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滿洲國組織法》裡，第一章“執政”共十三條，條條規定著我的權威。第一條是“執政統治滿洲國”，第二至第四條規定由我“行使立法權”、“執行行政權”、“執行司法權”，以下各條規定由我“頒布與法律同一效力之緊急訓令”，“制定官制、任命官吏”，“統帥陸海空軍”，以及掌握“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之權”，等等。實際上，我連決定自己出門行走的權力都沒有。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外面去逛逛，便帶著婉容和兩個妹妹來到以我的年號命名的“大同公園”。不料進了公園不久，日本憲兵隊和“執政府警備處”的汽車便追來了，請我回去。原來他們發現了我不在執政府裡，就告訴了日本憲兵司令部，憲兵司令部便出動了大批軍警到處搜尋，弄得滿城風雨。事後執政府顧問官上角利一向我說，為了我的安全和尊嚴，今後再不要私自外出。從那以後，除了關東軍安排的以外，我再沒出過一次大門。
我當時被勸駕回來，聽日本人解釋說，這都是為了我的安全和尊嚴，覺得很有道理。可是等我在勤民樓辦了一些日子的“公事”之後，我便對自己的安全和尊嚴發生了懷疑。
我自從發過誓願之後，每天早起，準時到勤民樓辦公。從表面上看來，我是真夠忙的，從早到晚，總有人要求謁見。謁見者之中，除少數前來請安的在野舊臣或宗室覺羅之外，多數是當朝的新貴，如各部總長、特任級的參議之流。這些人見了我，都表白了忠心，獻納了貢物，可就是不跟我談公事。我每次問起“公事”時，他們不是回答“次長在辦著了”，就是“這事還要問問次長”。次長就是日本人，他們是不找我的。
胡嗣瑗首先表示了氣忿。他向鄭孝胥提出，各部主權應在總長手裡，重要公事還應由執政先做出決定，然後各部再辦，不能次長說什麼是什麼。鄭孝胥回答說：“我們實行的是責任內閣制，政務須由'國務會議'決定。責任內閣對執政負責，每週由總理向執政報告一次會議通過的案件，請執政裁可。在日本就是如此。”至於總長應有主權問題，他也有同感。他說此事正準備向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提出，加以解決。原來他這個總理與國務院的總務廳長官之間，也存在著這個問題。
鄭孝胥後來跟關東軍怎麼談的，我不知道。但是胡嗣瑗後來對我說的一次國務會議的情形，使我明白了所謂“責任內閣制”是怎麼一回事，總長與次長是什麼關係。
那是一次討論關於官吏俸金標準問題的國務會議。一如往昔，議案是總務廳事先準備好了，印發給各部總長的。總長們對於歷次的議案，例如接管前東北政府的財產、給日本軍隊籌辦糧秣、沒收東北四大銀號以成立中央銀行等等，都是毫不費勁立表贊同的，但是這次的議案關係到自己的直接利害，因此就不是那麼馬虎了。總長們認真地研究了議案，立刻議論紛紛，表示不滿。原來在《給與令草案》中規定，“日系官吏”的俸金與“滿系”的不同，前者比後者的大約高出百分之四十左右。財政總長熙洽最沉不住氣，首先發表意見說：“這個議案，簡直不像話。咱們既然是個複合民族國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為什麼日本人要受特殊待遇？如果說是個親善國家的國民，就該表示親善，為什麼拿特別高的俸金？”實業總長張燕卿也說：“本莊繁司令官說過，日滿親善，同心同德，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假若待遇不同，恐非本莊司令官的本意。”其他總長，如交通總長丁鑑修等人，也紛紛表示希望一視同仁，不分薄厚。總務廳長官駒井德三一看情形不好，便止住了總長們的發言，叫議案起草人人事課長古海忠之為草案做解答。古海不慌不忙，談出了一番道理，大意是，要想講平等，就要先看能力平等不平等，日本人的能力大，當然薪俸要高，而且日本人生活程度高，生來吃大米，不像“滿”人吃高粱就能過日子。他又說：“要講親善，請日本人多拿一些俸金，這正是講親善！”總長們聽了，紛紛表示不滿。駒井不得不宣布休會，改為明天再議。
第二天復會時，駒井對大家說，他跟次長們研究過，關東軍也同意，給總長們把俸額一律提高到與次長們同一標準。 “但是，”他又補充說，“日系官吏遠離本鄉，前來為滿洲人建設王道樂土，這是應該感激的，因此另外要付給日籍人員特別津貼。這是最後決定，不要再爭執了。”許多總長聽了這番話，知道再鬧就討沒趣了，好在已經給加了錢，因此都不再做聲，可是照洽自認為與本莊繁有點關係，沒把駒並放在眼裡，當時又頂了兩句：“我不是爭兩個錢，不過我倒要問問，日本人在哪兒建設王道樂土？不是在滿洲嗎？沒有滿洲人，能建設嗎？”駒井聽了，勃然大怒，拍著桌子吼道：“你知道滿洲的歷史嗎？滿洲是日本人流血換來的，是從俄國人手里奪回來的，你懂嗎？”熙洽面色煞白，問道：不讓說話嗎？本莊司令官也沒對我喊叫過。 ”駒並依然喊叫道：“我就是要叫你明白，這是軍部決定的！ ”這話很有效，熙洽果然不再說話，全場一時鴉雀無聲。
這件事情發生後，所謂“內閣制”和“國務會議”的真相，就瞞不住任何人了。
“國務院”的真正“總理”不是鄭孝胥，而是總務廳長官駒井德三。其實，日本人並不隱諱這個事實。當時日本《改造》雜誌就公然稱他為“滿洲國總務總理”和“新國家內閣總理大臣”。駒並原任職於“滿鐵”，據說他到東北不久即以一篇題為《滿洲大豆論》的文章，得到了東京軍部和財閥的賞識，被視為“中國通”。他被軍部和財閥選中為殖民地大總管，做了實際上的總理，他眼中的頂頭上司當然是關東軍司令官，並不是我這個名義上的執政。
我和鄭孝胥是名義上的執政與總理，總長們是名義上的總長，所謂國務會議也不過是走走形式。國務會議上討論的議案，都是“次長會議”上已做出決定的東西。次長會議又稱“火耀會議”，是總務廳每星期二召集的各部次長的會議，這才是真正的“內閣會議”，當然這是只對“太上皇”關東軍司令官負責的會議。每次會議有關東軍第四課參加，許多議案就是根據第四課的需要擬訂的。
這些事情，後來對誰都不是秘密了，按說我是應該能夠清醒過來的，但我卻不是這樣的人。我身邊有個愛說話的胡嗣瑗，由於他的時常提醒，我總也忘不了唯我獨尊的身分，更忘不了早在張園就確立的一種思想，即“日本非我皇上正位，則舉措難施”。日本人表面上對我的態度，也經常給我一種錯覺，使我時常信以為真，認為我畢竟不同於熙洽，日本人不尊重我不行。例如在“協和會”的建立問題上，我就是這樣想的。
我就職一個多月以後的一天，鄭孝胥向我做例行報告，提到關東軍決定要成立一個政黨，定名為“協和黨”。這個黨的任務是“組織民眾協力建國”，培育民眾具有“尊重禮教、樂聽天命”的精神。我每逢聽到有人提到“黨”，總有談虎色變的感覺，因此聽了鄭孝胥的報告，比聽到駒並拍桌子的消息更緊張，連忙打斷他的話，播手反對道：“要什麼黨？要黨有什麼好處？辛亥亡國不就是'黨'鬧的嗎？孔子說，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難道這些你全忘了嗎？”鄭孝胥搭拉著臉說：“皇上的話很對，可是這是軍部決定的。”他以為這句話可以堵上我的嘴了，沒想到這次我把這件事看做生命攸關的問題，說什麼也不肯同意。我對於他口口聲聲地說“軍部決定的”，早已厭煩之至，不願意再聽，就生氣地說：“你不去對日本人說，就給我把他們叫來！”
鄭孝胥走後，我把這件事告訴了胡嗣瑗。這位秘書處長對我的做法大加恭維，並且說：
“依臣管見，不見得如鄭孝胥所說，事事皆軍部做主。羅振玉說過，鄭孝胥是依恃軍部，跋扈犯上。皇上若是向軍部據理而爭，軍部未必敢於專橫。何況黨之不利於我，猶不利於日本，日本軍方焉能不明此理？”
我聽他說得有理，就更有了主意。兩天后，關東軍第四課的參謀片倉衷、參謀長橋本虎之助、高參板垣徵四郎先後來向我做解釋，都沒有說服我。事情就拖下來了。
過了三個月，即這年的七月間，我相信我是勝利了。關東軍決定不成立“協和黨”，只成立一個“協和會”，作為“翼贊”政府的組織。這個會包括所有居民在內，具體地說，凡年滿二十歲的男子均為會員，婦女均為其附屬的“婦女會”會員，十五至二十歲的青年均為附屬的“青年團”團員，十至十五歲的少年為附屬的“少年團”團員。
事實上，關東軍把“黨”改為“會”，並非是對我有什麼讓步，而是認為這比弄個不倫不類的政黨更便於統治東北人民，通過這樣一個網羅一切人口的組織，更便於進行奴化宣傳、特務監視和奴役人民。我眼中看不到這樣的事實，只覺得日本人畢竟是要聽我的。
有了這樣的錯覺，就無怪要再碰釘子了。這是訂立《日滿密約》以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