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公治學方法極新極密，今年僅五十一歲，若矮延十年，為中國學界發明，當不可限量
——梁啟超
十七年家國久魂消，猶餘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籤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陳寅恪
中國的詩話和詞話歷來發達，在用詞話這種形式評論詞作、闡發詞學觀點的無數著作中，王國維的以其深厚的哲學功底，敏銳的美學眼光，以及對詞的獨特理解，成為近代以來影響最大的一部詞學著作。
王國維，初名德楨，後改國維；字靜安，亦字伯隅；初號禮堂，後更為觀堂，又號永觀；1877年12月3日出生於浙江海寧；1927年6月2日自沉於北平頤和園內昆明湖中，以50歲的大好年華為自己劃上了悲劇的句號。
王國維少年時期受到了較多的舊式教育，但對舊學興趣並不大，常讀塾師規定以外的書籍。 15歲左右才華開始顯露，被推為海寧四才子之第一。然而科舉場上的接連失利，使他選擇了“棄帖括而不為，繼舉業而不就”的道路，開始了另一條學習之路。 22歲時，王國維到上海，先在梁啟超的《時務報》工作，後又在羅振玉的東文學社學習，很得羅器重，由羅資助留學日本，回國後歷任南洋公學等校教師、學部總務司行走、圖書館編譯、京師大學堂教習。辛亥革命後，王國維曾在溥儀宮中作溥儀老師，以清朝遺老自居，後應清華大學之聘，任研究院教授，終因難割斷與前朝的精神紐帶，內心衝突不能自已，投身昆明湖。
王國維是近代以來最有成就的學者之一，一生學術成就斐然，對甲骨文、金石器物、古代史、西北史的研究造詣都很深，在戲曲、詩詞方面的研究也極見功底，而且善作詞，自云“雖所作尚不及百闋，然自南宋以後，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餘者”（《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15冊第21頁）。他的著作甚豐，在文學研究方面的貢獻，除研究古代戲曲的《宋元戲曲史》等外，還有。
是王國維詞學觀點的一次全面性總結。它是針對清代詞壇、總結五代以來詞的創作經驗的產物。清代以來，詞壇諸家，大都籠罩在南宋詞的影響下，王國維認為這是詞的衰落，是南宋到清代詞的不幸。他認為，根本的問題是南宋以來的詞人只求文字聲律而不求“意境”或“境界”。因而，他提出了“境界說”，企圖以此糾偏補弊，端正詞的創作方向。
“境界說”是的基本論點，也是王國維詩詞美學的核心。在中，第一條就開宗明義提出了“境界”在詞創作中的絕對地位：“詞以境界為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那麼，究竟什麼是境界呢？王國維認為：“境非獨謂景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可見，王國維所謂的有境界的作品，不僅是對客觀事物的形象化描述，而且包含著詩人的獨特感受和感情色彩。
在王國維看來，境界不僅有賴於內容，而且還有賴於對作品內容的表達。他說：“境界有二：有詩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詩人之境界，惟詩人能感之而能寫之……若夫悲歡離合、羈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詩人能寫之，故其入人者至深，而行於世者尤廣。”言下之意，詩人的作品之所以能感人，一是由於作者獨特的感受力、觀察力，能於常見之處發見其獨特的東西；二是由於詩人“能寫之”，具有常人不具的表達能力。所謂“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便是指的這種感知力和表現力的特殊。王國維把“境界”視為評價詩詞的根本標準，認為“文學之工不工，亦視其意境之有無與其深淺而已”。
王國維按照審美範疇把境界分成“有我之境”和“無我之境”兩種：
“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鞦韆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裡斜陽暮”有我之境也。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
以感情傾向是否在作品中明顯表露出來對抒情方式進行了區分，反映了物與我，我觀物的方式上的區別。從嚴格意義上講，這二者並無高下低劣之分，不過王國維的態度確實是更欽慕“無我之境”的，“無我之境”體現了中國文學的一種理想，體現了儒道兩家文化對人格的理想追求。
圍繞著境界的創造，王國維中還論述了作者的修養、創作技巧等問題。他認為，作者必須有“內美”和“修能”兩個方面的修養。就“內美”而言，詩人最優良的品質是“真”，所以他喜歡李後主之無世故之態，讚賞納蘭性德的真切、自然，無矯揉造作。而能力方面，他認為作家要“能入”，“能出”，進入對象，又高出對象，方能寫出真實深刻的作品。
“境界”之說本是源遠流長，然而王國維之前所論“意境”、“境界”者，多是一些空洞理解，或者抽象界定，缺乏具體準確明白的闡釋和專門的系統研究。王國維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發展出了系統的“境界”理論，將印象的、即興的、評點式的改變為思辨的、理論的、系統化的，以“境界”為理論核心，構架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其影響至今不衰，對文學理論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他在中運用的西方理論思辨方法，吸收了西方文學的理論成果，也為當時中國文學研究詩詞的學者合理引進西學開闢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