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
——袁宏道《敘小修詩》
萬曆年間，明代詩文發生了巨大變化，文壇上出現了公安派，其為首的是袁氏兄弟，即宗道，宏道和中道，尤其是袁宏道。他們的詩文理論和實踐，從思想上突破了儒學傳統，文學上突破了復古的傳統。周作人先生在他的小冊子《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將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源起追溯到三袁，將他們的文學倡導與胡適的白話運動作了類比，指出他們實一脈相承。雖然，這只是一家之言，但也指出了三袁在文學史上的先導作用。沒有三袁，也不會有後來的竟陵派和張岱等人的出現，而湯顯祖等人也曾頗受三袁影響。到了清代袁枚的文學主張也與三袁遙相呼應。顯然公安三袁在文學史上的意義遠遠大於他們的文學本身的價值。
袁宏道（公元1568年—1610年），字中郎，又字無學，號石公。湖廣公安（今屬湖北）人。萬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中舉人。次年入京赴考，未中。返鄉後曾問學李贄，引以為師，自此頗受李贄思想影響。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中進士。不仕，與兄宗道、弟中道遍遊楚中。萬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選為吳縣令，饒有政績。不久解官去，遊覽江南名勝。後又授順天教授，補禮部儀制司主事。兩年後又辭官返裡，卜居柳浪湖畔，潛學著文，並作廬山、桃源之遊。萬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入京補儀曹主事，不久又辭去。兩年後再入京，擢吏部主事，轉考功員外郎，奏立“歲終考察群吏法”，其後成為定制。萬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遷稽勳郎中，赴秦中典試。事畢請假歸里，定居沙市。留後世《袁宏道文集》。與他的兄弟並稱“公安三袁”。
袁宏道生在世間讀書人崇古已到惟古是從卻不知變的階段，稍稍敏感度強些主題意識多些的文人都會覺得被古人的遺產壓得呼吸不暢。但因“只知有漢，不知魏晉”，便不知如何改變。等到與李贄相遇，恰如揭開了一塊天窗，“始知一向掇拾陳言，株守俗見，死於古人語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看袁宏道《敘小修詩》、《敘陳正甫會心集》諸篇，倚勢築屋，趁機傳道，將自己的文學主張反复宣揚，造成一股不小的話語勢力，這也是一個新流派形成的必須之舉。
袁宏道的文章按著自己的主張，不拾他人殘唾，只要自己真實貨色。但要為某一方向搖旗吶喊，總不免喪失分寸。對於他與他的兄弟們來說，這是“前無古人”的事，沒有可以藉鑑的榜樣。任何值得參考的例子都有可能重新與復古派同流合污。 “只要法人所不能發，句法字法調法，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此真新奇也。”他們讀書不少，卻不屑也不敢在自己的文章中使用，任何經驗都成為虛空。於是，他們在自己所倡導的文學道路上，不可避免地處於幼稚而偉大的童年。
袁宏道等人首先遇到的是語言問題，書中的文言顯然是不合“童心”的古人遺物，只有自己日常的話語才真算是自己的語言。於是三袁的文字淺白，近似於當時的白話了。但如此一來就很容易落入“過流”的陷阱，叫人如喝白開水一般，順暢得很，又品而無味。而他們的作品大多是日常使用的書牘記序，他們開創的是被後人稱為小品文的文體。朱光潛先生曾這樣描述小品文的特點：“就大體說，隨感錄這一類文章是屬於'悟'的。它們沒有系統，沒有方法，沒有拘束，偶有感觸，隨時記錄，意到筆隨，意完筆止，片言零語如群星羅布，各各自放光彩。”三袁都喜尚的禪宗的“頓悟”精神必然影響了他們的行文意念，由點帶出，隨意而至，無需刻意整飭造成結構之力。
隨意之文，需有豐富多樣的內容，厚積薄發的思想與激盪委曲的情感做後盾，方可造成叫人停頓的“澀”處，讓讀者也嚐到“悟”的妙趣。如上所說，他們在文壇很早就形成的前驅地位與官場的得意生活限制了他們的視野與體驗。再者他們雖欲流自性靈，抒發自我，但他們缺乏造成委曲激蕩的絕立孤獨境界。他們雖與復古派文見相左，然而他們內部一直是一個親密和睦的團體。兄弟間的親情加上文學上的同道將他們的情感牽繫得愈發緊密無間。手與足的交流何必遮遮掩掩，虛虛實實，又哪有除了親切體貼之外的更複雜多變的情感？將心整個地交出，尚嫌筆不能隨心，文字不夠真切。在他們動筆之時，除了那些有關論文學主張的文字，面對他們的假象讀者是至親與密友，而不是需要說服與感化的對手。而這層關係又影響著他們的為文處人，擴散進整個文風。等二袁逝去，袁中道孤身一人，也是更多的將孤獨感轉為對二位兄長的懷念與對參禪的深入。對禪宗的喜好，又抑制了各自的自我張揚，最多是寄情山水了。 《袁中郎尺牘·徐漢明》裡，袁宏道在玩世、出世、諧世、適世這四種人中也只願做適世者。 “雖於世無所忤逆，而賢人君子則斥之惟恐不遠矣。弟最喜此一種人，以為自適之極，心竊慕之。”這就是一種不明不暗的中庸狀態了。袁宏道的後期文章更趨於平淡，看來也理所應當，就是多活幾年，大概也不過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