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世諸史之列傳，多藉史以傳人；《史記》列傳，惟借人以明史。故與社會無大關係之人，並不限於政治方面，凡與社會各部分有關係之事業，皆有傳為之代表。以行文而論，每敘一人，能將其面目活現。
——梁啟超
《史記》幾乎會出現在所有的必讀書目中。其實沒有比讀《史記》更激動人心的了，經太史公的精心選擇，那一個個的歷史人物無不寫得龍騰虎躍，讀之，讓人不得不佩服太史公的才情。魯迅稱讚《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這是對《史記》在史學和文學史上卓越成就的精闢評價。
司馬遷出生在黃河之濱的龍門（今陝西韓城附近），自幼聰穎好學，青年時代四處漫遊，獲得了許多書本上沒有的珍貴的第一手材料，為撰寫《史記》積累了很多生動活潑的素材，同時也為《史記》那種“其文疏盪，頗有奇氣”（蘇轍語）的語言風格提供了豐富的生活基礎。其父司馬談，熟悉史事與天文地理，漢武帝建元初年（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5年）任太史令，他早就有意論載“天下之史文”，但始終沒有如願；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任太史令，此後不久，開始著手撰寫《史記》。公元前98年，正當司馬遷全力以赴寫作《史記》時，遭李陵之禍下獄受腐刑。司馬遷以先賢鼓勵自己，雖遭大辱，也要完成《史記》，終於用了大約16年的時間寫完了這部52萬餘字的著作。
司馬遷一方面深受《春秋》的影響，撰述《史記》要明辨是非善惡，另一方面，他還要在《春秋》的基礎上作創變突破，把史學從政治和道德評價的範圍引向對歷史探索的園地，使其成為名副其實的史學。
如何使史學真正擔負起研究歷史的任務，司馬遷在給任少卿的信中作了敘說：“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絡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漢書·司馬遷傳》）
作為一個優秀的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形成了極具個性的風格，對後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史記》首創了紀傳體通史的體裁形式。史書編年體的體裁形式有兩點嚴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歷史事件前後的聯繫，二是不能突出表現人在歷史上的作用與地位。編年體的不足引發了司馬遷對史書撰寫的框架提出了一個全新構想。紀傳體史書以人物為中心，結合記言、記事，這種體裁的史書可以更多地反映各類人物在歷史上的活動，記述範圍廣泛，便於突出一定歷史時期的發展形勢。
《史記》主要由本紀、表、書、世家、列傳、史論組成，記載了上自黃帝，下到漢武帝時期近3000年的歷史；精心結構、謀篇佈局，表現了結構美。全書共130篇，中本紀12篇，記載歷代帝王世係與國家大事，及帝王本人事蹟；表10篇，記載帝王、諸侯、貴族、將相大臣的世系、爵位與簡要的政治事蹟；書８篇，分別記述天文、曆法、禮、樂、封禪、水利、經濟等典章制度和有關自然、社會情況；世家30篇，主要記述西周、春秋、戰國時期諸侯的世系及歷史，漢代丞相、功臣、宗室、外戚、孔子和陳涉的事蹟；列傳70篇，是全書的主要部分，記述社會各階層、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及各少數民族和鄰國的歷史；全書大多篇章後都有“太史公曰”，是作者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評論及一些史實的補充，書的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敘述司馬遷自己的家世和事蹟，以及撰寫本書的經過、意旨及作者的史學見解。
《史記》紀傳體的創造，為後世紀傳體史書的編纂樹立了楷模，對中國史學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後來的史學家撰寫紀傳體史書，在體裁上基本都是沿著《史記》的路子走的。
其二，體現司馬遷個性的不僅是他創造了紀傳體通史的體裁，還有他那獨特的文學風格。司馬遷具有高超的語言藝術，他運用時代語言，刻畫歷史人物的性格、特點，生動而簡練。 《史記》的人物傳記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節，簡練生動，繪聲繪色，一些人物和故事流傳至今。司馬遷將我國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難以企及的高峰。韓愈、柳宗元、歐陽修、蘇軾、歸有光等，他們以《史記》為典範，反對具有種種不良傾向的文風，推動他們倡導的古文革新運動。至於太史公“筆法”、文章的氣勢、韻味等，更是後代作者揣摩、效法的重點。漢以來的許多作家作品都從《史記》中得到過有益的啟發，傳記文學乃至小說更是直接或間接地受《史記》的影響，它對我國古典小說傳統風格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史記》的問世，為中國史學，為世界史學，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司馬遷是中國文化偉人，也是世界文化偉人，《史記》被譯成英、法、日、俄等文字廣泛傳播。 1955年，蘇聯科學界推尊司馬遷為“世界文化偉人”，隆重紀念他誕生2100週年。蘇聯歷史學家將司馬遷和被稱為歐洲“歷史之父”的希羅多德相提並論，足見司馬遷和《史記》的地位和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