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從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出發，比較正確地揭示了人性與教育、與環境的關係，充分地肯定了教育、環境對人的成長、發展的重要作用。
首先，在人性的問題上，王充不同於孟子的“人性善”，也不同於荀子的“人性惡”，更不認同董仲舒的“性三品”說，而是提出人性有善惡之分。
王充認為，由於先天禀氣之不同，人的生理素質是有差異的。他說：“實則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也就是說，實際上，人性有善有惡，就像人的才能有高有低一樣。又說：“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多少，故性有賢愚。”
由於時代的局限，尤其是受科學發展水平的局限，王充所說的氣還談不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遺傳素質，但卻包含著這種意思。不管怎樣，王充對人性問題的認識是唯物主義的，是比較科學的。
在承認人性有善惡、人才有高下的基礎上，王充首先闡發了教育與人性的關係。他說：“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意思是說，人性雖然有善惡之分，但是通過教育是可以改變的，這種“性可教而為善”的觀點明顯具有唯物辯證法的影子。
其次，王充肯定了環境對人性發展的影響。他說：“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也就說，環境對人的影響是很大的。
王充把人性與環境的關係做了形象的比喻說明，充分強調環境在人成長發展中的漬染影響作用。
王充在充分肯定了環境、教育對人性的影響作用的同時，提出要通過法律手段，運用政權的力量保障學校教育的實施。他說：“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里之吏，欲令凡眾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要勉。”
在這裡，王充還提醒統治者，對百姓，既要通過教育提高其道德水平和文化修養，又要加強法律的約束，只有“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才能收到治國化民的社會效應，教育雖然能夠“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但卻不是萬能的，社會的穩定光靠教育是實現不了的，它必須配合法律的手段，通過政權的力量才能充分地發揮作用，這一認識是非常深刻的，它使王充沒有陷入教育萬能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