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與名教的關係上，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要求拋開虛偽名教的束縛而純任自然本性。他說：“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釋私論》）就是說，如果一個人的心神虛靜，他的內心就沒有什麼要追求爭奪的；如果思想豁達，他的情感就不會受到慾望的束縛。內心無求無爭，就可以超越名教的約束而聽任自然；情感不受慾望宰制，就能夠透徹地了解事物，知道什麼才是真正有價值的。嵇康的意思是要說明人應當淡泊名利，不為名教所拘束，不受虛假的榮華富貴所引誘，而按自己的自然本性和真情實感去生活。他自己就是這樣一個按照自己的本性去生活的人。他說他自己在性格上有兩條特別為世人所不容的，一是“非湯武而薄周孔”，二是“剛腸嫉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與山巨源絕交書》）。儘管他自知為世人所不容，但還是我行我素，不曾為了迎合名教的規範而扭曲自己的本性。
那麼，如何才能做到越名任心呢？嵇康認為，主要的問題是公私之分。公私的表現在於“顯情”和“匿情”。一個人雖然行的是善事，但是他行善的思想情感都不公開，卻被隱藏起來，這就叫“匿情”，這些人還是有私。有些人雖然有“矜尚”、“違道”等缺點。但是，如果他的思想感情都是公開的，都不被隱蔽，這就叫“顯情”，這些人還是有公。嵇康認為，這樣講，對於有善行的人和有缺失的人都有好處。有善行的人懂得這個道理，就可以不隱匿自己的真情實感而變得公正；有缺失的人懂得了這個道理，就能夠改正自己的錯誤，向公正發展。這樣，便可以使善人進一步為善，惡人也得到挽救和勉勵。
一個人在生活處事中，不隱匿自己的真情實感就叫做“值心而言”、“觸情而行”。就是說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想怎麼行就怎麼行，這就是“任自然”。任自然必定是公正的，因為這是“顯情”，顯情是公。想怎麼說而不說，想怎麼行而不行，那就是不任自然，不任自然是“匿情”，一定是非的。明白了這個道理，就知道一般人所注意的是非，並不是應該注意的；一般人認為是私的，並不是私的；能夠實現這八個字，就可以“寄胸懷於八荒，望坦蕩於永日”，這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境界。
嵇康對名教的批判有著鮮明的現實針對性。他生活在司馬懿父子當權時期，司馬氏明明要篡奪曹魏的政權，卻聲言什麼以孝治天下，把虛偽的名教當做政治陰謀的工具。嵇康對此深惡痛絕，他在政治上拒絕與司馬氏合作，在思想上對虛偽的名教進行尖銳的抨擊，他“輕賤唐虞而笑大禹”，“非湯武而薄周孔”，實際上正是對司馬氏篡權陰謀的嘲諷。嵇康的言行妨礙了司馬氏的篡權陰謀，於是他的不拘禮教、崇尚自然，在當權者眼裡就成了“輕時傲世”和“有敗於俗”，結果司馬氏集團殘暴地將他殺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