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為鑱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
——蘇洵
過去有一個小孩子，他的父親很早就死了，母親守節。他們居住的地方離墓地很近，孩子學了些喪葬、痛哭這樣的事。母親想：“這個地方不適合孩子居住。”就帶著孩子離開了，將家搬到了街上，離殺豬宰羊的人家很近，這個小孩兒就模仿起做買賣和屠殺的活計。母親又想：“這個地方還是不適合孩子居住。”又將家搬到學宮旁邊。夏曆每月初一這一天，官員進入文廟，行禮跪拜，揖讓進退，孩子見了，一一記在心上。母親想：“這才是孩子居住的地方。”就在這裡定居下來了。
這個小孩子就是先秦儒家學派重要代表人物，被尊為“亞聖”的孟子，這個故事也就是廣為傳誦的“孟母三遷”。
孟子名軻，鄒國（今山東鄒城市）人。後來孟子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成為孔門後學。他以孔子為榜樣，懷著治國平天下的抱負，遊歷各諸侯國，向統治者宣傳他的王道思想、仁政主張。但諸侯為了富國強兵、爭霸天下，紛紛採納法家和兵家的學說，認為孟子過於迂闊，沒有立竿見影的效果。這使得孟軻也像孔子當年一樣，四處碰壁，終不得志。晚年回到故鄉，從事教學和著述。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樂事，培養了一批著名的學生，如公孫醜、萬章、樂正子等。他和學生們一起，將自己的思想言論整理成《孟子》一書。
《孟子》一書，共7篇，每篇又各分上下，依次為《梁惠王》、《公孫醜》、《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篇名取自每篇開頭的幾個重要的字，沒有特定的含義。 《孟子》思想的核心是性善論，他認為人都有天賦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也就是仁、義、禮、智人之四端的萌芽，這是人與禽獸的區別之所在，而惡則是後天受到外界影響才產生的。孟子強調，人們只要自覺努力，都可以成為像堯舜那樣道德完善的聖人；只要盡心、知性就可以知天，事天的途徑就是修養心性。在人性善的基礎上，孟子形成了仁政學說，提出了民貴君輕的命題，強調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在修養方面，孟子強調人的道德價值和道德自覺精神，明確提出了“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在生與義二者不可得兼時要“舍生取義”，還提出了要養浩然之氣，培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提出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要自覺接受艱難困苦的磨練等極有價值的思想，這些思想對於我們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形成有深遠的影響。有因於此，孟子的文章也氣勢雄偉宏大，感情真摯熱烈，長於說理和論辯，是先秦諸子散文的代表作，為後人所推崇。
《孟子》行文最大的特點在於“勢”，由於孟子善辯，講起道理來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常常將對方逼問得“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詞鋒犀利，表現出咄咄逼人的氣勢，義正言辭、大氣磅礴；論證一環緊扣一環，層層深入，直達主題，如《告子上》中的“魚與熊掌不能得兼”一節：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鴉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闢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
讀來覺文氣如飛瀑一般，直落而下，不可中斷。而析理，又似剝筍，層層深入，直至中心。
《孟子》的另一個特點是善於運用比喻和寓言來說明事理，形像生動，引人入勝。如在《梁惠王上》“寡人之於國”一節中，針對梁惠王提出“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以“棄甲曳兵而走”的兩種情況為喻，問“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惠王答道“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實際上是批評梁惠王在對待老百姓的問題上，同其他統治者立場是一樣的，只不過沒有別的統治者那麼殘暴罷了。這其中也用了欲擒故縱、請君入甕的手法，引梁惠王上鉤，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其處於非常窘迫的境地。此外還有“拔苗助長”、“緣木求魚”、“一曝十寒”等等，現在已經成為人們經常使用的成語。
孟子文學上的成就，主要就是散文創作，並且對後世影響很大，唐宋時的散文大師，幾乎都以孟子的文章為典範。 《孟子》論辯機敏、文氣浩然、語言通暢、洗練準確，歷兩千餘年，孟子作為思想家的形象仍舊躍然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