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劉備對孫權說，北人善騎馬，南人善乘船。其實在春秋以前，北方華夏族的人也不騎馬，中原地區的戰爭與交通皆用馬車，馬只是駕車的，不用於騎乘。唐代孔穎達在《禮記·曲禮上》的注中寫道：“古人不騎馬，故經但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說的正是這種情況。一直到了戰國時代，趙武靈王學習游牧民族，穿胡服，習騎射，中原地區才開始將馬用於騎乘，戰爭也由車戰為主轉入騎戰為主的時代。
趙武靈王在位期間，正處在戰國中後期，列國間戰爭不斷，兼併之勢愈演愈烈，各諸侯國均發憤圖強，以立於不敗之地，進而吞併諸國，稱霸華夏。當時，趙都邯鄲，疆土主要有當今河北省南部、山西省中部和陝西省東北隅，其周圍被齊、中山、燕、林胡、樓煩、東胡、秦、韓、魏等國包圍著。時人稱趙為“四戰之國”，其形勢之險惡可以想見。趙武靈王即位前，趙的國勢很弱，往往無力抗擊二、三等小國中山、林胡的侵擾。趙武靈王即位後，在實行“胡服騎射”前的18年中，趙屢敗於秦、魏，損兵折將，國力大衰，還不得不忍辱割地。林胡、樓煩也乘此機會，連年向趙發動軍事掠奪，趙國幾乎沒有還擊之力。
在嚴峻的形勢面前，趙武靈王決心發憤圖強，以振興日漸衰弱的趙國。他客觀地分析了當時趙國的實際情況和所處的環境，認真研究了壯大趙國力量的辦法，以超凡的才略和氣魄，毅然拋棄了中原傳統的衣冠制度和作戰形式，大膽學習北方游牧族軍事上的優點，下令在全國推行“胡服騎射”。他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趙國被動挨打的局面，削除中山國這個“心腹之患”，進而繼承先祖趙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諸胡”的事業，僅靠中原傳統的步兵和戰車配合作戰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為笨重的戰車只宜在較為平坦的地方作戰，在復雜的地形中運轉十分不便，眾多的步卒也無力對付那奔馳迅猛，機動靈活的騎兵。必須學習諸胡的長處，壯大自己，才能免於被動挨打。以騎兵對抗騎兵，才是增強趙國軍事力量的唯一出路。同時，只有改中原地區的寬袖長袍為短衣緊袖、皮帶束身、腳穿皮靴的胡服，才能適應騎戰的需要。在普遍以中原正統和華夏禮樂文化自負的氛圍中，他敢於改革傳統的輿服制度，而取法胡人的服飾習俗，顯示出他的雄才大略、宏大氣魄。
胡服騎射不單是一個軍事改革措施，同時也是一個國家移風易俗的改革，是一次對傳統觀念的更新。因此，在施行之初，阻力很大，不僅平民百姓不願接受，朝廷內意見也難以統一。以公子成、趙文、趙造、周紹等人為代表的貴族官僚，抱著“循法無過，修禮無邪”的傳統觀念，拒絕胡服騎射。他們或公開反對，或稱疾不朝。群臣也都不願意穿戴胡服，怨言四起。在這樣巨大的阻力面前，趙武靈王沒有灰心，他以堅定不移的信念和毅力，耐心說服教育，以理服人。由於胡服騎射順應時代的要求，代表趙國的利益，符合人民抗拒強敵侵擾的願望，加上趙武靈王采取合理有效的方式，自上而下逐步推廣，最終胡服騎射在全國范圍內迅速展開。
胡服騎射初見成效，趙武靈王即攻占了原陽（今內蒙古呼和浩特東南黑水河南岸）。這裡草原遼闊，水草豐美，是一處良好的天然牧場，也是訓練騎兵的理想場所，加上這裡的人民素有騎射的習尚，容易取得成功。於是，此地便成了胡服騎射的訓練基地。在初步取得成功之後，又推廣到全國。
趙武靈王在推行胡服騎射的過程中，通過在全國，特別是在北方邊境地區人民中招募善於騎射的人，改組部分步兵為騎兵，收編邊地游牧族的胡騎等途徑，迅速建立了一支強大的騎兵部隊。並通過在代地經營胡馬和迫使林胡王獻馬等渠道，獲得了大批良馬，為騎兵部隊的建設提供了重要保證。
隨著軍事改革的發展，趙國的軍事力量迅速得到加強，多年來被動挨打的局面為之一變。趙國在東北方向攻滅“心腹之患”中山國，在西北打敗林胡、樓煩，一躍成為北方的軍事強國，其軍事力量影響到武靈王死後的若干年。以致在各國“縱約”瓦解，紛紛獻地事秦之時，只有趙國尚能屢敗秦軍，威懾匈奴。
趙武靈王在推行胡服騎射，打敗林胡、樓煩後，在北方修築長城，東起無窮之門（今河北張家口外），向西沿陰山直到高闕塞（今內蒙古五原西北黃河東流處），置軍戍守，並實行進步的民族和睦政策，使邊地免除了胡騎的侵擾，保護了邊地人民的生產和生活，鞏固了北方邊疆，加強了局部統一，為後來秦漢統一北方邊疆奠定了基礎。趙武靈王在北邊新開闢的地區設置了雲中、雁門、代三郡，解放內地依附於吏大夫的奴隸，讓他們充實九原等地，加速了封建化的進程，開發了廣大邊地。
胡服騎射的影響不僅局限於當時，它對以後中國社會的發展也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趙武靈王變胡服是出於騎射的客觀要求，但事實上，胡服不僅只適應於作戰的需要，它比中原原來的衣冠更便於人們的生產勞動與其他社會活動，從而在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除當時楚、齊兩國已有人效法外，漢代即已成為官定武服。北朝投降，文武官員皆著胡服，後來一般百姓，甚至婦女、兒童也逐漸穿上胡服。胡服的優越性日益被中原人民所接受，漸漸成為漢民族服裝的一個部分。
趙武靈王倡導的習騎射對於此後中國的戰爭與交通也有很大的影響。它標誌著我國由車戰時代進入騎戰時代，這在中國軍事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隨著騎射的發展，馬便逐漸用於騎乘，大大加強了各地區間的交往與聯繫，促進了各地間，尤其是中原漢族與邊地各少數民族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可以說，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導致了中原華夏族與北方游牧族的文化融合，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