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說過：“讀史不難，難在論史。”王船山就為著體現這一句話，所以寫了一本《讀通鑑論》出來。王船山的《讀通鑑論》，現在看來，不一定是一本好書，但王船山確曾教人以讀史的方法。知道歷史不難，難就難在如何把歷史作為我們的滋養料。
——美·梁厚甫
湖南人傑地靈，有著非常深厚的人文傳統，曾國藩和王夫之就都是湖南土生土長的大家。其中衡陽王夫之，是清初詩文成就卓著的大儒，愛國憂時的民族正氣和縝密深厚的學術功力，交融在他的詩文中，直接啟迪了一代文風。後人在整理清代學術史時，把王夫之與顧炎武、黃宗羲一起並稱為清初三大家。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湖南衡陽人，人稱船山先生，於明萬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壬午科舉人。 1643年，農民起義軍勢力非常壯大，張獻忠曾邀他參加農民軍，他拒絕了。 1644年，清兵入關，不斷往南推進，王夫之和友人管嗣裘一起在衡山起兵抗清。兵敗，逃到廣東肇慶，效力於南明桂王政權，對桂王政權里許多人結黨爭權深表不滿。不久，他見大勢已去，辭職還鄉，長期住在湖南湘西苗瑤山區。他隱居在衡山石船山麓，極艱苦的條件下，以著述終其身，共計成書數十種，達300餘卷。
《讀通鑑論》是王夫之有關古史評論的代表作之一。 《讀通鑑論》是王夫之閱讀司馬光的歷史巨著的筆記，全書30卷，其中秦1卷，西漢4卷，東漢4卷，三國1卷，晉4卷，宋、齊、梁、陳、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敘論》4篇為卷末。
《讀通鑑論》不是一部單純的歷史著作，它是閱讀另一部歷史巨著的筆記，其中每一節都是針對《通鑑》所記的某一段史實而發的議論，如果不參照而單讀《讀通鑑論》，就會弄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另外，這部書是一個思想家的歷史沉思錄。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際那段血與火的歷史之光，又積澱了一個當時心境極為痛苦與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
王夫之是一個忠於明王朝，又具有濃厚漢民族意識的文人。對於明亡於清這一事實，他從其字裡行間透溢出痛苦和悲憤。王夫之強調民族利益至上，高於君臣之義，所以他對歷史上損害民族利益的人和事痛加斥責。西漢武帝時，李陵兵敗投降匈奴，史家司馬遷為之開脫投降之罪，這是《史記》的一大敗筆。王夫之沒有受其影響，在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驅動下，他認為“司馬遷挾私以成史”，“為李陵文過”，“李陵之降也，罪較著而不可掩”。司馬遷說李陵投降是假，內心忠於漢朝是真，王夫之認為不可信，“如曰陵受單于之製，不得不追奔轉戰者，匈奴豈伊無可信之人？令陵有兩袒之心，單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與漢將相持乎？即使真的伺機主動歸漢，亦是“大節喪則餘無可烷也”。但是，他並沒有簡單地借古史來發洩自己的民族義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論具有巨大的現實感。明亡後，若干史學家探討其滅亡原因，或批評政治混亂，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擊君主專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為代表的批判專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為深刻。王夫之與大多數史學家不同，他不僅具有這種現實感，而且能將其與歷史的沉思融合起來，試圖從中總結出更高層次的歷史哲學來。
王夫之能夠清醒地反觀自身，認為“夷狄之蹂躪中國，亦非必有固獲之心，中國致之耳。”於是他在《讀通鑑論》中，批評君主與大臣聚斂財富，批評君主貪巧自矜濫殺忠良，批評奸臣敗壞綱紀使國家衰微，批評大臣擁兵自重強枝弱幹，批評學風日衰邪說日盛，批評縱客商賈捨本逐末，批評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評幾乎涉及到歷代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在他心目中，前朝舊事只不過是明朝現實而已。
在歷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個啟示，就是“事隨勢遷而法必變”。他從遠古人類的“異於禽獸無幾”與今天人類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備”；從三代的“沈酗”、“淫奔”、“黷貨”與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從三代的封建諸侯與秦始皇改郡縣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歷史的變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個哲理性的結論：“勢之順者，即理之當然者矣。”也就是說，順應歷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王夫之否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天經地義的結論，從歷史變化上指出了順應“勢”者才合天理，無疑是重大的進步。
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曾國荃曾重刻《船山遺書》，共56種，288卷。曾國藩親自校閱其中的部分著作並寫了序言。因為此書刻成於南京，而南京古稱金陵，所以被稱為“金陵本”或“曾本”。隨著王夫之著作的傳播，他的學術成就和歷史地位才逐漸被人們認識，他的影響與日俱增。維新志士譚嗣同在《仁學》一書中盛讚王夫之，他說：“五百年來學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