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數千年曆史中，雖先後有華夷之別，士族與寒族的對立，地方和貧民的區別，但將兩者截然對立起來，並將之確立為國家政策的則極少見。元朝分人為四等，可算是一個特例。元統治者為減少各族人民的反抗，維護蒙古貴族特權，在建國之初就採取民族壓迫政策。在戰爭中，他們採用分而治之的辦法，用已征服的民族去對付未征服的民族。最早征服的在地位上就比後來的要高一些。這樣，就逐漸構成了一個民族等級。元代法律將人分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第三等漢人，第四等南人。四種人又可分為兩類。蒙古、色目為一類，漢人、南人為一類。
中央和地方官吏的正職是漢人和南人無權問津的，即使皇帝想給漢人、南人這樣的官職，蒙古貴族也不允許。這條法令就是為維護蒙古貴族的特殊利益而設立的。蒙古人以征服者的身份自居，自以為高人一等，當然不肯俯首聽命於被征服的漢人和南人。在政府機關中，蒙古人任正職，漢人、南人只能充當副職。如地方上的官吏，以蒙古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回回人充同知，形成定例。同知、總管互相牽制，都要服從達魯花赤的指揮。在科舉上也有區別，分進士為左右兩榜，蒙古人以右為上，因而在右榜上的蒙古、色目人都算上選，而列為左榜的漢人與南人就要低一級。蒙古人由科舉出身者，一正式委任就是從六品官，而色目、漢人、南人則遞降一級。所以元代儒生文人牢騷最多。陳高有詩云：“客從北方來，少年美容顏。繡衣白玉帶，駿馬黃金鞍。捧鞭揖豪右，意氣輕丘山。自云金張冑，祖父皆朱；不用識文字，二十為高官。市人共咨嗟，夾道紛駢觀。如何窮巷士，埋首經卷間，年年去射策，臨老猶儒冠。”從中可見當時的知識分子心中是多麼不平。
知識分子升官無門，空有滿腹才華卻無用武之地，老百姓則連生命都無法保障。四等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政治上的待遇和經濟負擔，均有不同。殺人償命是理所當然，可蒙古人殺了漢人卻不用償命，隻流放到邊疆而已。漢人傷了蒙人，就會招來殺身之禍。成吉思汗曾頒布法令，蒙古人殺一個穆斯林罰黃金四十兩，殺一個漢人只賠償一個約等於一頭驢子的財產。蒙古人毆打漢人，漢人只能向司法部門申訴，不能還手。蒙古人酒醉打死漢人，只要出錢埋葬死者，就可了事。漢人、南人不准集體打獵，不准舉行宗教活動，不准私藏刀槍箭矢等武器。人與人之間的差別竟然如此之大。
在四等人之外，還有一個十等人的說法，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盜八娼九儒十丐。知識分子排在倒數第二，僅比乞丐強一點，連強盜和娼妓都不如，“臭老九”的說法就由此而來了。在蒙古貴族看來，漢人和南人無論讀書與否都僅僅是俘虜而已，留他一條性命充作苦力就算優待有加，根本不必當人看。蒙古貴族文化落後，只重僧道醫工，不知發揮讀書人的長處，不對他們大加殺戮就已十分寬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