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不滿意儒家傳統培養出來的所謂儒生。他認為兩漢學校教育中所培養的儒生在知識結構上是有嚴重缺陷的，他們的知識只限於五經章句，或知今不知古，或知古不知今。這種人不可重用。
王充主張首先培養博覽古今的通才。 “通人”是比儒生高一等的人才，他的知識結構比較合理，他們廣泛地閱讀各種書籍，但卻不能把所學到的書本知識運用於社會實踐，他們既缺乏理論思辨的能力，又缺乏實際的任事之才，他們的發展前景也是十分有限的。
“文人”就不一樣了，他們“好學勤勉，博學強記”，知識淵博，掌古論今，能把各種社會知識融匯貫通，能把書本知識運用於社會生活實踐，成為稱職的行政管理人才。
“鴻儒”是“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他們是王充理想中的最高級的人才，這種人才能夠“興論立說”，既具有創造性的理論思維能力，又善於實踐，他們不受前人思想束縛，敢於創新。
因此，王充提出教育的培養目標是培養“文人”和“鴻儒”。
至於如何培養出“文人”乃至“鴻儒”，王充有一套自己的理論。他主張要在教育內容上下功夫，即要構建“博覽古今，眾流百家之言”的教育內容的思想。
自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教政策以來，儒家的《五經》成為官學必讀的，甚至是惟一的教材，對經書的注疏解說日趨繁雜，五經博士各立門戶，師法家法極嚴，學術空氣令人窒息。春秋戰國以來百家爭鳴的局面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極大地限制了人們的思想自由和學術文化的發展。到王充生活的東漢時期，對儒經典籍的注疏更雜入陰陽讖緯之說，使儒學“千瘡百孔”，面目全非，甚至許多有名望的學者也如法炮製，隨波逐流。
王充對這種“守信經文”的教學是持批評態度的。他指出這種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是一些“所當知，然而不知”的庸碌無能之輩。甚至有的人連儒家經典中的起碼常識也不知曉，但卻自恃才高，裝腔作勢。王充把那些儒生喻為“腹為飯坑，腸為酒囊”的“死人之徒”。
只有改變上述教育狀況，調整課程內容體系，才能培養出才高智大的“文人”、“鴻儒”。為此，王充提出教學內容不應局限於儒家經典，而應包括道、法、墨等百家之言。也不應僅僅局限在治術之學，而應包括天文、曆算、醫學等自然科學和實用技術；不應僅僅局限在“先王之教”，即對古代知識的傳授上，而應包括對當代知識的探究和掌握上。
總之，王充提倡擴充教育內容，力主學者治學應該“博覽古今，眾流百家”之言，他認為唯有如此，才能培養出“德優”、“才大”，能夠“治百族之亂”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