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是清末思想家、文學家。其時，龔自珍深感自己所處的時代在衰退。衰世從治世來，還沒有亂，所以表面上似治世，但它正在醞釀著大亂，很快要變為亂世。衰世極可怕，皇帝是庸主，無力、無志、無明、無才，一切政事都會拘守著祖傳的“不可破之例”。大臣是庸臣，他們對皇帝只會“朝見長跪，夕見長跪”，對自己，只會玩車馬，備服飾，練言詞，作律詩。他們專門熬資格，保祿位，顧兒孫，毫不知為政的大體。地方官，靠刑名師爺辦事，而刑名師爺從上到下結成一張大網，他們“析四民而五，附九流而十”，行政大權都操在他們手裡，讀書人，只會作八股文，搞點考據，除了“援古以刺今”以外，別無所能；除了中舉做官以外，別無所事。工商、兵將也碌碌無能。這真是一個“萬馬齊喑”的時代，怎麼辦？只能變法。最好是朝廷自己來變，但清朝是不會自行改革的，希望寄託於“山中之民”，總有一天，“山中之民有大聲音起，天地為之鐘鼓，神人為之波濤矣！”龔自珍相信，打破這種死氣沉沉的局面的時候，就要到來。因此，他寫下了飽含革命思想的、氣勢磅礴的四句短詩：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
龔自珍晚年在江蘇丹陽雲陽書院、杭州紫陽書院講學，但還非常關心國家命運。鴉片戰爭爆發的第二年（1841年），他對東南沿海的防務十分關注，親自給江蘇巡撫梁章鉅寫信，準備跟他面議抗英大計。誰料事未竟，他便不幸逝世，終未遂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