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地理學重要組成部分的地圖，在清代有了較大的發展和變化。除了各種地圖大量出現外，最突出的發展變化是：歷史地圖集的編制和經緯繪圖法在傳統地圖中的出現。
關於歷史地圖集的編制，在中國出現很早。晉裴秀即繪製過歷史地理圖集性質的《禹貢地域圖》18篇。而清代的歷史地圖集的編制，不僅種類眾多，而且在質量、範圍、系統等方面，都有很大發展。
早在清初，胡渭《禹貢錐指》中就附有18幅歷史地圖，清道光(公元1821—1850年)時，李兆洛(公元1769—1841年)主持編繪的《歷代輿地沿革圖》、楊守敬(公元1839—1915年)所繪製的《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和《水經註圖》，更是將清代，以及中國古代傳統歷史沿革地理推向一個新的高峰。
《歷代輿地沿革險要圖》初刊於光緒五年(公元1879年)，計67篇，續刊於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凡71篇。包括《禹貢九州圖》、《爾雅殷製圖》、《職方周製圖》、《春秋列國圖》、《七國形勢圖》等。後幾經增補，1911年刊行，名為《歷代輿地圖》，其中隋代以前各幅地圖，多附有序、表或札記。該圖以清代《大清一統輿圖》為底圖，採用經緯度製圖法和朱墨套印法，以紅色表示清代地名、山川，黑色表示古代山川形勢。據《觀海堂地理書目》統計，這部大型歷史地圖集共分358卷，45個圖組，分裝為34冊。該圖集無論從製圖方法，還是從其通古貫今的系統內容上，都具有極高的科學價值，是清代，也是中國地理學史上空前的地理巨著。它一出版，即廣為流傳，影響極大。
《水經註圖》是楊守敬的又一部歷史地理力作，是楊守敬配合校注《水經註》所作，全圖採用古今對照、朱墨套印法，將酈道元《水經註》所述各項內容，標註在當代(清)地圖上，即所謂該圖“皆循酈氏步趨，必一一證合。以書考圖，以圖復書，無不吻合，而流移變動如詣指掌。”(《水經註圖·序》)它也是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關於西方經緯度製圖法在中國傳統地圖中的出現，除了作為獨立的西方製圖法測繪的《皇輿全覽圖》、《乾隆內府輿圖》等，存在於清代的大量地圖中之外，重要的是在清後期的許多中國人繪製的傳統地圖中，出現了不少採用西方製圖法的痕跡，如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湖北出版的《大清一統輿圖》(又稱《皇朝中外一統輿圖》，鄒世詒、晏圭齋等編繪)，就是將西方的經緯度和傳統的計裡畫方法混合使用。清末，為編制《大清會典輿圖》，在其所規定的製圖條例中，明確規定了以傳統畫法為基礎，採用西方製圖法，如：既規定使用計裡畫方法，又要求省圖在可能的情況下使用“圓錐投影”法。而在已編成的許多省級地圖集中，都體現了這種中西製圖法混用現象，如《甘肅全省輿圖》、《安徽輿地圖》、《陝西省輿地圖》等，不僅有經緯度，還有圖例方面的科學化革新。儘管這些圖上的經緯度、投影法等，都極為簡單，不准確，但卻是中國傳統地圖法向近代科學製圖方面轉變的一個重要標誌。
自20世紀以來，西方地圖理論在中國日漸隆盛，早在1916年林有壬就翻譯發表了有關大地測量方面的論文，系統介紹西方地圖測繪工作的新進展(《地學雜誌》七卷一期)，此後，曾世英等人即註意到攝影測繪與地形、投影的關係(《地理學報》，三卷三期，1936年)等。使30年代的中國地圖學已努力與西方新的地圖學理論方法保持同步。 1933年上海申報館出版了由丁文江、翁文灝、曾世英三人合編的《中華民國新地圖》與《中國分省新圖》，它們均採用等高線及分層設色法表示地形，新的投影法(前圖為亞爾勃斯投影，後圖主要為圓錐投影)。該圖一出版，即大受歡迎，也深受西方同行的讚譽。先後增訂五版，成為此後幾十年中國各式地圖的基本圖樣，也使中國傳統的舊式地圖逐漸走向消亡。因此，可以說，以30年代《申報》館出版的丁文江等合編的《中華民國新地圖》為標誌，西方製圖法徹底取代了中國傳統的“計裡畫方”法製圖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