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力求把“仁”推廣於普天下的萬物人類，倡導一種普遍之愛的思想，我們也可以稱其為博愛主義。他說：“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這種“兼愛”的思想通過他在《西銘》一文中的“民胞物與”說，得到了具體的闡發。
其開頭一段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也就是說，從天人一氣、萬物同性出發，人類都是我的同胞，萬物都是我的同伴朋友，整個世界都是一家。在這一家庭結構中，天地是我們的父母，君主是父母的宗子（嫡長子），大臣則是輔助宗子的管家。我們既然都生活在同一個家庭，也就理當順從於父母君臣對我們生活和命運的一切安排。等級是天然的、先天的，所以人應該承認、遵守這種等級，應該遵守倫理道德，這也是天經地義的事，命運的安排，任何人都不能逃避這種義務。
從而，“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慼，庸（用）玉女（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存順沒寧”的意義在於，對於每個人的人生都要遇到的富貴貧賤生死等問題，人們應該以一種隨遇而安的態度去對待。如果你遇到的是富貴福澤，這是天地對你的人生的厚待；如果你遇到的是貧賤憂慼，這是天地用來鍛煉你、以使你成功的手段。那麼，活著，我順從世間的一切；死了，我寧靜悄然地離去。
張載的“民胞物與”說對後來影響很大，它既有調適人的心境、擴展人的胸懷、宣揚普遍的人類之愛意義，也有提倡逆來順受、不作非分之想、維護等級秩序的穩定的意義。它所宣揚的現實之愛有等級（分殊）、然究其始又同歸為一氣（性理）的主張，經程頤之手被概括為“理一分殊”，成為北宋以後整個中國古代社會調適人倫道德關係的根本指導原則。直到近代社會康有為、譚嗣同等思想家從西方引入新的否定等級差別的平等博愛觀，它才最終被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