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卡爾這位17世紀初的重要哲學家，近代哲學的奠基人和思想家，曾發過一個奇談怪論：“正如演員們戴面具遮羞一樣，我走上世界的舞台，也戴著面具。”一個戴著面具的哲學家？一個身負揭示事物以及人類秘密重任的人，躲在面具的後面？他有什麼需要隱藏的呢？
面具至今沒有被揭開。那麼這位神秘的、其本人和作品都撲朔迷離的哲學家，實際上是什麼樣的呢？笛卡爾究竟是誰？
還是讓我們從一些小事入手來了解他吧。據載笛卡爾出生於1596年，他的傳記寫到這裡似乎就要結束了，因為他出生時身體狀況非常糟糕，幾乎連醫生們也放棄了希望。至於我們這個世界還有個笛卡爾，這個近代哲學的奠基人，我們應當感謝他的保姆，是她使這個孩子健康地活了下來。
笛卡爾上的學校在當時非常有名。其辦學的方針古樸，具有經院哲學學院的特點。笛卡爾很快就成為模範學生：聽話、有責任感、求知欲強。
但那時的他就開始戴面具了，在聽話的學生的表像下隱藏著一個反叛的精神，他暗暗反抗已經不再有生命力的傳統，所有擺在他面前的不言而喻的知識對他來說都值得懷疑，尤其是哲學。笛卡爾不願意學習書本知識，而是私下里研究剛剛興起、遭教會學校禁忌的科學以及哲學領域革命化的轉變，日後他為這一轉變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
他後來回顧道：“一旦年齡允許，我就把自己從對老師的俯首帖耳中解放出來，我便放棄學業。我決定不再找尋其他知識，除了那在我心中和在世界這本大書中才能找到的知識。我將餘下的青春都用於旅行，去宮廷和軍隊，與形形色色的各個階層的人交往，積累各種各樣的經驗，在命運帶給我的事件中考驗自己，思考我在各處遇到的事情，從中得益。”
笛卡爾首先在巴黎找到了“世界之書”。如果說他在什麼地方遇到了大世界，那就是巴黎。他“在幾個僕人的陪伴下”來到巴黎——某個傳記作家這樣寫到，他“陷入娛樂、騎馬、擊劍、誤會和遊玩的漩渦中”。但所有這些似乎也只是新的面具：他忽然從朋友圈子裡消失了，獨自生活了一段時間，誰也不知道他在哪兒，包括家人和朋友。他幾乎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以免被人認出，他就這樣苦苦地鑽研數學和哲學問題。
然而廣闊的世界再一次誘惑他。他決定出遊，並發現最好的機會是去服兵役。於是笛卡爾成了軍人。為什麼理想而戰對他來說並不重要，他既在基督教也在新教旗幟下服過役。他寧願做“演員”而不是“觀眾”。在戰爭中他感興趣的不是人們的自相殘殺，而是他們如何做到這一點，如何設計殺人武器。
就在這樣一個冬季宿營地，多瑙河畔的諾伊堡，笛卡爾獲得了一個重大發現，人們猜想正是這一發現成為他後來的哲學思想的萌芽。他這樣寫到：“我心中升起了美妙的理性之光。”
而其實這一轉變卻是因為他自己。他在研習了“世界這本大書”之後，開始轉向對自我的思考，為此他需要絕對的安靜。他回到了荷蘭，為的是能“在寂寞中”專心研究人類在思想領域的發現，這是對“我迄今所堅信的觀點提出的最廣泛而又徹底的挑戰”。這種有效的寂寞似乎只有荷蘭能夠帶給他。
笛卡爾就在這種安寧中寫下他的作品，但他時刻都要提防這安寧不要被打破。儘管竭力保護自己獨處的機會，幾乎沒有發表出版自己的任何思想。不過，笛卡爾還是受到攻擊，他被指責為無神論者，褻瀆神明。連政府也在公眾意見影響下起來反對他，笛卡爾最終在荷蘭也呆不下去了。
他接受了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的邀請搬到她的王宮，但他必須從此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他以前一般要從中午才開始工作，而女王在早上5點就希望與他切磋哲學問題。這裡的氣氛令他很不習慣，他感慨地說，瑞典是個“熊的國家，處於岩石和冰塊之間”。總之，笛卡爾在北方感覺不好。他還沒有來得及離開那裡就去世了，終年54歲。
笛卡爾是一個戴面具的哲學家。他把他的思想隱藏在奇怪而模糊的詞義中，深埋在自己所關心的事物當中。他大膽地為哲學找到一種極端的新的根據，卻又被它的極端性嚇住，回到舊的思想和舊的信仰的軌道上來。可能處於轉折時期的哲學家都是如此，在創新的路上總是被過去的東西所羈絆。
正是在這種對未來的使命感和對過去的責任感的矛盾中，笛卡爾體現出一種神秘的形象。笛卡爾在數學和哲學這兩個領域作出了卓越貢獻，尤其是他發明的解析幾何。此外，更重要的是，他嘗試將數學的精確方法運用到哲學中，使哲學像幾何學一樣確定和明晰，改變了因不確定性而造成的意見紛爭。正如他說過的，他在這方面的努力，就是為了使哲學從掩埋它的黑暗中重見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