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把他自己的哲學稱為“批判的哲學”。他有三本“批判性”的哲學作品。這三本書奠定了他在哲學史上的高峰地位。這就是“三大批判”，即、《實踐理性批判》和《判斷力批判》。 “批判”，按照康德的原意來講，是“分析、考察和審定”的意思。所以“三大批判”分別對人們的認識能力、道德能力和審美能力進行了分析、考察和審定。
讓我們先來介紹他的“第一批判”——
康德在讀了休謨的書後，覺得有些事情的確像休謨所懷疑的那樣——我們怎麼能夠武斷地說，我們知道了這個世界的因果聯繫呢？我們又怎麼能夠武斷地說，我們發現了這個世界的本來面目呢？
但是，康德又不能接受休謨懷疑論的最後結論——也許人們所認識到的“規律”，只是心理上的習慣而已。他覺得這樣來看待認識是不行的。這就好比為了避免風浪的危險，就非要把船從海裡弄到岸上來，然後讓它在那裡腐爛掉。 “至於我，卻不採取這樣的做法。”康德說，“我是給它一個駕駛員。這個駕駛員根據航海術的可靠原理，並且備有一張詳細的航海圖和羅盤針，安全地駕駛這條船，隨心所欲地到任何地方去。”
那麼，這些航海術、這份航海圖和羅盤針又是指什麼呢？它們就是“人的認識能力”。在康德看來，人的認識能力是一種理性能力。因為人都是有理性的，人依靠理性來認識世界。所謂“純粹理性批判”，就是要看一看，人的理性能力是如何使人獲得知識的。
這是一個很玄乎的題目，康德為了表述的嚴密，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寫得很晦澀難懂。有人就質問康德：你幹嘛要把簡單的事情說得那麼複雜呢？在你的書中，你總是努力地闡述了一大段以後，又往往把它們否定掉。據說，在寫完後，康德把它拿給他的朋友、另一位德國哲學家馬可·赫茨徵求意見。結果，赫茨只看了一半就把手稿送了回來。赫茨說：“假如我把它看完，恐怕我就會瘋掉了。”
其實在中，康德的大概意思是說，人所獲得知識，是經驗中的內容和心靈中的形式綜合作用的結果。事物一旦進入我們的視野，比如說，當我們一看到某個東西，就已經把它放在“時間”和“空間”中來看待了。這就形成了“感性認識”。
於是，我們這時候所認識到的那個東西，就已經不是它本身了。因為我們只能在“時間”和“空間”中理解它，而想像不出不在“時間”和“空間”中存在的東西。所以，我們看到的、聽到的、認識到的一切，都已經打上了主觀框架的烙印，都只是“現象”而不是它們本身。它們本身是什麼樣的，我們不知道，只能稱之為“物自體”。
認識了一個個的感性物體以後，我們會用頭腦中的“範疇”，比如說表示肯定的和否定的，表示性質的和表示關係的，來整理這些感性現象，使它們成為一個有序的整體。這就形成了“知性認識”。
就像哥白尼把“地心說”扭轉成為“日心說”一樣，在關於人的認識方式的問題上，康德是要讓“人為自然立法”，而不是讓“自然之法反映到人的頭腦中來”。這就是他自己頗為得意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上帝在哪裡存在？
康德認為，我們人類的認識能力是不足以認識上帝的。因為上帝在我們的經驗世界以外，屬於“物自體”的世界。我們如果想去發表一點關於“上帝”的看法，說“上帝是存在的”，那就會產生錯誤。因為你沒有辦法在經驗世界中證明它存在，你頂多只能說“我感受到它的存在”。那麼這樣一來，就好比說“我口袋裡有一百塊錢，是因為我在頭腦中感到有一百塊錢”，這不是很荒唐嗎？
而且，對於上帝到底存不存在，在康德看來，那可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事兒。因為“相信上帝存在”和“相信上帝不存在”，似乎都可以成立，誰也沒法說服誰。這就是“二律背反”。
其實，這裡的關鍵問題出在“存在”二字上。因為“存在”這個概念，只能用在那些經驗世界中的東西上面；而“上帝”根本就不是經驗世界中的對象，所以當然也就談不上是“存在”還是“不存在”。
於是，表面平靜甚至刻板的康德先生，居然在思想的世界中，向上帝舉起了屠刀——他把上帝從自然的領域中驅逐出境！
然而，康德雖然在理智的世界裡驅除了上帝，但又在道德的世界中把上帝恭迎回朝，為上帝贏得最尊貴的位置。這項工作，就是在《實踐理性批判》中完成的。
《實踐理性批判》是康德的“第二批判”，是針對人的道德能力的批判。康德總是說，如果一個人是為了快樂、利益、幸福等目的，才去做好事，那還不能算是“道德的”。只有不計利害，僅僅因為這件事是對的，就去做了，那才是“道德的”。比如說，一個人應當誠實，這是一條道德的法則。但我遵循這條法則的動機，不是因為“誠實”能給我帶來好處，我才遵循它；而是因為“誠實”本身就是對的，是可以讓所有人都遵守的，所以我遵循它。
遵守這些道德法則，不能是講條件的，而必須當作義務來履行——這就是康德所講的“絕對命令”。康德曾說：“世界上有兩樣東西，我越是思考，就越會讓我增加對他們的讚嘆和敬畏，那就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則！”
但是，這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哪些行動準則，可以成為一條道德的法則呢？這就要看，一個行動，它能不能被普遍化，能不能光明正大地讓所有人都這樣做。如果我打算對別人撒謊，那我就該問問自己：“我現在撒謊了。要是所有人都撒謊，那行不行呢？”很顯然，這樣不行。所以“撒謊”是不可以普遍化的行為，也就不是道德的法則。
第二個問題是，這些道德法則是從哪裡來的呢？它們當然不會從外在的世界中來。否則，我們就是為了某種別的東西才去做好事。所以，道德法則只能來自於我們的主觀世界，它是我們自己給自己下的命令。
不考慮後果而去做好事，當然是很高尚的。但是，硬要把“幸福”從人生中割掉，也還是很難讓人接受。於是康德只好說，不計利害地做好事，這是“德”，但要有相應的幸福與之匹配。所以“德福相配”，才是最高的善。
但要保證德福能夠相配，只有上帝才能夠公平地為我們做到這一點。所以，上帝的存在仍是有必要的事兒，也是很必然的事兒。上帝不能呆在自然的世界裡，但他肯定呆在道德的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