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隸主階級在運用法和禮進行統治時總結出一些原則，從這些原則中可以看到社會的文明和進步。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引《夏書》說：“與其不辜，寧失不經。”“辜”是罪，“經”是常法。意思是說，寧可不按常法辦，也不能錯殺無辜的人。這個原則被後世所傳頌。
《尚書·大禹謨》中說：“罰弗及嗣”；“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這裡提出了四個原則，即：施用刑罰限於本人，不株連子孫；過失犯罪雖然後果嚴重，也可以從寬；故意犯罪雖然輕微，也要加刑；犯罪情節有疑點的，處刑時要從輕。
《尚書·呂刑》中有：寬嚴適中；刑罰世輕世重；以情定罪；疑罪赦免等定罪量刑的原則。 “寬嚴適中”是說定罪量刑要中正，不偏不倚，不輕不重，恰到好處。 “刑罰世輕世重”，又叫時輕時重，是說適用刑罰要有靈活性，根據形勢的變化而有所不同。 “以情定罪”，是說犯了重罪，但屬於過失，可以適用輕刑、減刑處罰；雖然犯的是輕罪，但如果是故意犯罪，則要適用重刑，加等處罰。 “疑罪赦免”，是說對於疑難案件或一時搞不清楚的案件，要降級處分，或免予刑事處分。還有一條具體原則：“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意思是說，處五刑有可疑者，可減等按“五罰”處理。 “五罰”指出錢贖罪的五等：100鍰、200鍰、500鍰、1000鍰。如果按五罰處理仍有可疑者，則可予以赦免。
西周時還提出宗法倫理原則，“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明德慎罰”，“禮主刑輔”等原則。
西周統治者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等等宗法倫理道德看作維護統治秩序的基本規範，把違反宗法倫理的行為看作是嚴重犯罪，處以嚴厲的刑罰。例如，《周禮》規定：“凡殺其親者，焚之。”在訴訟制度上也體現這一原則。例如，殺父之仇，不共戴天，因此，復仇被視為孝道而得到認可。按照《周禮》規定，要報仇的人，只要到有關官吏那裡登記仇人的姓名，將仇人殺死便可以無罪。
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則，是公開的奴隸主階級特權法，具有鮮明的階級性。 “禮不下庶人”，是說禮主要用來調整奴隸主階級內部關係，周禮中所規定的各種特權，只有奴隸主貴族有權享用，奴隸和平民都無權享受，不得僭越。如有越禮行為，便構成嚴重犯罪。這裡不是說庶民不受禮的約束。在婚姻、喪祭等方面的禮儀，庶民也要遵守。 “刑不上大夫”，是說刑法鋒芒不是指向奴隸主貴族，3000條刑律，不設大夫犯罪的條目。當然，並不是說貴族犯罪不用刑罰。當貴族背離宗法制度，僭越禮儀，犯上作亂，犯了危及王室安全的重大罪行時，也要嚴厲懲處。在周代，違禮即違法，失禮要入刑。為了維護奴隸主階級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對違禮的貴族也要加以刑罰制裁。不過，貴族在受刑罰制裁時享有種種特權。例如，死刑不公開執行，或讓犯法貴族本人在隱秘處自殺；不處宮刑；受朝廷冊封的貴族及其妻子，所謂“命夫命婦”，不必親自到庭受審，可以派人代理，等等。在“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刑法基本原則指導下，奴隸主貴族和平民犯罪，實行同罪異罰的不平等對待。
所謂“明德慎罰”，是西周奴隸主階級吸取商朝滅亡的教訓提出的較為進步的法治原則。他們認識到光靠神權已不能維持和鞏固政權，一味鎮壓也行不通，因此提出“明德慎罰”的原則。 “明德”，指尚德，注重德教，對犯罪者要實行寬緩的政策，他們認為，有德者才能得天命，無德者必將失天命，導致亡國亡身。這是由“王權神授”的思想發展為“以德配天”的思想，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慎罰”，是指對刑罰的適用要採取審慎的政策。例如，“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周禮·大司寇職》)，就是說，要根據各地治亂的不同情況來決定採用刑罰的輕、重。又如，對疑難的案件，必須核實案情，做到判決有根據。實際上，“明德慎罰”就是教化和鎮壓相結合，實行軟硬兼施的兩手進行統治。
“禮主刑輔”，是西周統治者為預防犯罪提出的一條原則。他們認為，刑是消極的規範，作用在“禁於已然”，懲罰已經發生的犯罪；禮是積極的規範，作用在“禁於未然”，預防犯罪的發生。比如，大興婚姻的禮儀，可以防止淫佚罪；實行喪葬的禮儀，可以防止不孝罪；大講朝聘的禮儀，可以防止犯上作亂罪。周代的各項禮治原則，可以概括為禮主刑輔，以禮率刑。他們認為，按禮祭祀天地、祖先，在社會上施行禮教，叫有德。所以，禮主刑輔，也可稱為德主刑輔。這條原則對後世的立法和整個古代法制、法律文化都產生了深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