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四十種所以繼《明言》（指、初名《古今小說》）《通言》（指）而刻也。 “明”者，取其可以導愚也。 “通”者，取其可以適俗也。 “恆”則習之而不厭，傳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義一耳。
——《醒世恆言序》
“三言”流傳之廣、影響之大堪稱我國許多文學作品、電影和電視、戲曲的源泉，如感人的《白蛇傳》源自《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幽默的《三笑》源自《唐解元一笑姻緣》等。特別是京劇和崑劇的很多傳統節目均改編自“三言”，如《十五貫》源自《十五貫戲言成巧禍》，如《杜十娘》源自《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玉堂春》源自《玉堂春落難逢夫》，《棒打薄情郎》源自《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等等。 20世紀50年代，上海電影製片廠將《灌園叟晚逢仙女》搬上銀幕。
“三言”即、、，由馮夢龍編選。 “三言”代表了明代擬話本的成就，是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寶庫。這三部小說集相繼輯成並刊刻於明代天啟年間。 “三言”各40篇，共120篇，約三分之一是宋元話本，三分之二是明代擬話本，裡面也有馮夢龍本人的作品。
馮夢龍（1574年—1646年），字猶龍，一字耳猶、子猶，別號有蘇詞奴、顧曲散人、墨戇齋主人、茂苑野史民等。明長洲人。才情跌宕，博覽群書，尤通經史。他生活於明代末年，受市民階層思想影響很大，善於詩文，才華橫溢，和他的哥哥馮夢桂，弟弟馮夢熊並稱“吳下三馮”。但是科舉不得志，晚年才補為貢生，任過丹陽縣訓導和福建壽寧知縣。在任期間，他為官清廉，勤於施政。清兵入關，參與抗清活動，後憂憤而死。
馮夢龍終身致力於通俗文藝的改編、整理和創作。他是明朝繼羅貫中、熊大木之後的著名通俗小說家。他曾鼓勵書坊重價購刻，增補改編長篇小說《平妖傳》、《新列國志》，還創作過戲曲《雙雄記》、《萬事足》，並改編過別人的多種劇本，合而稱為《墨憨齋定本傳奇》。此外，他還編輯刊印過民間歌謠集《童痴一弄》（《掛枝兒》）和《童痴二弄》（《山歌》），編纂《太平廣記鈔》、《古今譚概》、《智囊》、《情史》等。馮夢龍在文學史上最大的貢獻則是編輯了“三言”。
“三言”的很多作品，對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黑暗採取了大膽的揭露和批判的態度。 （《古今小說》）第40卷《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這篇小說，以明代嘉靖年間發生的真實事件為基礎，寫了沈煉一家和嚴嵩父子鬥爭的動人故事。 《明史·沈煉傳》和江盈科所撰《沈小霞妾》，對此歷史事件和人物都有記載。這篇小說通過這個歷史故事歌頌了忠臣賢士的崇高品格，鞭撻了權奸佞臣的卑劣行徑，從而反映了明代的社會現實。沈煉以諸葛亮為楷模，高風亮節，敢於與嚴嵩父子鬥爭到底，是一個忠臣的典型；聞淑女，作為一個地位低下的妾而勇於犧牲，機智勇敢，也是一個難得的賢者；賈石，本與此案無涉，但他明辨是非，為朋友兩肋插刀，正氣凜然，是一個令人敬佩的義士。作品正是通過這些人物形象而歌頌了正義。作品中對社會地位卑賤者的歌頌，尤為可貴。與此同時，從嚴世藩到楊順、路楷、乃至張千、李萬，又構成了專權驕橫、趨炎附勢者的形象系列，作品又通過這一系列人物而鞭撻了邪惡。這篇小說情節曲折，線索明晰、層次分明，充分體現著話本小說的特點。
“三言”中描寫愛情的作品，也取得了新的成就。 《賣油郎獨占花魁》（）和《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是兩篇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兩個故事中的女主角，都是名妓，但她們在經歷了王孫公子的追歡取樂之後，都真誠地追求真實的愛情，並為此不惜犧牲一切。但是，由於兩個故事中的兩個男主人公，秦重和李甲的觀念和性格不同，故事的結局也相異：一個是喜劇，一個是悲劇。秦重是地位低下的賣油郎，但他誠實善良，對美娘一往情深，因此贏得了花魁娘子的敬重與信任，結成美滿姻緣。對此，作品是予以讚美的。李甲是富家子弟，他雖然對杜十娘也曾真誠愛戀，但他屈服於社會、家庭的禮教觀念，再加上孫富的破壞，最後終於背叛了愛情，造成了杜十娘投江的悲劇。作品對杜十娘寄予極大的同情與讚美，對李甲、孫富給予無情的揭露。這兩篇作品的結局不同，但其中所表現的愛情觀念，都是應予充分肯定的。
“三言”中還描寫了商人的故事，表現了這一社會階層的生活和觀念，也反映了明代城市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狀況，如《施潤澤灘闕遇友》（）、《沈小官一鳥害七命》（）、《新橋市韓五賣春情》（）、《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等篇。其中蔣興哥的故事，相當深刻地表現了商人在愛情觀念上與傳統的貞操觀念的巨大差異。蔣興哥外出經商，新婚妻子王三巧雖然日夜盼望丈夫回來，但因陷於孤獨寂寞之境，便與客商陳某發生了關係。當蔣興哥知道後，儘管經過很多波折，而最後仍與王三巧生活在一起，傳統的貞操觀念，在這裡是寫得很淡漠的。
“三言”作為話本和擬話本，在藝術上都明顯地保留了話本的特點，如情節曲折，故事性強；語言口語化，樸實自然；塑造人物，主要是在情節發展中完成，而且善惡十分分明，性格特點十分突出，但它的篇幅加長了，主題思想更集中，人情世態的描繪更豐富，內心刻畫上也更細膩。馮夢龍編輯“三言”，有明確的警世勸戒的目的。這一方面充分錶明馮夢龍對通俗小說的社會作用有深刻的認識，當然另一方面也應指出，作為一個封建文人，他所要發揮的“警世”作用，還是以封建道德觀念為基礎的。因此，“三言”的很多篇章，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封建的世俗說教和低級趣味。但是，無論如何，作為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寶庫，“三言”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都是不可低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