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六章星辰的使者

天文學是從地中海文明中產生出的第一門近代意義上的科學。數學的發展直接導致了天文學的興起，這是很自然的；不過，天文學畢竟最先發展起來了，並且因為它能夠轉化成精確的數字形式，而成為當時其它各門學科的一個典範。我這樣說，並非出於我個人的什麼癖好。其實，真正別出心裁的倒是我竟然從新大陸開始，來講述最早的一門地中海科學的有趣故事。 天文學的基本原理存在於一切文化形態之中，而且顯然是古代人類所共同關心的重要課題。其原因很清楚。天文學知識可以幫助人們掌握季節變換的規律（例如通過對太陽運行的觀察）。用這種方式，人們可以確定應該在什麼時候播種、收割、放牧等等。因此，所有定居的文化形態，都有自己的曆法，指導人們制訂各種計劃。在這方面，新大陸同埃及、巴比倫河谷地帶的情形完全一樣。

公元1000年以前，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的美洲地峽一帶繁榮起來的瑪雅文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瑪雅文明完全可以看作是美洲文化的最高階段：他們有自己的書面語言，有發達的工程技術和富於獨創性的藝術。在瑪雅人的寺廟建築群中，聳立著高大的金字塔。 那裡曾住過一些天文學家，在保留至今的一塊巨大的祭壇石上，刻有他們這些人的肖像。這座祭壇是為了紀念公元776年舉行的一次古代天文學會議建造的。當時有16位數學家來到這裡，聚會在著名的瑪雅文明的科學中心、中美洲的神聖城市科潘（copan）。 瑪雅人創造算術體系遠比歐洲為早，例如，他們很早就發明了表示“零”的符號。可以說，他們個個都是優秀的數學家；儘管如此，他們除了有一些最簡單的天文圖記外，幾乎沒有對任何星辰運動的規律進行過測繪。不過，瑪雅人的宗教儀式又總是念念不忘時光流逝的問題，這種相沿成習的多慮和苦惱，在他們的天文學中，如同在他們的詩歌和傳說中一樣，佔據著支配的地位。

當這次天文學盛會在科潘舉行之時，瑪雅的祭司兼天文學家們就已經碰到困難了，人們也許會以為，他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分散在許多中心的滿腹經綸的代表召集起來，會就一些星象觀察的問題開始進行認真的研究。但是，我們如果這樣想就錯了。他們召開這次會議，是為了解決一個時常使瑪雅曆法監督人深感苦惱的算術計算問題。瑪雅人有兩部曆法，一部宗教的曆法，一部世俗的曆法。這兩部曆法總是互相矛盾，難以統一。他們力圖使這兩部曆法的差距不再擴大。關於行星運行的問題，瑪雅天文學家們只掌握了一些極簡單的規律，而對於這些行星運動的機制，卻是一無所知。他們的天文學觀念是純粹形式主義的，在他們看來，天文學只不過是用來保持曆法的正確性的。這就是公元776年舉行的那次天文學會議所做的全部工作，而與會代表卻一個個頗為自負地讓人們把自己的肖像鐫刻在祭壇石上。

問題的關鍵在於天文學並沒有停留在製訂和修正曆法上。天文學在古代民族中還有一種用途，但在當時尚未普及。星移鬥換，可以為往來的行旅導航，特別是為那些在茫茫大海上航行而又看不到任何航標的航行者導航。這也正是天文學對於舊大陸的地中海航海家們的全部意義之所在。不過，據我們推斷，當時新大陸的民族尚未把天文學用作一種航行（陸路旅行和海上航行）的科學指南。顯然，沒有天文學知識，人們就不可能在長途航行中找到正確的航向，更談不上建立一套關於地球形狀以及關於地球上陸地和海洋的理論。當年哥倫布揚帆啟航，向世界的波岸進發時，他所運用的是一些古老的、照我們今天的觀念看來十分粗淺的天文學知識。例如，他認為地球實際上要狹小得多。但是，哥倫布畢竟發現了新大陸。而新大陸的人們卻從來沒有想到地球是圓的，也從未打算走出去尋找舊大陸。這種情況決不是偶然的。事實上，恰恰是舊大陸的人們環繞地球航行，才發現了新大陸的。

天文學並不是科學的頂點，也不是發明的終極。天文學是對蘊含在某種文化中的氣質和性格的一種檢驗，自古希臘時代以來，地中海民族的航海家們就培養了，一種特別執著的好奇探險的精神，把探險活動與邏輯思維——經驗與理性——結合起來。而新大陸的人們卻不是這樣。 那麼，新大陸是不是毫無創造發明可言呢？當然不是。即使像復活節島上的這種非常原始的文化也產生過一項重大的發明，這就是一座座在外形和神態上都極為相似的巨型雕像。 這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人們照例會對此提出一些無關宏旨的、風馬牛不相及的問題。這些雕像為什麼會做成這個樣子呢？是怎樣搬運到這裡的？它們是怎樣安放在那些地方？不過，這並不是什麼十分了不起的難題。要將比這些雕像的時代要早得多的巨石文化的巨石柱豎立起來，顯然就更為困難；英格蘭中南部的埃夫伯里（Avebury）的石圈和其它巨石文化遺跡就是如此，不過，原始文化正是通過這些十分宏偉的集體活動一步一步地向前推進的。

關於這些巨型石雕，可以提出一個頗帶挑剔性的問題：為什麼它們全都一模一樣呢？你看，它們一個個呆坐在那裡，好似棲身在木桶裡的第歐根尼（Diogenes）們一樣，他們眼窩深陷，木然地仰望著天空，對頭頂上太陽的起落和星光的明滅，完全無動於衷，根本就不打算去了解這些自然現象。當荷蘭人在1722年復活節那個星期天發現這個島嶼時，都異口同聲他說那是個人間天堂的去處。但是，情況並非如此，因為，像這空洞的、毫無意義的重複，宛如一隻關在籠子裡的動物在那裡走來走去，老是做一些相同的事情，是決不會造出什麼人間天堂來的。那些石雕像的毫無表情的面孔、生硬呆板的身軀，以及它們身後那一片行將消散的薄霧，表明這種文明終於未能在理性認識的上升進程中向前邁出第一步。這正是新大陸各種文化的失敗之處，這些文化已湮滅在它們那具有像徵意味的冰河期裡了。復活節島與西邊最近的一個有人居住的島嶼，皮特肯島（Pitcairn Island），相距1000多英里。而位於復活節島東面的斐爾南德斯群島(Juan Fernandez Islands），也育1500英里之遙。據說，著名小說人物魯濱遜（Robinson Crusoe）的原型，亞歷山大.塞爾扣克（Alexanderselkirk），就是被困在斐爾南德斯群島上。顯然，如果沒有一種可以用來指引航向的天體星座模型，要在海上進行這樣遠距離的航行，是決不可能的。關於復活節島，還常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那時人們是怎樣來到這裡的？他們來到島上，完全出於偶然，這是不成問題的。而真正值得置疑的問題是：他們為什麼沒有能夠逃出來？這多半是因為他們對星辰運行的規律還一無所知，當然也就不知道怎樣利用星辰的運行來引路導航。

那麼，又何以如此呢？一個明顯的原因是，在南半球，天空中見不到北極星（Polestar）。我們知道，這一點十分重要。因為；北極星對於候鳥的遷徙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各種候鳥南飛北翔，正是依靠北極星才找到自己遷徒的路線。或許，這也就是為什麼大多數候鳥遷徙的現象發生在北半球，而不是在南半球的緣故。 在天空中青不到這樣一顆北極星，對於復潔節島所處的南半球地區來說，也許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對整個新大陸來說，這一點倒並不十分要緊，因為，這裡還有中美洲，還有墨西哥，還有很多地方，它們都還沒有自己的天文學，而又都位於赤道以北。 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誰也無從知道。我認為，他們頭腦中大概是缺少那種偉大的能動的形象，這種形象曾經十分有力地推動了舊大陸的發展——這就是圓輪的形象。在新大陸的人們看來，圓輪只不過是一個玩具而已。但是，對舊大陸的人們來說，圓輪卻是詩歌與科學中的最偉大的形象，是一切事物的根基。當克里斯托弗?哥倫佈於1492年出發遠航時，正是天體圍繞它們的軸心運行的思想啟發了他，而這個軸心就是圓形的地球。哥倫布從希臘人那裡接受了這一思想，希臘人認為各個星辰在茫茫空間都有自己固定的位置，在運行時還會發出和諧的樂音。所謂圓輪套著圓輪。這正是古代希臘托勒密的天動說，1000多年來，這一理論體系一直在起作用。

早在克里斯托弗?哥倫布開始遠航前100多年，舊大陸就已能製造一種表明天體運行的精美的時鐘裝置了。這座天文鐘是在大約1350年由意大利帕多瓦（Padua）的一位名叫喬萬尼.德丹第（Giovanni de Dondi）的人首先製成的。他前前後後花費了16年時間，可惜原物沒有能夠留存下來。值得慶幸的是，我們還有可能根據喬萬尼.德丹第的施工草圖進行仿製。現在，在美國華盛頓的史密森尼亞研究所，還存放著由喬萬尼?德丹第親手設計的、令人稱絕的古典天文鐘模型。 不過，較之這一機械工藝上的奇蹟更為重要的，是它顯示了一種豐富而大膽的思維想像力，這和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托勒密和希臘人的智慧的構想是一脈相承的。德丹第製作的鐘體現了他們從地球上觀察星球運行的觀點。按照古代人類的一種想法，以地球為中心，一共有7個行星在轉動，他們把太陽也看作是圍繞地球旋轉的一個行星。因此，這座鐘裝有7個針面或針盤，每一個針面或針盤上都有一個行星在運動。它們的運行軌道大體上與人們從地球上觀察所見相同——這座時鐘裝置的精確程度大致相當於當時在地球上觀察時所獲得的精確性。當某個行星的軌跡從地球上看來出現迂迴曲折時，在針盤上也可同樣顯示出來，這是不難做到的。可是，當某個行星的軌跡，從地球上看來呈螺旋形時，德丹第則仿照周轉輪的組合安裝法把幾個圓輪互相套裝在一起，這就是托勒密描繪的“圓圈套圓圈”的運動。

首先是太陽：在當時的人看來，是一種環形運行軌跡。緊接著，下一個針面表示的是火星：請注意，火星的運動是在一個圓輪內的一個時鐘裝置上進行的。再下一個是木星：它的軌跡也是圓輪套圓輪，不過要更加複雜一些。再下一個是土星：還是圓輪套圓輪。然後是月球：這個行星的運行軌跡不正如德丹第所描繪的那樣十分耐人尋味嗎？表示月球運行的針盤並不復雜，因為它才真正是圍繞地球運行的一個行星，其運行軌跡循環往復。最後是處在我們和太陽之間的兩個行星的針盤，一個是水星，另一個是金星。它們運行軌蹟的圖像同前，表示金星的那個圓輪在另一個更大的、假想的圓輪內轉動。 這是一種令人驚奇的、富有非凡智慧的構想，十分複雜——其實，早在公元150年，在基督誕生後不久，希臘人也應該能夠設想出這樣高超的結構裝置，並從數學角度進行研究，果真如此，就會更加令人驚嘆不已了。那麼，這一裝置的差錯又在哪裡呢？差錯只有一個：即，7個針盤代表7個行星天體，這些天體必然只有一種而不是7種運行機制。只是在哥白尼於1543年提出太陽是這些天體的中心的看法以後，人們才終於發現了這種機制。

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是一位傑出的波蘭籍教士和人文主義思想家。他生於1473年，曾在意大利學習法律和醫學，他曾向波蘭政府建議進行幣制改革；教皇也曾請他協助改進曆法。大體說來，至少有20年左右的時間，哥白尼一直在不遺餘力地向人們闡釋“自然應以質樸純真為本”這一近代哲理。那麼，為什麼這些行星運行的軌跡又是如訛的複雜？這是因為，正如哥白尼所推斷的，人們恰巧是從他們所站立的地方、也就是從地球上來觀察這些行星的、像那些具有遠見卓識的先驅者們一樣，哥白尼也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我們不從另外一個地方來觀察行星呢？”對於哥白尼來說，文藝復興時期的種種充足的理由，與其說是智力方面的理由，倒不如說是感情方面的理由，使他選擇了金色的太陽作為他觀察行星運行的“另一個地方”。

太陽端坐在所有行星的中央，登極稱王。在這座美麗迷人的神殿中，我們能不能把這個光彩奪目的發光體放置在一個恰當的位置上，使它能夠同時照亮整個天體呢？人們稱它是明燈，是智慧的源泉，是宇宙萬物的主宰，它的確當之無愧；埃及的赫密斯?屈斯默吉斯塔（Hermes Trismegistus）把它稱作“無處不見的上帝”，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悲劇中的埃勒克特拉（Ele ctra）也稱頌它是“明察秋毫的天神”。於是，太陽君臨宇宙的王位，統治著它的子民，所有的行星都圍繞著它轉動、運行。 我們知道，哥白尼早已考慮把太陽置於行星體系的中心。很可能，他在40歲以前就已經寫出了關於他的宇宙圖式的最初草稿，當然，這份草稿不會是數學性質的。不過，在一個宗教動亂的時代，這種主張是不可輕易提出來的。直到1543年，哥白尼快滿70歲的時候，才終於鼓起勇氣公開發表了他從數學的角度描述天體的著作，題名為《天體運行論》（TheRevolution of the Heavenly Orbs），把各種天體看作是圍繞太陽運行的一個完整的體系。 （“Revolution”這個詞現在常用來表示某種與天文學毫不相關的意義，這並非出於偶然。這種意義正是發端於這個時候和這個書名。）也就是在這一年，哥白尼與世長辭了。據說，在他臨終時、人們把一本《天體運行論》放在他手中，只是在這時他才終於看到了自己潛心寫就、印刷成冊的這部著作。 文藝復興運動來勢迅猛——涉及宗教、藝術、文學、音樂和數學等各個領域——與整個中世紀的體係發生了直接而尖銳的衝突。對於我們來說，亞里士多德的力學和托勒密的天文學理論在整個中世紀體系中似乎並不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對於哥白尼的同時代人來說，這些理論卻代表著這個世界的天然的、明顯可見的秩序。至於圓輪，它曾是希臘入關於完美運動的理想形象，早已成為一個僵死的偶像。如同瑪雅人的曆法或複活節島上的石雕像一樣，毫無生氣。 哥白尼的理論體系，對於他所處的那個時代而言，則顯得大逆不道，格格不入，儘管天體行星依舊在不停地運轉著。 （有一個曾在布拉格從事研究的年輕人，名叫約翰尼斯?開普勒（Johannes kepler），正是他證明了行星運行的軌跡實際上是呈橢圓形的。）不過，這類問題，在那時，既不是平民百姓所關心的，也和神父教士們毫不相干。他們對於天體輪迴的理論，仍然信守不渝：日月星辰都應該而且必須圍繞地球而轉動。這已成為一個信條，似乎教會已經斷然認定，托勒密體係不是由一個居住在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希臘人發明的，而是由全能的上帝一手創造的。顯然，這場爭論的核心，不是學說本身，而是權勢的問題。這場論爭直到70年以後才在威尼斯見分曉。 在1564年，誕生了兩位偉人，一位是英格蘭的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Shakespeare），另一位是意大利的伽利略?伽利勒（Galileo Galilei)。莎上比亞在描寫他那個時代的爭權奪利的戲劇故事時，曾經兩次將威尼斯共和國作為他劇作的背景地：一次在（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另一次是在《奧賽羅》中。這是因為，直到1600年，地中海地區仍然是世界的中心，而威尼斯又是整個地中海地區的中心。許多雄心勃勃、滿懷抱負的人紛紛來到威尼斯，因為在這裡他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從事自己的工作而不受任何拘束：商人、冒險家、文人學者、還有一大批藝術家和手工匠人。他們遍布大街小巷，隨處可見，和今天的情況頗為相似。 威尼斯人素有詭秘狡詐的聲名。正如人們常說的那樣，威尼斯是一個自由港，言下之意，頗有某種陰謀權術的氣味，使得里斯本和丹吉爾（Tangier）那樣的中立城市提心吊膽，忐忑不安。 1592年，基厄丹諾?布魯諾（Giordano Bruno）就是在威尼斯，陷入一個背信棄義的保護人設下的圈套而被捕的，後來他被移交給異端裁判所（Thelnquisition），8年後在羅馬被處以火刑。 當然，威尼斯人又是一個注重實際的民族。伽利略曾在比薩（Pisa）對基礎科學進行過十分深入的研究。據我推測，當時威尼斯人之所以聘請伽利略為帕多瓦大學的數學教授，主要是看中了他在實際發明方面所顯示的才幹。伽利略的一些發明成果仍保留在佛羅倫薩的西門托學院（Accademia Cimento）的歷史性收藏品中，至今人們仍在進行精心的研究和應用。有一個旋繞狀的玻璃器皿，是用來測量液體膨脹力的，它和某種溫度計頗為相似；還有一個十分精巧的靜水力學天平儀，可測出貴重物質的密度，這是根據阿基米德原理製作的。 伽利略還懂得一些買賣人的訣竅，他製成的一種他稱之為“軍用羅盤”的計算儀與近代的計算尺相比，不無相似之處。伽利略還曾在他的工作室中一邊製作一邊出售這種計算儀。他還編寫了“軍用羅盤”的使用手冊，在自己家裡印發給他人。這是伽利略發表的首批著作之一，被認為是一種良好的商業實用科學的範例，深受威尼斯人欽佩。 因此，毫不奇怪，當1608年底，來自佛蘭德（Flanders）的一些愛出風頭的人發明了一種極簡單的單管望遠鏡時，他們都跑來設法賣給威尼斯共和國。不過，當時威尼斯共和國已聘用了伽利略，他比北歐任何一個科學家和數學家都更具權威——而且還是一位極優秀的宣傳鼓動家。當他自己製作了一台望遠鏡以後，就催促威尼斯元老院盡快在教堂鐘樓頂上當眾展出了那台望遠鏡。 伽利略個子不高，身材結實，充滿活力，長著一頭只有男孩子們才有的紅頭髮，看上去不大像個已成年的單身漢。佛蘭德人發明望遠鏡的消息傳來時，他剛滿40歲。這件事使他激動不已。經過一整夜的苦苦思索，他終於弄明白瞭望遠鏡的原理，並動手製作了一台性能差不多的望遠鏡，能放大3倍，大體相當乾一副高級的觀劇望遠鏡。不過，在伽利略來到威尼斯教堂鐘樓之前，他已經將望遠鏡放大率提高到8至10倍，製成一架名副其實的望遠鏡。用這架望遠鏡，從鐘樓頂上望去，水平線約為20英里，你不僅能夠看見海上航行的船隻，而且還能在那隻船航行了兩個小時或更遠的時候把它辨認出來。這項發明對於里奧托（Rialto）島上的航運經紀人來說，真可說是價值千金。 伽利略在寫給他在佛羅倫薩的妻弟的信中，詳細談到了這件事情，信上署明的日期是1609年8月29日：那麼，你一定知道，在將近兩個月以前，我們這兒傳開了這樣一個消息，在佛蘭德，有人向莫里斯伯爵（Count Maurice）獻上一架單筒望遠鏡，它的製作方法可以使距離很遠的東西看起來就像在眼前一樣，即便是一個距離我們兩英里遠的人，也能看得清清楚楚，這玩意兒竟會有如此奇妙的效果，使我想得很多。依我看，這種望遠鏡一定是以關於透視的理論為基礎的，於是我就著手分析它的構造，我終於得出了結果，並且自己也製作了一架很好的望遠鏡，聲譽遠遠超過佛蘭德人的那一架。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傳到了威尼斯。 6天前，我被大公召見，我不得不向大公和元老院的所有元老、向感到無限驚奇的所有人展示這架望遠鏡；許多紳士和元老，雖然年事己高，卻不止一次地登上這威尼斯最高的鐘樓，用這架望遠鏡觀看那些遠遠地在海上航行的船隻，還有那些正鼓足風帆向港口駛來的船隻，如果沒有我這架望遠鏡，大約要等上兩個小時或更長時間才能看見它們。這種儀器的作用，實際上是使一個離我們，比如說，50英里遠的物體移近、放大，使它看起來好像距離我們只有5英里遠。 伽利略是現代科學方法的創始人。在鐘樓頂上獲得成功之後六個月，伽利略又做出了任何人都會感到滿足的重大成績。他忽然想到，僅僅把這種佛蘭德人的玩意兒改造成一種航海儀器，是遠遠不夠的。還可以把它變成一種研究的手段，這在當時的確是一種嶄新的思想。 他把望遠鏡的放大率提高到30倍，用來觀察星辰。這樣，他第一次真正開創了我們今天所認為的實驗科學研究的先河：建立實驗設施，進行實驗，公佈實驗結果。這就是伽利略在1609年9月到1610年3月不到一年的時間內所做的工作，並在威尼斯發表了他的傑出著作《星辰的使者》（The starry Messenger），生動地描述了他新近取得的天文學觀察的結果。這部著作告訴了我們一些什麼呢？ [我看見了]成千上萬顆星，都是過去從未見過的，而且比我們以前知道的星，在數量上起碼超出10倍以上。 但是，令人無比驚奇，而且特別使我感到激動以致必須提請所有天文學家和哲學家注意的是，我發現了4個行星，在我之前，沒有任何一個天文學家知道這4顆行星，也沒有人觀察到它們。 ” 這裡所說的，就是木星的4顆衛星。 《星辰的使者》還談到他怎樣用望遠鏡觀察月球。 伽利略是公開發表月球天體圖的第一人。我們還保存著他親手繪製的水彩畫原件。 看見月球時的情景是極其美麗動人的……月球表面並不是平坦光滑的，看上去很粗糙，凹凸不平。和地球的表面一樣，月球上也到處佈滿了大片岩石和環形山，有很多斷層，蜿蜒曲折的峽谷也到處可見。 當時出使威尼斯總督府的英國大使，亨利.沃頓爵士（SirHenrry Wotton），在《星辰的使者》問世的那一天，專門向他的上司作瞭如下的報告：這位帕多瓦大學的數學教授已經……發現了4顆新的、圍繞木星轉動的行星，除此之外，還有許多我們過去不知道的恆星……月球也並非是平滑的球形，表面有許多突起的東西……這位作者的冒險之舉，將使他不是名揚四海，就是貽笑天下。下一班船回國時，閣下將收到我寄上的一架光學儀器，它是經過那個人改進過的。 這個消息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其聲譽超過了當初在貿易界引起轟動的那一次成功。然而，這一新發現並沒有受到普遍一致的歡迎，因為，伽利略觀察天體的結果以及他向每一個願意親眼看一看天體的人所揭示的情況，都說明托勒密的地心宇宙體係是不能成立的。哥白尼的雄辯有力的推斷當初是正確的，現在已得到明確的證實。而正如許多新近的科學成果一樣，伽利略取得的成就從根本上為當時統治集團的偏見所不容。 伽利略原以為，他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為了證實哥白尼是正確的，每一個人都會聽信他的意見。這是伽利略的第一個錯誤：他把人們的思想動機看得太天真了，這也是科學家們常犯的一種錯誤。其次，伽利略以為他這時已聲譽卓著，滿可以丟下他在帕多瓦大學辛勞而沉悶的教書匠的工作，脫離反教權主義的安全的威尼斯共和國的庇護，回到故鄉佛羅倫薩去。 這是伽利略的第二個錯誤，而且最終成為他一生中的致命性錯誤。 16世紀，宗教改革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功，迫使羅馬天主教會發動一場猛烈的反改革運動。他們不遺餘力地反對路德（Luther）；而在歐洲展開的這場鬥爭完全是權勢之爭。 1618年，爆發了所謂“三十年戰爭”（The Thirty Years War）。 1622年，羅馬設立了傳播天主教信仰的專門機構，我們今天所用的“宣傳”（Propaganda）一詞就是從這裡演化而來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間展開了一場我們今天所說的“冷戰”（a cold war）。伽利略本來應該明白，在這場冷戰中，無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都不會得到絲毫的好處。對於冷戰的雙方，判斷是非曲直的標準十分簡單，即誰不擁護我們，誰就是一個異教徒。即使像貝拉明樞機主教（cardinal Bellarmine）這樣超脫的宗教信條的詮釋者，當初也覺得基厄達諾?布魯諾的天文學觀點令人無法容忍，將他以火刑處死。教會就是一種強大的世俗權力，在那苦難的年代，它正在與一支政治十字軍作戰，在這場戰鬥中，任何手段最終都會被證明是正當的——這就是這個警察國家的道德準則。 在我看來，伽利略對於政界的事情極其無知，而最天真的是，他竟然以為能夠用自己的機智去戰勝政界勢力，20年來，他獨行其是，走著一條必然使他被判有罪的道路。當局對伽利略進行了長時間的暗中迫害，但是，毫無疑問，伽利略終將被迫緘口不言，因為他與當權者們的分歧無法調和。當權者們認定，宗教信仰應該支配一切：而伽利略卻堅信，只有真理才能取信於全世界。 1633年，伽利略在法庭受審時，他與當權者們在原則以及個性方面的衝突完全公開化了。不過，在審理每一件政治性案件之前，照例總要經過一番長時間的幕後秘密活動。而在這次審訊以前進行的秘密活動的歷史材料，現在都鎖在梵蒂岡的機密檔案庫中。在各種文件的檔案櫃中，有一個不大起眼的保險櫃，存放著梵蒂岡認為最重要的文件。例如。這裡有英王亨利八世的離婚申請——由於梵蒂岡拒絕受理此案，宗教改革運動波及到英國，併中斷了與羅馬教廷的關係。基厄丹諾?布魯諾案件沒有留下多少文件資料，因為大部分材料在當時已被銷毀，現存的資料全都在這裡了。 這裡還有那著名的1181號抄本，《伽利略訴訟案》（Proceedings Against GalileoGalilei）。審訊於1633年舉行。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件記錄開始於——什麼時候？ 1611年，正當伽利略在威尼斯，在佛羅倫薩，以及在羅馬取得重大成功之時，對他不利的秘密材料便被送到了異端裁判所。最早的材料依據（不屬於這批檔案）是：樞機主教貝拉明曾授意對伽利略的問題進行追究。有關的報告見於1613年、1614年和1615年的檔案中。只是到了那時，伽利略才大吃一驚。因此，他專程前往羅馬，力圖說服他那些紅衣主教的朋友，不要禁止哥白尼的宇宙體系理論。 但是，為時已經太晚了。 1616年2月，在這份抄件的手稿中，已明明白自地寫下這樣的字句，直譯如下：下列主張將被禁止：所謂太陽為天體的中心，是固定不動的：所謂地球並非處於天空中心，它不是固定不動的，而是以某種雙重運動的方式運行的。 伽利略本人似乎已經逃脫了嚴厲的非難和指責。不管怎麼說，他被傳訊到貝拉明樞機大主教面前進行查問。他終被說服，而且貝拉明在給他的一封信中也提到，他不得堅持哥白尼的宇宙體系，也不得為這一體系辯護——但是，這份記錄就此中斷了。不幸的是，還有一份登記在案的材料記錄得更詳盡些，那上面是即將舉行的審訊的記錄。但這是17年以後的事了。 在此期間，伽利略回到了佛羅倫薩，有兩件事他心裡是十分明白的。之一是，他公開為哥白尼的理論辯護的時機還不成熟。之二是，他相信這種時機總有一天會到來。對第一件事的分析，伽利略是正確的；而他對第二件事的看法卻完全錯了。不過，伽利略一直在等待時機，直到——什麼時候呢？直到一位聰明理智的樞機主教被選作教皇：他就是默菲厄.巴爾貝里尼（MaffeoBarberini）。 這件事發生在1623年，默菲厄?巴爾貝里尼成為教皇烏爾班八世（Pope UrbanVIII ）。這位新任教皇酷愛藝術。他喜愛音樂，授命讓作曲家格里戈里奧?阿勒格里（Gregorio Allegri）寫一支《彌賽亞》（a Miserere）九重唱樂曲，這支曲子後來長期作為梵蒂岡教廷的專用聖歌。新教皇也很喜愛建築藝術。他決心使聖波得大教堂成為全羅馬矚目的中心。他任命雕塑家、建築家基安?羅倫佐?貝爾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負責聖彼得教堂的內部裝修，貝爾尼尼大膽地設計了那高大的華蓋（即教皇寶座上方的天篷），這是對米開朗基羅原來的設計方案的唯一有價值的補充。在他年輕時，這位聰明的教皇還曾寫過詩歌，其中一首十四行詩稱讚了伽利略的天文學著作。 教皇烏爾班以革新者自命。他性情急躁，過於自信，他說：我通曉的知識比所有樞機主教的知識加在一起還要多！一個身在其位的教皇作出的判決，比一百個己故教皇制定的全部法令更有價值。 可是，事實上，身為教皇的巴爾貝里尼卻原來是個純粹巴羅克式的、大搞裙帶關係的人物，他奢侈放縱，飛揚跋扈，好弄權術，對別人的意見完全置若罔聞。他甚至派人把梵蒂岡花園的鳥雀全部殺死，因為它們打擾了他的安寧。 1624年，伽利略抱著十分樂觀的態度來到羅馬，在梵蒂岡花園里和新任教皇進行了六次長談。他希望這位賢能的教皇撤銷1616年關於哥白尼宇宙學說的禁令，或者至少會避而不談，不予追究。但是，事實上，烏爾班八世對此卻不予考慮。伽利略還指望——教廷的許多官員也期待著——烏爾班八世能讓那些新興的科學思想悄悄地傳進教會，讓它們不知不覺地取代那些陳腐過時的思想。其實，當年托勒密和亞里士多德的異教理論也正是這樣發展成為正統的基督教信條的，因此，伽利略仍一如既往地相信，在最後考驗的時刻到來之前，教皇一定會在他的職權許可範圍內站在自己這一邊。但是，後來的事實說明他是大錯而特錯了。 雙方的觀點，從思想理論上說來，從一開始就是水火不相容的。伽利略歷來主張，對於一種理論的最終的驗證必須從自然界中去獲得，除此別無他途。 我認為，我們在討論自然問題時，不應該從《聖經》條文的權威出發，而應該從直接的感覺經驗以及必要的客觀證明出發。 ……況且，上帝在大自然中所顯示出來的威力，絲毫也不比《聖經》經文中的遜色。 然而，烏爾班八世的觀點卻恰恰相反，他聲稱，對於上帝設計的藍圖，是無須作任何最終驗證的，他還堅持要伽利略在他的著作中寫明這一點。 任何人企圖按照他自己的主觀設想來局限與製約神的權力與智慧，都是膽大包天的狂妄行為。 這條戒律使教皇感到特別得意。結果，也正是這一條文，阻止伽利略作出任何明確的結論（甚至僅僅是對托勒密體系的否定性結論），因為如果那樣做，就無異於侵犯了上帝憑藉奇蹟，而不是自然法則，主宰整個宇宙的神聖權力。 最後考驗的時刻終於來臨，1632年，伽利略把《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Dialogue on the Great World Systems）一書交付印行。烏爾班八世對此大發雷霆。 你們那位伽利略竟然膽敢插手那些他本不應該插手的事情。而最嚴重、也最危險的是他提出的問題眼下很容易引起騷亂。他於當年9月4日給托斯卡納（Tuscan）大使寫了上面這封信。就在這個月，決定命運的那道命令下達了：教皇陛下責成佛羅倫薩宗教裁判官以教廷名義通知伽利略，他務必於本年10月以內迅速趕到羅馬來，聽候教廷首席特別代理的審訊。 這位朋友，教皇默菲厄?巴爾貝里尼烏爾班八世親手把伽利略交到了異端裁判所，至此，審訊程序已不可改變了。 聖瑪麗亞?索普拉?密涅瓦（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的多明我會（TheDominicans）修道院，是神聖羅馬暨萬國異端裁判所懲處那些信仰動搖分子的地方。它於1542年由教皇保羅三世（pope paul III）創建，其目的是遏制宗教改革思想的傳播，並專門查處“整個基督教世界的異教徒的腐敗不軌行為”。 1571年以後，這個機構還授權鑑定各種書面文件、著作，他們還編制了“被禁書籍索引”（Index of prohibited Books）。 這個機構有十分嚴格周密的規章程序，並於1588年形成製度，當然還不是正式法庭的規章制度。罪犯手中既沒有一份起訴書副本，也沒有證據材料的副本，並且沒有律師為他辯護。 一共有10名法官參加了對伽利略的審訊：清一色的樞機主教和多明我會教士。其中有一位是教皇的兄弟，另一位是教皇的外甥。整個審訊工作由異端裁判所的首席特別代理主持。伽利略當年受審的大廳現在是羅馬郵電局的一部分，不過，我們可想而知，在1633年時這個大廳是個什麼樣子，紳士權貴們的俱樂部裡，一間陰森可怖的耶穌會審訊室。 我們也確切知道伽利略落到如此境地的過程與經歷。事情是從1624年在那座花園裡他與教皇在一起散步時開始的，顯然，教皇並不允許公開承認哥白尼的學說。但是，伽利略想到了另一個辦法，他在次年開始用意大利文寫作《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在這部著作中，一個談話人對哥白尼的體系提出種種反對意見，而另外兩個談話人更加聰明機智，一一予以回答。 但是，哥白尼的理論並不是一看就明白的。至於地球怎樣圍繞太陽一年旋轉一周。以及地球怎樣圍繞自己的軸心一天旋轉一周，而住在地球上的人類卻不會被拋出去等等，當時都還搞不清楚。為什麼一個重物從高高的塔樓上落下來會直端端地降落在轉動著的地球上呢？ 這個問題當時也弄不清楚。不過，實際上，伽利略可以說已經代表早已去世的哥白尼回答了諸如此類的反駁。我們永遠也不要忘記，伽利略於1616年和1633年為了維護別人的理論，維護一個死者的理論，公然與教會勢力相對抗，這是因為他相信這一理論是真實可靠的。 但是，至於他自己，伽利略在他的著作中表達過這樣一種意思，即：從他還是比薩城中一少年的時候起，從他第一次一邊用手按住脈搏，一邊緊緊盯住鐘擺的時候起。他的學説所獻給我們的全部內容就已開始萌芽了。這就意味著我們地球上種種規律與法則也適用於整個宇宙，完全突破了透明天體的局限。天上的各種力和地球上的各種力都屬於同一種類型。這是伽利略確信不疑的；因此，人們在這裡所做的力學實驗同樣可以給我們提供有關日月星辰的信息。通過用他的望遠鏡對月球、木星、太陽黑子的觀察，伽利略從此結束了這一古典信念的歷史：天體完美無缺。終古如斯，唯有地球受變化規律的製約。 伽利略的這部著作完成於1630年，好不容易才獲准出版。檢查官們對他雖表示過同情。但事情很快就弄明白了，有某種強大的勢力反對出版這本書。儘管如此，伽利略還是設法搞到了至少四份許可證。 1632年初，伽利略的這部著作首先在佛羅倫薩出版問世。這本書立刻獲得了成功，但對伽利略來說。災難與不幸也緊接著一齊降臨了。幾乎與此同時，羅馬大發雷霆：宣布停止印行，井購回全部已印的冊數——當時實際上已全部售完。對此，伽利略必須來羅馬作出回答。這是他無論找什麼藉口也很難迴避的：他的年齡（年近古稀），他的疾病（確有其事），或是托斯卡納大公爵對他的保護，統統無濟幹事。他必須到羅馬來。 顯然，教皇本人也對這部書大動肝火。他發現。在這本書中，至少有一段他曾反复堅持的話，被有意借用於一個使人覺得像個大傻瓜式的人之口，講出來。審判預備委員會也是這樣，記錄的，有白紙黑字為證：我剛才引用使教皇頗為自得的那段話竟“在笨蛋口中”說出——這位傳統的捍衛者被伽利略稱作“大傻瓜”。很可能，教皇覺得這是在影射他本人；他當然覺得受到了侮辱。他相信，伽利略耍弄了他，而他手下的檢查官也使他丟盡了面子。 於是，1633年4月12日，伽利略被帶進了這間審訊室，坐在這張桌子旁，回答宗教裁判官提出的種種問題。向他提出問題的方式彬彬有禮。審訊在當時異端裁判中盛行的那種學究氣氛中進行——用拉丁語，用第三人稱。他是怎樣被帶到羅馬來的？這是他的著作嗎？他是怎樣想到要寫這本書的？這本書的內容是什麼？所有這些問題都在伽利略意料之中；他期待著能為自己的著作辯護。但是，後來提出了一個他未曾想到的問題。 裁判官：他從前在羅馬待過嗎？具體說是在1616這一年。他待在羅馬的目的是什麼？ 伽利略：1616年，我是在羅馬，因為聽說有人對尼古拉?哥白尼的觀點表示懷疑，我就到羅馬來了解一下，究竟有哪些觀點是我們可以接受的。 裁判官：讓他談談，那時他決定了什麼，並且已經了解到什麼？ 伽利略：1616年2月，貝拉明樞機主教曾向我說明，如果對哥白尼的觀點信以為真，那就直接違背了《聖經》的教義。因此，既不能相信它，又不能為它辯護，不過，它可以被看作或用作一種科學的假說。為了確認這一點，我請貝拉明樞機主教出具一張證明，1616年5月26日，我得到了這張證明。 裁判官：當時是否還有別的什麼人給過他什麼訓誨？ 伽利略：我記不起來有誰對我說過別的什麼。 裁判官：如果在證人面前，我們對他說，當時確已指示他不得持有或為所說的那種學說觀點進行辯護，也不得講授那種學說觀點，讓他談談他是否能回憶起來。 伽利略：我記得我得到的指示是我不得持有所謂的這種學說觀點，也不得為它辯護。但另外兩點，即不准以任何方式講授或研究它，卻並沒有寫進我所依據的那份證明里。 裁判官：在前面所說的指示下達後，他得到了寫作這本書的許可嗎？ 伽利略：我並沒有請求允許我撰寫這本書，因為我並不認為我違背了我所得到的指示。 裁判官：在他請求准許他印行這部著作時，他透露過我們剛才談到的聖公理會的命令嗎？ 伽利略：當我請求准許付印這本書時，我沒有說過什麼，因為書中既沒有堅持這種觀點，也沒有為它辯護。 伽利略手頭確有一份已經簽署的文件，只是規定他不得接受哥白尼的理論，也不得為這種理論辯護。好像這已被證明是事實。這是當時對每個天主教徒下達的一項禁令。異端裁判所卻斷言，還有另外一份文件，明令伽利略本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講授哥白尼的理論——就是說，即使是以討論、推測或假設的方式，也是不允許的。異端裁判所用不著出示這份文件。 這不屬於審訊程序的規則範圍。我們這裡卻有這份文件，它收藏在機密檔案裡，但顯然是一件贗品——或者說，它充其量是為已被取消的某次會議準備的一份文件草稿。貝拉明樞機主教沒有在上面簽字。證明人沒有簽字。公證人也沒有簽字。就連伽利略本人也沒有在上面簽字以表明他已經收到這份文件。 難道，面對那在任何法庭上都根本站不住腳的一紙空文，異端裁判所真的要在“持有或辯護”或者“以任何方式講授”等字面上玩弄法律的詭辯術嗎？是的。他們就是這樣做的。 除此之外，他們別無高招。伽利略的書已經出版，有幾位檢查官對它放了行。教皇現在只能對這些檢查官大發雷霆——他嚴厲懲處了他的秘書，因為這位秘書曾經幫助過伽利略。但他還不得不用某種引人注目的方式公開表明，這本書將被查處（該書列於“被禁書籍目錄”達200年之久），因為“伽利略的某種欺騙行徑”。這就是為什麼這場審訊總是迴避這部書中或哥白尼體系中的任何實質性問題，而竭力在條文和文件上兜圈子的原因。伽利略顯得好像是處心積慮地矇騙了檢查官，他這樣做不僅大逆不道，而且是公然的欺騙行為。 這個法庭並未再次開庭，審訊到此結束，這未免令人吃驚。就是說。伽利略有二三次被帶進這間房子，允許他自己提出證明，進行表白，但並未對他進行任何盤問。在教皇主持下的一次異端裁判所的會議上對這個案件作出了裁決，對今後如何處置這類事件作出了最終的規定。持不同信仰的科學家將受到貶抑，權威將不僅表現在行動上，而且將主要表現在思想傾向上。伽利略必須收回自己的見解；而且，還要讓他見識一下各種刑具。就像要對他動刑似的，以示警告。 對於一個以醫生職業開始自己生涯的人來說，這種恐嚇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們可以依據伽利略的一個同時代人提供的證詞來加以判斷，此人確是受過這種拉肢刑架的折磨的一位倖存者。他就是威廉.里斯格烏（William Lithgow），英格蘭人，於1620年被西班牙異端裁判所判刑。 我被帶到拉肢刑架前，接著，他們讓我騎在上面。 我的兩條腿穿過兩側，被一種用三塊木板做成的刑具夾住。在腳踝處捆上一根很粗的繩子。這樣。當那根槓桿被人用力朝前往下按時。我全身的重量都壓在我的兩隻夾在木板中的膝關節上，頓時大腿的肌肉彼撕裂開來，膝蓋骨被壓得粉碎。我兩眼直冒金星，口吐白沫，牙齒象鼓槌似的敲擊著。嘴唇也不聽使喚直打哆咳，我聲嘶力竭地喊叫著、呻吟著，我的兩臂，破碎的肌肉、雙手和膝蓋都在流血。當我從令人極端痛苦的刑具上放下來後，手臂被人緊緊抓住，我坐在地上，不斷地懇求道：“懺悔！懺悔！” 伽利略沒有受過刑訊拷問之苦，他只是兩次受到刑訊的威嚇。這足以使他心驚膽戰了，其實，這種審訊的目的，不過是要向那些富有想像力的人們表明，他們也必不可兔地要受那種原始的、動物本能的恐懼心理的影響。不過，伽利略已經同意放棄他的主張。 我，伽利略?伽利勒，已故溫森住?伽利勒之子，佛羅倫薩人，七十歲，奉命親自到庭，跪拜於各位大人、各位至聖至明、受人景仰的樞機主教和負責查處全共和國異端邪說的總裁判官的座前；面對眼前的《聖經》並以雙手放在《聖經》上——起誓，我一直相信，現在仍然相信，而且憑藉上帝之助，今後也將相信神聖的天主教和教皇治下的羅馬教會所信奉、宣揚和教誨的各項教義規定。然而——承蒙神聖法庭向我公正明斷，向我傳達訓諭，我務必完全放棄所謂太陽是宇宙的不動的中心，所謂地球並非宇宙中心、而且運動不停等等荒謬主張，並明令我不得支持、辯護或以任何方式傳授——口頭或書面——上述邪說。但是，對於教皇的訓令，我不僅沒有遵照奉行，反而在得知這些邪說與《聖經》條文相悖以後，還斗膽撰寫和印行專著來分析闡述那已被明令禁止的邪說，而且引證了有極大迷惑性的、有利於這種邪說的種種論點，卻未得出任何結論。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宗教法庭宣布我有嚴重的異端嫌疑，也就是說，我被控支持和信奉太陽是宇宙的不動的中心、地球並非宇宙的中心而且運轉不停的異端邪說：手臂被人緊緊抓住，我坐在地上，不斷地懇求道：“懺悔！懺悔！” 伽利略沒有受過刑訊拷問之苦，他只是兩次受到刑訊的威嚇。這足以使他心驚膽戰了，其實，這種審訊的目的，不過是要向那些富有想像力的人們表明，他們也必不可兔地要受那種原始的、動物本能的恐懼心理的影響。不過，伽利略已經同意放棄他的主張。 我，伽利略?伽利勒，已故溫森佐?伽利勒之子，佛羅倫薩人，七十歲，奉命親自到庭，跪拜於各位大人、各位至聖至明、受人景仰的樞機主教和負責查處全共和國異端邪說的總裁判官的座前；面對眼前的《聖經》並以雙手放在《聖經》上——起誓，我一直相信，現在仍然相信，而且憑藉上帝之助，今後也將相信神聖的天主教和教皇治下的羅馬教會所信奉、宣揚和教誨的各項教義規定，然而——承蒙神聖法庭向我公正明斷，向我傳達訓諭，我務必完全放棄所謂太陽是宇宙的不動的中心，所謂地球並非宇宙中心、而且運動不停等等荒謬主張，並明令我不得支持、辯護或以任何方式傳授——口頭或書面——上述邪說。但是，對於教皇的訓令，我不僅沒有遵照奉行，反而在得知這些邪說與《聖經》條文相悖以後，還斗膽撰寫和印行專著來分析闡述那已被明令禁止的邪說，而且引證了有極大迷惑性的、有利於這種邪說的種種論點，卻未得出任何結論。正是由於這一原因，宗教法庭宣布我有嚴重的異端嫌疑，也就是說，我被控支持和信奉太陽是宇宙的不動的中心、地球並非宇宙的中心而且運轉不停的異端邪說：因此，本著消除各位大人和所有基督信徒心中種種疑慮（這種疑慮自然是針對我的）的願望，我無比懇切、無比虔誠地在此譴責、反對並斷然放棄上述錯誤和異端邪說，以及其它所有有悸於神聖教會的種種謬誤和邪說；我發誓，將來永不再以任何方式——口頭的或書面的——談論或維護任何可能引起人們對我的類似疑慮的觀點；而且，只要我得知任何異端邪說或異端嫌疑分子，我將向宗教法庭或裁判官和我所在地的懺悔牧師告發。 此外，我起誓並保證完全遵奉宗教法庭已經要求或將要求我實行的所有補贖規定。如果我有違法不軌之舉（但願此類事情不致發生！），如果我違背了我的許諾、聲明和誓言，我甘願承受宗教法規和其它法令（一般的和特殊的法令）所規定的各種嚴刑處罰，以懲治我的懈怠之過。願上帝幫助我，並以我手中神聖的福音書起誓。 我，伽利略?伽利勒，已放棄自己主張，並已發誓、許諾和約束自己，有如上述，口說無憑，謹在這悔改書上親筆簽字。並於1633年6月22日在羅馬密涅瓦修道院逐字逐句宣讀為證。 我，伽利略?伽利勒，親筆悔過如上。 在此後的有生之年，伽利略在他遠離佛羅倫薩的阿薩特里（Arcetri）別墅裡，深居簡出，受到嚴格的軟禁。教皇對他毫不寬容。他的任何著述都不准發表。也不得討論已被禁止的觀點。伽利略甚至不得與新教徒交談。這樣做的結果是，從那時起，各地信奉大主教的科學家們都不敢說話了。伽利略的一位最偉大的同時代人。勒奈?笛卡爾（Rene Descartes）也只好停止在法國發表著作，最後跑到瑞典去了。 不過有一件事倒是伽利略此時決意要做的。他打算繼續寫完被這次審訊打斷了的著作，一部關於“新科學”（New Science）的書。他所說的“新科學”指的是物理學，不是關於星球的物理學，而是關於地球上的物質的物理學，該書於1636年完成，也就是在那次審訊後的第三年，當時伽利略已是72歲的老人了。當然，他本人這時無法安排該書的出版，直到兩年以後，由在荷蘭萊登（Leyden）的一些新教徒設法將其付印問世。其財，伽利略已雙目失明。關於他自己，他曾這樣寫道：呵！ ……伽利略，你的這位忠誠的朋友和僕人已經完全地、不可救藥地失明，為時已有一月；於是，這天空、這大地、這整個宇宙，曾因我的認真的觀察和清晰的闡釋，擴大了100倍，不，擴大了1000倍，超出了以往歷代飽學之士所接受的界限，可是現在卻在我面前萎縮了，變成一個如此狹小的羅盤，我一己的感受和經驗就可以把它完全填滿。 在到阿薩特里來看望伽利略的人當中，有一位來自英格蘭的年輕詩人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他當時正在醞釀他的畢生力作，計劃寫成一部史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彌爾頓於30年後著手創作這部偉大詩篇時，他也雙目失明了，而且也是依賴他的孩子們的幫助，才得以完成這部詩作的。 在他的生命即將終結之時，彌爾頓把自己比作力士參孫（Samson），那處在腓利斯人（Philistine）當中、身陷囹圄的參孫：雙目失明，在迦薩（Gaza）與奴隸們一道推磨。 力士參孫在臨死時一舉摧毀了腓利斯人的王國。這也正是伽利略所做的，不過並非出於他本人的意願。異端裁判所對他的審訊和監禁所產生的結果是整個地中海的科學傳統被中斷了。此後，科學革命轉移到了北歐。 1642年，伽利略去世了，仍然是一個被軟禁在自己屋子裡的囚徒。就在這一年的聖誕節，伊薩克?牛頓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