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即帝位時，國家仍處在社會凋敝、民生窮困的狀況。古書上說：“霜旱為災，米穀踴貴”，“道路之間，餒殍相藉”。李世民及其名臣長孫無忌、魏徵、房玄齡等人，親身經歷了隋朝由盛到衰終至滅亡的過程，認識到君主和老百姓的關係。李世民對他的侍臣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卷四《教誡太子諸王》)。他一上台就說：“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其身，猶割股以啖腹，腹飽而身斃！”(卷一《君道》)。李世民為了維護和鞏固新建立的封建政權，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保持社會安定和恢復、發展生產的政策，例如，頒布均田令，實行租庸調法，相對減輕徭役和賦稅，減輕苛重的刑罰，講求吏治，注意選擇地方官吏，懲治貪官污吏，獎勵農耕，興修水利等等，因此社會經濟繁榮，國力迅速強盛，他在位年號叫“貞觀”，故史稱“貞觀之治”。
後世總結出“貞觀之治”的核心是“安人寧國”。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和他的大臣王珪議政時說：“國家以人民為本，人民以衣食為本，而衣食需要不失時機從事農耕才能得到，如果老是去打仗，哪能不誤農時，哪能得到衣食呢？”王珪同意他的這個看法並點出要害在於“安人”。李世民總結說：“安人寧國，惟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克己自勵耳！”(卷八《務農》)他又說，治理國家就像栽樹一樣。樹根紮實不動搖，就能枝葉茂盛。國家君主能清靜無為，百姓便能安居樂業。可見，李世民在如何治理國家的問題上，把儒家和道家思想融為一爐，一方面極力崇儒，實行“德政”；另一方面又提倡“清靜無為”、“無為而治”，兩方面思想歸結到一點就是特別重視保持社會的安定。 “安人寧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保持社會穩定。
選賢任能是“貞觀之治”的一個重要特點。李世民十分注意擇人任官。他在即帝位時，親自確定長孫無忌等人的爵位、封邑。他叫一位大臣在會上唱名宣布之前說：“我給你們敘定的勳賞可能有不恰當的地方，應該各自談談。”當時諸將爭功，亂哄哄地鬧個不停。李世民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站出來說：“我在關西舉兵，首先響應起義的大旗，而今房玄齡、杜如晦等人專靠耍筆桿子，功勞在我的上面，我心裡不服。”李世民反駁說：“開始起義時，叔父雖然首先響應舉兵，大概也是自謀免禍。後來竇建德(隋末河北農民起義軍首領)吞併山東時，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另一農民起義軍首領)再糾集餘黨攻來，叔父被打得望風逃竄。房玄齡等人在軍帳中出謀劃策，坐在那里安定了國家，論功行賞，本來就應該在叔父前面。叔父是國家至近的親人，對您，我真沒有什麼可吝嗇的，只是不能憑著私情和功臣同賞罷了。”諸將聽後說皇上最公道了，即使淮安王，尚且沒有什麼私心，我們怎敢不安份呢？大家都心悅誠服。
“貞觀之治”的另一個特點是求諫納諫，杜讒去佞、謹言慎行。這一點突出表現在李世民和魏徵的關係上。李世民即帝位時，魏徵任諫議大夫，後任中央行政長官之一的侍中，封左光祿大夫和鄭國公。魏徵有才乾和膽識，性格剛直，敢於向皇帝犯顏直諫。他為了維護和鞏固李唐王朝的封建統治，曾先後陳諫200多件事，勸誡李世民以歷史教訓為鑑，勵精圖治，任賢納諫，率先遵守法制，以督責臣下。魏徵曾反复上疏，陳述時弊，指出當時司法上最大的流弊是不能公平執法。他反對皇帝“任心棄法”，主張“依法科刑”，反復告誡太宗要慎用賞罰。貞觀三年(公元629年)，河南道濮州刺史龐相壽，因犯貪污罪，被解任。唐太宗因龐是他當秦王時的舊部，想不處分他，讓他仍回原地去當刺史。魏徵正色進諫，最後太宗採納了他的意見，依法處理了龐相壽。貞觀七年(公元633年)，太宗的親家(兒子的妃子的父親)楊譽，在京城裡仗勢欺人，搶奪奴婢，觸犯了國法。刑部的一名官吏薛仁方把楊譽拘留訊問。太宗知道後大怒，要杖打薛仁方，並撤他的官職。魏徵對這件事，一方面痛斥了這個皇親國戚是危害社稷的“城狐社鼠”；另一方面讚揚薛仁方不畏權貴，不循私情，為國守法的精神，對他怎麼能枉加刑罰呢？太宗在魏徵的諍諫下，收回了原來的錯誤命令，讓薛仁方依法處理了楊譽。正是由於魏徵等人經常進諫和督促，使太宗基本上帶頭守法，在貞觀前期出現了少見的法治局面。
魏徵是封建地主階級根本利益的忠實維護者，他在隋末農民大起義的暴風驟雨中，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使他能夠始終保持比較清醒的頭腦，要求唐太宗“居安思危”，他提出的一整套治國用法之道，對“貞觀之治”的形成和實現起了重要作用。公元643年，魏徵病逝，太宗登上禁苑西樓，望著靈車痛哭。他親自在石碑上撰寫碑文。他對侍臣說：“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