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板垣的宴會上，我的思想是紊亂而又矛盾的。我不知道對自己的命運是應該高興，還是應該憂愁。那天晚上，板垣召來了一大批日本妓女，給每個赴宴者配上一名，佰酒取樂。他自己左擁右抱，把斯文正經丟得一干二淨。他時而舉杯豪飲，時而縱聲大笑，毫不掩飾其得意的心情。起初，在他還能矜持的時候，曾十分恭敬地向我祝酒，臉上帶著暗示的笑容，祝我“前途順利，達成宿願”，這時，我覺得似乎可以高興一點。到後來，隨著欽量的增加，他的臉色越來越發青，情形就不對了。有個日本妓女用生硬的中國話問了我一句：“你是做買賣的干活！”板垣聽見了，突然怪聲大笑起來。這時我又想，我實在沒有什麼值得高興的。
我這種憂喜不定、前途茫茫的心情，一直保持到胡嗣瑗、陳曾壽等人回到我身邊的時候。這些老頭子得到關東軍的准許，能回到我的身邊來，都是很高興的。這種高興與其說是由於君臣重聚，倒不如說是出於官爵財祿的熱衷。他們一面因我纖尊降貴屈為執政而表示悲憤，一面向我列舉歷史故事，說明創業的君王每每有暫寄籬下，以求憑藉之必要。有了這些教導，加上商衍瀛拿來的“老祖降壇訓戒”，我的心情居然逐漸穩定下來。二月二十六日，我命隨侍們給我準備香案，對祖宗祭告了一番，祭文如下：
二月的最末一天，在關東軍第四課的導演下，瀋陽的所謂“全滿洲會議”通過決議，宣告東北獨立，擁我出任“新國家執政”。上角利一和鄭孝胥告訴我，這個會議的“代表”們就要來旅順向我請願，須先準備一下答詞。答詞要準備兩個，第一個是表示拒絕，等“代表”們二次懇請，再拿出第二個來表示接受。三月一日，張燕卿、謝介石等九人到達旅順。鄭孝胥先代我接見，拿出了第一個答詞：
然後由我接見。彼此說了一通全是事先別人已囑咐好的話，無非是一方“懇請”，一方“婉辭”。歷時不過二十分鐘，各自退場。三月五日，按關東軍第四課的計劃，“代表”人數增到二十九名，二次出場“懇請”。這次“代表”們完成了任務。我的答詞最後是這樣的：
走完“過場”，我於次日和婉容以及鄭孝胥等人回到湯崗子。張景惠、趙欣伯等人早已在此等候，表示“恭迎”。我們在此過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長春。
三月八日下午三時，火車到達長春站。車還未停，就听見站台上響起軍樂聲和人們的呼叫聲。我在張景惠、熙洽、甘粕、上角等一幫人的簇擁下走上站台，看見到處是日本憲兵隊和各色服裝的隊列。在隊列裡，有袍子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我不禁激動起來，心想我在營口碼頭上沒盼到的場面，今日到底盼來了。我在隊列前走著，熙洽忽然指著一隊夾在太陽旗之間的黃龍旗給我看，並且說：“這都是旗人，他們盼皇上盼了二十年。”聽了這話，我不禁熱淚盈眶，越發覺得我是大有希望的。
我坐上了汽車，腦子裡只顧想我的紫禁城，想我當年被馮玉祥的國民軍趕出城的情形，也想到“東陵事件”和我發過的誓言，我的心又被仇恨和慾望燃燒著，全然沒有註意到長春街道的景色是什麼樣子，被恐怖與另一種仇恨弄得沉默的市民們，在用什麼樣的眼色看我們。過了不多時間，車子駛進了一個古舊的院落。這就是我的“執政府”。
這所房子從前是道尹衙門，在長春算不上是最寬敞的地方，而且破舊不堪，據說因為時間過於倉猝，只好暫時將就著。第二天，在匆忙收拾起的一間大廳裡，舉行了我的就職典禮。東北的日本“滿鐵”總裁內田康哉、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參謀板垣等等重要人物都來了。參加典禮的“舊臣”除了鄭、羅、胡、陳等人外；還有前盛京副都統三多，做過紹興知府以殺害秋瑾出名的趙景祺，蒙古王公貴福和他的兒子凌升以及蒙古王公齊默特色木丕勒等等。此外還有舊奉係人物張景惠、臧式毅、熙洽、張海鵬，在天津給我辦過離婚案件的律師林遷琛、林囗。曾給張宗昌做過參謀的金卓這時也跑來做了我的侍從武官。
那天我穿的是西式大禮服，行的是鞠躬禮。在日本要人的旁觀下，眾“元勳”們向我行了三鞠躬，我以一躬答之。臧式毅和張景惠二人代表“滿洲民眾”獻上了用黃綾包裹著的“執政印”。鄭孝胥代念了“執政宣言”，其文曰：
典禮完畢，接見外賓時，內田康哉致了“祝詞”，羅振玉代讀我的“答詞”。然後到院子裡升旗、照相。最後舉行慶祝宴會。
當天下午，在“執政辦公室”裡，鄭孝胥送上一件“公事”：
“本莊司令官已經推薦臣出任國務總理，組織內閣，”他微弓著身子，禿頭髮光，語音柔和，“這是特任狀和，請籤上禦名。”
這原是在旅順時日本人甘粕正彥早跟我說好了的。我默默地拿起筆，辦了就職後的第一件公事。
我走出辦公室，遇上了胡嗣瑗和陳曾壽。這兩個老頭臉色都不好看，因為知道了特任官名單裡，根本沒有他們的名字。我對他們說：我要把他們放在身邊，讓胡嗣瑗當我的秘書處長，陳曾壽當秘書。胡嗣瑗嘆著氣謝了恩，陳曾壽卻說他天津家裡有事，求我務必准他回去。
第二天，羅振玉來了。他在封官中得的官職是一名“參議”，他是來辭這個不稱心的官職的。我表示了挽留，他卻說：“皇上屈就執政，按說君辱就該臣死，臣萬不能就參議之職。”後來他做了一任“監察院院長”，又跑回大連繼續賣他的假古董，一直到死。
但是我的思想反而跟他們不同了。長春車站上的龍旗和軍樂，就職典禮時的儀節、以及外賓接見時的頌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不禁有些飄飄然。另方面，我已公開露了頭，上了台，退路是絕對沒有了。即使板垣今天對我說，你不干就請便吧，我也回不去了。既然如此，就只好“降心遷就”到底。再說，如果對日本人應付得好，或許會支持我恢復皇帝尊號的。我現在既然是一國的元首，今後有了資本，就更好同日本人商量了。由於我專往稱心如意的方面想，所以不僅不再覺著當“執政”是受委屈的事，而且把“執政”的位置看成了通往“皇帝寶座”的階梯。
在這樣自我安慰和充滿幻想的思想支配下，如何好好地利用這個“階梯”，順利地登上“寶座”，就成了我進一步思索的中心問題。我想了幾天之後，有一天晚上，把我思索的結果告訴了陳曾壽和胡嗣瑗：
“我現在有三個誓願，告訴你們：第一，我要改掉過去的一切毛病，陳寶琛十多年前就說過我懶惰輕佻，我發誓從今永不再犯；第二，我將忍耐一切困苦，兢兢業業，發誓恢復祖業，百折不撓，不達目的誓不甘休；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繼大清基業。此三願實現，我死亦瞑目。”
典禮後一個月左右，“執政府”遷到新修繕的前吉黑榷運局的房子。為表示決心，我親自為每所建築命名。我把居住樓命名為“緝熙”，系取自《詩經：大雅·文王》“於緝熙敬止”句。我更根據祖訓“敬天法祖、勤政愛民”，以“勤民”命名我的辦公樓。我從此真的每天早早起來，進辦公室“辦公”，一直到天晚，才從“勤民樓”回到“緝熙樓”來。為了誓願，為了復辟，我一面聽從著關東軍的指揮，以求憑藉，一面“宵衣旰食”，想把“元首”的職權使用起來。
然而，我的“宵衣旰食”沒有維持多久，因為首先是無公可辦，接著我便發現，“執政”的職權只是寫在紙上的，並不在我手裡。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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