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從貞觀到開元年間，經濟繁榮，文化燦爛，國力強盛，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杜甫在《憶昔》一首詩裡描繪了當時的景象：“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lin凜〕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wan丸〕魯縞〔gao稿〕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這種情況與隋末“萬戶城廓空虛，千里煙火斷滅”的慘狀，形成鮮明對照。這一巨大變化，與唐代經濟立法的作用，有密切關係。
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時期，我國北方及中原地區屢經戰亂，出現許多荒地。國家通過各種方式把這些土地分給農民耕種，並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不許遷移。
唐高祖為了恢復殘破的經濟，滿足征收賦稅和兵役的需要，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制定了均田法，該法規定，18歲以上男丁，由國家授給田一頃(100畝)，其中2/10(20畝)為永業田，8/10(80畝)為口分田。老男、殘疾人給田40畝，寡妻、妾給田30畝。如果是戶主，加給20畝。這些人的永業田也是20畝，其餘為口分田。永業田歸受田人私有，死後傳給繼承人。在一定條件下(如遷徙到荒僻邊遠地區)可以把田地賣掉。口分田為國家所有，不許買賣，受田人死亡，由官府收回，另行分配。
均田法不僅使小土地私有製得以形成，保證了農民的生活資料，也保證了地主的剝削收入。唐律還規定農民只有土地使用權，禁止買賣轉讓，禁止兼併土地，禁止土地荒蕪，違者要受到刑罰制裁。
各級官吏可以依照官品或勳爵獲得永業田。其具體數額是：親王100頃，職事官正一品60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50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40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二品各35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25頃，職事官從三品20頃，侯、伯、子、男等爵位若職事官各分得14、10、8、5頃。各級官吏所分得的永業田可傳子孫，即使子孫犯罪除名，所分之地也不收回。除此之外，各級官吏還有臨時賞賜的賜田，還有作為薪俸一部分的職分田等等。
到唐代中葉，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土地兼併逐漸激烈起來，地主佔有土地的比重迅速擴大，國家已沒有直接控制的土地可授予農民，因而難以直接控制勞動者，均田制度陷入危機之中。到武則天統治時期，農民破產逃亡嚴重，“天下戶口，逃亡過半”(《舊唐書·韋嗣立傳》)。中唐以後，天下動亂，地主隨意兼併土地，朝廷允許通過訂立契約形式使這種掠奪土地的行為合法化，均田制遭到破壞。
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在推行均田制的過程中，在賦役制度方面還頒布了租庸調法。租，是按丁繳納的田租，即地畝稅；庸，即徭役，不服力役時，可繳納一定的實物替庸，也叫“輸庸代役”；調，是戶調，按丁繳納一定的織物和棉麻。這種新法是在均田制的基礎上，將地租與徭役合一的賦役制度。該法規定，租，凡授田者成丁每年納粟二石或稻三斛，亦稱田賦；調，隨鄉土所產，蠶鄉每丁每年納綾或絹、絁〔shi施〕二丈，絲綿三兩，非蠶鄉納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每丁每年服役20日，閏年加二日，如不服役，每日納庸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違反規定的，處笞刑40直至死刑。但是，在政府不急需勞力的情況下，可以納絹布代替勞役，農民得以有較多時間參加生產。貴族、官吏等不負擔租、庸、調。這個新法令比隋煬帝時的橫徵暴斂大大減輕了，農民能夠生活下去，封建國家和地主對農民的人身控制也有所減弱，社會經濟漸漸復蘇。
唐代的租庸調法，賦役量比較穩定，賦役的減免規定也較詳備，並得到法律的確認。到唐中後期，由於均田制受到破壞，租庸調法失去存在基礎，租庸調製被兩稅制所代替。
唐中葉，安史之亂以後，均田制瓦解，土地兼併，人丁流失，戶籍不實，租庸調製失去存在的基礎，無法繼續施行。為了解決財政危機，維持唐王朝的賦稅收入，防止人民起來反抗，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在著名封建政治家、宰相楊炎建議和主持下實行“兩稅法”。
“兩稅法”是封建稅制的一種新形態，它是以勞力、土地和財產的多少來確定納稅的等級，不再分地租和力役，合諸稅為一稅，統一徵收，稅額多少，與男丁多少已沒有聯繫。 “兩稅”，包括地稅和戶稅。地稅，即田畝稅，以唐大歷十四年(公元779年)墾田數字為依據，按畝納米麥；戶稅，即資產稅，以戶為徵收單位，不論主戶、客戶一律在當時居住的地區登記，編入戶籍，按戶等高低定稅錢。官府按貧富把居民分為九等戶，具體規定每個戶等的稅額。雖仍以實物計徵，但要折合為錢帛，主要徵收貨幣。兩稅法規定全年分夏、秋兩次攤徵，夏稅不得過6月，秋稅不得過11月。所謂攤徵，是指沒有固定稅率，徵收總額由朝廷依據需要分攤給各州縣。沒有固定居住地的行商，一律在所在州縣，繳納資產1/30(後改為1/10)的稅。
兩稅法是中國封建社會賦稅制度的一次大的變革，是剝削農民的新形式。中唐時期詩人柳宗元在《田家》一詩中發出了“蠶絲盡輸稅，機杼〔zhu住〕空倚壁”的感嘆！元稹在《田家詞》中寫道：“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晚唐詩人聶夷中在《田家》詩中也寫道：“父耕原上田，子劚〔zhu竹〕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這幾首詩詞說明當時農民蠶絲已全部納租稅，織布機空空地倚靠在牆邊，農民不得已變賣房屋家產去交納租稅，而官府對農民的痛苦毫不關心，稻穀還沒有揚花，就已在修理倉庫，準備徵收租稅了。
新稅法也反映了封建官府對農民人身控制有所鬆弛，使商品經濟有了新的發展。自從戰國以來通行的以榨取人丁力役為主的賦稅形態，轉變為榨取實物為主的新的賦稅形態，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社會的進步。這種賦稅制度一直沿用了800多年。
唐代統治者為了取得大量財賦，建立了龐大的分工細密的手工業生產管理機構，制定法律保護手工業的發展。在中央，管理手工業的機構有：工部、少府監(管理百工技巧)、將作監(管理土木工匠)、軍器監(掌管弩、甲製造)；在地方有織綿紡、礦冶監、鑄鐵監等。 《唐律》中有關於主管官員的責任，農民和地方當局供應原料的義務，工場內部的勞動分工、技術傳授、工匠製作質量等方面的規定，違反這些規定的要受到法律的製裁。
唐律強制丁夫雜匠等按時服役。這些手工業工匠是從全國各地徵調來的，“稽留不赴者，一日笞三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對工匠的使用、醫療、生產安全也有明確規定。如果工作中的工匠患病，主司不給醫治的，笞四十，致死的徒一年。 《唐律》對產品規格有明確要求。例如，錦、羅、紗等幅寬一尺八寸、長四丈為一匹；布幅寬一尺八寸、長五丈為一匹。若不按規格生產要受笞刑等處罰。為了明確生產責任，要求在產品上刻印生產者的姓名，生產年月，以便發現不合格時追查。
在唐代，手工業有較大發展，這與唐律的嚴格管理規定有一定關係。當時手工業產品之多，質量之精，技藝之巧，超過歷代。白居易在《繚綾篇》中對當時絲織和印染手工業生產過程、工藝特點、水平描寫道：“繚綾繚綾何所似？不似羅綃與紈綺，應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可奇絕，地舖白煙花簇雪。織者何人衣者誰？越溪寒女漢宮姬。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樣人間織。織為雲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廣裁衫袖長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紋。異彩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昭陽舞人恩正深，春衣一對值千金；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踏泥無惜心。繚綾織成費功績，莫比尋常繒與帛。絲細繰多女手疼，紮紮千聲不盈尺。昭陽殿裡歌舞人，若見織時應也惜。”白居易在這首詩裡描寫了南方天台山一帶絲織生產過程、工藝特點和極高的工藝水平以及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社會關係。一匹45尺的繚綾高懸起來看就像天台山的瀑佈在明月前飛瀉，其形狀、色彩、閃閃寒光，耀人眼目，真是巧奪天工了。這要經“寒女”多少勞力和心血才能織成的呀！然而“中使宣口敕”，說明皇帝的法令是不可違抗的，織造的繚綾是為了“漢宮姬”、“昭陽舞女”享用的。
唐代，隨著農業、手工業和交通業的發展，商業也蓬勃發展。全國縣以上的城鎮都有市。都城長安是國內外貿易的中心，城內有佔地很大的東西對稱的商業區：東市和西市，四面八方的商客和外國商人云集於此，進行交易。市內的店鋪叫肆，出售同類貨物的肆集中在一個區域內，組成“行”，行有“行頭”。行是保護同行商人利益，應付官府交涉事務的組織。
唐代對商業的管理很嚴格，商業區和居民區分開，市場由市令、市丞等官吏負責管理，徵收商業稅。凡買賣奴婢、牲口等，都要訂立契約，違者依法處罰。市場活動有時間限制，中午擊鼓300聲，開始貿易，日落前三刻擊鉦〔zheng爭〕300下，停止貿易。
唐律對市場管理、物價管理、度量衡管理等方面分別作出規定。在市場管理方面，對強買強賣、欺行霸市、哄抬物價的行為，輕的杖80，重的以盜論罪。在物價管理方面，派出官員進行價格評議，評議要公平，如不公平要追究法律責任。這些官員還負責監督商品質量，對出售不符合規格的低劣商品，要依法治罪。 “諸造器用之物及絹布之屬，有行濫短缺而賣者，各杖60。”“行”，指所賣物品不牢；“濫”，指所賣物品不真，是假的；“短缺”，指所賣的絹一匹不足40尺，布一匹不足50尺。 “其行濫之物沒官”即出賣不牢不真的物品的，由官府沒收，“短缺之物還主”，即出賣不夠尺寸的絹布退還貨主。在度量衡管理方面，全國實行統一標準的度量衡制度，由尚書省戶部中的金部負責管理。 《關市令》中規定，凡私人製作的度量衡，必須經政府核校、蓋印後方能使用。凡使用不合格的度量衡者，笞50；雖合格但未經官府加蓋印署的，笞40。如給他人造成損失，要受更重的處罰。
唐代對外貿易很發達，陸上有“絲綢之路”；水路有廣州、揚州、明州(寧波)、登州(山東蓬萊)等重要城市和港口。對外貿易採取國家專營政策，在少府監下設互市監，掌管陸路邊關貿易，設市舶司掌管水路貿易。外商只要不違反唐朝法律，貿易往來完全自由。為了加強外商居住地管理，保護他們的財產，專設“蕃場”。唐律規定，私人出入邊境參加貿易活動，必須得到官府發給的證明——“過所”，方准出入，未經許可擅自出入境貿易者，治罪。唐律還規定限制出口的商品，如兵器、金、銀、鐵等，違反規定擅自出口者，治罪。
唐律還立有專門條款，調整涉外爭訟。凡屬同一國的外國人之間發生爭訟，適用該國法律和習慣；凡不同國家的外國人的爭訟，適用唐律。這個規定既體現了僑民平等原則，又體現了唐朝作為一個封建大國的主權。
總之，唐代經濟立法比以前各朝完備些，這是與唐朝在相當長時期內統一穩定的歷史條件分不開的，也是與唐朝經濟繁榮分不開的。反過來，比較廣泛和詳細的經濟法律調整促進和保護封建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