軍隊前線景況越壞，我在關東軍和吉岡面前的輩份也越低，後來他竟是這樣說的：
“關東軍是你的父親，我是關東軍的代表，嗯！”
吉岡後來每天進“宮”極為頻繁，有時來了不過十分鐘，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鐘，又來了。去而復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剛才忘了說一句什麼話，或者忘了問我明天有什麼事叫他辦，等等。因此我不能不擔心，他是否在用突然襲擊的辦法考查我。
為了使他不疑心，我只好一聽說他到，立即接見，盡力減少他等候的時間。甚至正在吃飯，也立刻放下飯碗去見他。對於他，我真算做到了“一飯三吐哺、一沐三握發”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