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現代新儒學主要是指“五四”運動以後產生於中國的一股文化保守主義學術思潮。被指為新儒學的代表人物雖不盡相同，但大體說來不外乎梁漱溟、熊十力、馮友蘭、賀麟等等。這批學者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和“五四”全盤反傳統的刺激，出於對中國未來前途的憂慮，覺得中國的未來應以弘揚先秦原生儒家精神為根基，接續宋明儒家心性義理之學為核心，謀求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充分吸收西方的科學與民主，在中國建設“三統並建”的現代文化，以期儒家思想在現代乃至未來中國能有一個大的發展。
1949年之後，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社會的指導思想。上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都因種種原因留在了大陸，然而他們的弟子尤其是熊十力的弟子唐君毅、徐復觀等人則轉移到台灣、香港等地繼續活動。
新儒家在大陸沉寂了30年之後，卻於80年代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而再次引起大陸學人的重視。 1985年，第三代新儒家的重要傳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來到北京大學講學訪問達半年之久，並應邀到各種學術會議和講習班作報告，接受記者訪問發表談話，積極宣傳儒學在現代社會中的價值及其“第三期發展”的前景，在大陸知識界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大陸學術界開始正視新儒學的存在及其價值。
1986年3月，國家教委召開文科科研諮詢會，方克立在會上作了“要重視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的專題發言，提出不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研究意義上，還是在當代中國文化討論或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現實抉擇的意義上，都應該開展對新儒家的研究。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當時力主反傳統的代表包遵信也在《北京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發表《儒家思想和現代化》，現代新儒家第三代重要傳人、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劉述先也在台灣東吳大學同年第5期發表《當代新儒家的探索》。他們三人雖有各自不同的立場和學術背景，但基本上都強調開展對現代新儒家的研究具有相當的重要性和迫切的現實意義。
同年底，由方克立主持的“現代新儒家思潮研究”的課題被國家教委列為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重點科研項目。翌年，課題組正式組成並開始工作。他們從最基礎的資料收集工作開始做起，不幾年的時間已可以說成果累累，影響重大。 1987年，課題組在安徽主持召開全國首次現代新儒家思潮學術研討會；1989年在天津主持召開“現代新儒家學案”研討會，有效地推動了新儒家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文化討論的中心是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係問題。由於歷史上儒家思想在傳統文化中佔有特殊的地位，因此傳統與現代化的關係問題便自然歸結到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現代新儒家的觀點受到重視並被提上研究日程，是相當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