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由於商品經濟比前朝有了進一步發展，超經濟剝削有所削弱，引起民事法律的一系列變化，主要反映在有關身份關係和土地關係上。
清律中規定佃戶與地主“無主僕名分”，“共坐同食，彼此平等對待”，佃戶一般可以自由退佃，自由遷徙，地主不能隨便支配佃戶人身。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欽定例》規定，地主私置板棍責打佃戶者，杖80；將佃戶婦女佔為婢妾者，絞監候。這些規定反映法律對超經濟奴役佃戶的限制。
這裡改變了唐宋以來民間債務關係中的超經濟剝削。
在封建經濟條件下，失去土地的農民，依靠出賣勞動力維持生活，有的從事農業、商業的僱工，有的從事家內奴僕。乾隆年間修訂《僱工人法》規定，家長擅自殺死無文契又受僱在五年以下的僱工人，同殺凡論，即同殺死一般人的法律論處。
清代盛行蓄養奴婢。這些奴婢來源於犯了罪的漢人及其家屬，以及在人口市場上公開售賣的窮人。奴婢另有自己的戶籍，主人可以隨意處置，主人打死奴婢，法律不予追究。由於奴婢的反抗鬥爭，迫使清朝統治者修訂有關奴婢的法律，不得不允許奴婢向主人交納一定身價銀後，贖身為民，獲得一般民人的地位。
清代存在著被列入賤籍，處於社會最底層，被剝奪種種權利的賤民。例如，山西、陝西的“樂戶”，河南的“丐戶”，廣東的“蛋戶”等。他們不堪壓迫剝削，經常反抗鬥爭，迫使清政府下令“改業為良民”，“豁免為民”，“與齊民一同列甲戶”，使賤民的身份地位發生一些變化。
從明代起，對手工業勞動者單獨設立專門的戶籍制，強迫匠戶為官府服役，禁止匠戶脫離匠籍逃亡在外，違者嚴懲。清律取消了匠籍制度，手工業勞動者可以自謀職業，自由轉移，擺脫了人身束縛。
清初，通過發布“更名田”、“墾荒令”，使由於戰亂而荒廢的土地，重新得到開墾，同時發給新開墾的土地所有者“印信執照”，不准原來業主“認業”，從法律上確認和保護其土地所有權。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制訂“承墾荒地之令”，要求開墾荒地者必須先向官府呈報。在《墾田利則》中規定，以向國家納稅作為國家承認其墾田的所有權的前提。為了保護土地私有權，清律規定凡盜賣、盜耕種、冒認及侵占他人田宅的行為，按律治罪。
清代的國有土地有：官田、官莊和屯田。官田屬清政府所有，租給農民耕種，國家收取地租。官莊是賞賜給宗室貴族的圈地，包括皇室莊田、宗室莊田、八旗莊田，採取莊園制，役使奴僕進行生產。屯田，又稱軍田或賦軍田，由兵卒、旗人屯墾，用於軍餉。這些國有土地都受到清律的嚴格保護。
清代的“旗地”，是旗人依靠政治特權而佔有的土地。為了鞏固清朝的社會基礎，清律嚴格保護“旗地”，不准旗民把旗地典賣給漢人，已典賣的由官府強制贖回。由於“旗人不習耕種”，使得禁止旗民交產的禁令無法施行。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不得不通過《旗地買賣章程》，允許“旗民交產”。清代為保護宗族的經濟基礎，清律和宗族法都保護宗族公產，嚴禁族人擅自處置公產。
到清代，無論是買地、租房、僱工、合夥、婚娶、借貸等都以契約作為憑證，確立雙方的權利義務關係。在雍正、乾隆時期，既有官版契紙，也有民間手寫契紙，如雙方發生爭訟，要出具契紙作為憑證。加蓋官印的“紅契”比未蓋官印的“白契”的法律效力要大。
上述民事法律的發展變化，反映了清代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是社會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