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陵墓及附屬建築合稱為陵寢。我國自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代至最後一個封建制王朝清代歷時3000餘年，其間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建立的統一王朝和地方政權共有帝王500餘人。至今地面有跡可尋、時代明確的帝王陵寢尚有100多座(處)，分佈在全國的半數以上省區。我國的帝王陵寢不僅數量眾多、歷史悠久，在世界上獨一無二；而且佈局嚴謹、建築宏偉、工藝精湛，具有獨特的風格，在世界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帝王陵寢雖出現於夏商時代，但陵墓的形制、葬具、禮儀等基本的埋葬制度卻起源於更早的原始社會。 大約在18000年前生活於北京周口店的山頂洞人已經有了埋葬死者的墓葬，並隨葬死者生前使用過的工具、用具、裝飾品。此後是長達數千年的新石器時代，各地發現了數以百計的分屬不同族群的墓地。這些墓地都屬於以血緣劃分的氏族公共墓地。死者的位置、頭向、葬式、葬制以及隨葬器物的組合、數量都有一定的規律，每個成員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

距今約4000—5000年前，我國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一些部落由於生產力發展、社會分工擴大，出現了貧富分化。這種變化在墓葬中的反映是許多地方發現了形制大、隨葬品多而精美的大墓和女子附屬於男子的夫妻合葬墓。山東泰安大汶口文化墓地發現的133座墓葬中有14座使用了木質棺槨，每座墓的隨葬品約三四十件，最多的一座達180多件。 處於原始社會末期向奴隸社會過渡時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其年代和地域都和“夏”有密切聯繫。在已發掘的1000多座墓葬中僅有大型墓九座，佔總數不到1%。這些大墓排列有序，死者多系男子，墓室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內放置棺槨作為葬具。各墓隨葬品數量多達一二百件，包括成套陶、木、玉、石等質地的樂器、兵器、工具及各種生活用具，其中一部分是具有禮儀性質的禮器。陶器外表施以多種顏色的彩繪，紋樣有云紋、迴紋等，一件陶盤內壁彩繪著可能屬於氏族部落標誌的蟠龍紋。彩繪木器有案、俎、幾、盤等。一件石灰岩打製的特磬長80多厘米。另外還殉葬整豬或豬下頷骨等。這些大墓的形制繼承發展了新石器時代以來黃河中下游各部族的墓葬特點，並奠定了以後數千年我國中原地區墓葬的基本形式。

大約在公元前21世紀初，禹之子啟自立為王，王位改為世襲，從而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夏。此後，作為最高統治者的歷代帝王不僅生前營建豪華的宮室，死後還要建造宏大的陵墓，希望繼續享樂。至秦漢時期，陵墓及各種功能的附屬建築已構成一組佈局嚴謹、規模宏大的建築群，祭祀禮制及陵區管理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製度。秦漢以後歷代陵區、陵園的佈局，各類建築物的設置、結構、功能，陵墓的構築形式，殉葬品的種類、組合等各方面既有沿襲繼承，又有發展變化，一些少數民族政權的陵寢則程度不同地保留了本民族的葬俗。歷代陵寢及其變化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各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 自夏商以後，歷代帝王陵墓都按照家族血緣關係，實行“子隨父葬、祖輩衍繼”的埋葬制度，集中在一個地區。在陵墓和附屬建築的周圍還劃出一定的地帶作為保護、控制的範圍，稱為陵區。陵區佔地之大非常驚人，周長少則十數里，多者百餘里，甚至數百里。陵區的各種建築物都有周密的規劃佈局。陵區的設置最遲在商代晚期即已出現，一直延續至清代。陵區一般都選建在離都城不遠的地方。東漢以后陵區選擇受的影響，大多背山面河或面對視野開闊的平原。

考古發掘資料表明商代後期盤庚遷殷以後的帝王都埋葬在安陽洹水以北，武官村與侯家莊一帶，隔河與小屯宮殿區相對。陵墓排列比較密集，形成相對集中的陵區。兩周國君和列國君侯也都建有自己的陵區。有的建在城外平川地帶，有的建在都城外的丘陵地帶，有的則建在城內一隅。各陵的排列已有一定的規劃。 西漢帝陵分佈在長安西北二道原上，東西一線排開，綿延數十公里。唐代18座帝陵分佈在關中盆地北部二道原上和北山各嶺，東西綿延100餘公里。各陵分佈較為分散，可以自成陵區，但它們的排列又有內在聯繫，也可以視為一個統一的陵區。 東漢、南北朝及北宋的帝陵大多以幾個帝陵為一組，形成幾個相對集中的較小陵區。明清二代陵區的佈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每個陵區都以一個主陵為中心，其他各陵按左昭右穆順序排列。這種集中陵區的設置，既便於管理還可以造成一種宏大的氣勢。

秦和西漢時期在陵區附近設置城邑，並以陵號命名，稱為陵邑。秦始皇十五年(公元前232年)為修建陵園設置了麗邑。西漢成帝以前各陵都在附近設置陵邑，遷徙關東豪族和功臣貴戚供奉陵園以便進行控制。此後各代陵墓未再設置陵邑。 陵園可能出現於東周時期。初期的陵園，有的利用天然溝崖作屏障，多數則在陵的四周挖掘隍壕或夯築圍牆。陵園一側有門，園內除陵墓外，沒有其他附屬建築。 到秦始皇時，陵園的佈局既繼承了秦國的陵寢制度，同時又吸收了東方六國陵寢的一些作法，規模更加宏大，設施更加完備。總體上仿照都城宮殿的規劃佈置，充分體現了中央集權制封建皇權的至高無上。陵園建雙重垣牆，外城四角設警衛用的角樓。根據當時以西為上的慣例，整個陵園坐西朝東。陵園內有寢殿、便殿、左右飼官建築和陪葬坑。陵園以東有陪葬墓區和兵馬俑坑。

陵墓上建造用於祭祀的建築起源很早，至遲在商代晚期已經出現。到戰國時代，諸侯國君的陵墓上這種建築已經普遍存在。秦始皇不但生前就在渭水以南為自己建立了宗廟，設立神主，並在陵側建寢，設衣冠用具以便就近接受日常祭祀。 西漢繼承了秦代陵寢制度並有所發展。陵園平面呈方形，只有一重城，陵墓居陵園中央。諸陵方向都坐西朝東。在四面門闕中，東門和北門較寬大，和長安城宮廷門闕的規制一致。陪葬墓區也在陵墓前方。西漢初期帝后在一座陵園內異穴合葬。寢殿建在陵園內，陵廟則建在遠離陵墓的都城內。從文帝開始，帝后各建一座陵園，仿照生前宮室位置，帝陵在西，后陵在東。寢殿等建築從陵園內移到陵園圍牆以外，其方位則因地勢而定。景帝時，在文帝霸陵旁邊建廟，此後這種陵旁立廟的製度一直延續到西漢末。

東漢時期，陵園佈局發生了較大變化。自明帝開始，陵園四周不設垣牆，代之以“行馬”(木製警戒設施)。陵寢改為坐北朝南，和洛陽宮城方向一致。廢除了陵旁立廟的製度，而在陵墓前建“石殿”專供定期朝拜和祭祀大典之用，以加強墓祭功能。這對唐宋以後獻殿、上宮等的設置影響很大。各陵前普遍設置神道及石刻。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分裂割據、戰爭頻繁、經濟凋敝，多數帝王不得不暫時放棄秦漢以來建築豪華陵寢和厚葬的製度。北方的魏、西晉及十六國時期的君主，或者懼怕遭到盜掘，或者採用本族葬俗，大多采用“潛埋”方式，不起墳丘，並廢除了建造陵寢及上陵禮儀。北魏孝文帝時，由於政治上、經濟上趨於穩定和發展並推行了漢化改革，開始恢復漢代的陵寢制度。如大同市方山永固陵(文明太后陵)不僅有高大的墳丘，前面還有屬於祠廟性質的石構建築以及石闕、石刻等。東晉南朝帝陵多因山為體，方向依山川形勢而定，沒有一定規律。墓前建享堂並恢復了漢代的上陵禮儀。陵前闢有較長的神道，兩側設置石刻。

唐代陵寢不僅規模超過前代，而且佈局更為周密。從乾陵開始，陵園的平面佈局全部模仿長安城的規制設計。陵園坐北向南，從後到前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陵墓和祭祀性建築。墓上建高大的墳丘，高踞陵園北部。墓前建獻殿(寢殿)供上陵朝拜、舉行重要祭典使用，四周築圍牆，每面各闢一門。這種前朝后寢的佈置類似長安城的宮城。供靈魂起居及宮人、官吏居住的寢宮(下宮)大都建在陵園西南方數里的地方。這種將獻殿和寢宮分建兩處的製度，更突出了祭祀典禮的重要性。第二部分為闕及神道。陵園南門(朱雀門)向南，有三對土闕。之間的神道兩側陳設石人、石馬等。這一部分象徵長安城皇城的三省、九寺等衙署。第三部分為前方兩側星羅棋布的陪葬墓。這一部分類似長安城外郭城的坊裡。整個佈局以南門為正門，以南北向為中軸線，東西對稱，體現了南面而立、北面而朝的設計思想。唐代陵園的佈局對後代帝陵產生了重大影響。

北宋陵園的佈局基本沿用唐代的製度，只是下宮從陵墓的前面移到了北面。南宋諸帝死後，為了日後歸葬中原，因而只建臨時性的陵墓，規模小，建築簡單，既無陵台又不置石刻群，稱為攢宮。陵墓前面建上宮和下宮，佈置在一條南北中軸線上。上宮在前，內設獻殿。元朝沿用蒙古族的“潛埋”葬俗，不起墳，葬後讓馬把地面踏平，無陵號，不建陵園。 明清陵園的佈局，基本上沿用唐宋的規制，並受當時宮殿建築格局的影響，廢棄了上、下宮分離的佈局，把各類建築集結在一條南北向的中軸線上。陵園由方形改為長方形。陵墓和獻殿用垣牆隔開，成為兩個獨立的建築群體。前部包括兩個院落：第一進院除陵門外，兩旁設碑亭、神廚，神庫；第二進院中的獻殿是陵墓的主體建築，規模擴大、兩側建配殿，並廢止前代宮人居留、侍奉起居的舊制，更加突出了陵寢的朝拜祭祀功能。後部建築為方城、明樓和寶城、寶頂。整個格局充分體現了前朝后寢的宮殿建築模式，顯得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宏偉莊嚴。

闕是陵園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陵前建闕大約始於西漢，起源於宮門外立闕。從景帝陽陵開始，漢代各陵都在四門外建立雙闕。據文獻記載，當時皇帝用“三出闕”，即中間為正闕，兩側為相連的子闕。現存漢陵的闕基為夯築，殘高三一五米，面寬約38米，進深約九米，可能就屬“三出闕”。當時闕的上部採用木結構，早已無存。東漢時出現仿木結構的石闕，目前國內現存的有20多處，多屬東漢晚期墓前的石闕。闕分為基、身、樓、頂幾個部分，外表雕出柱、枋、斗拱、窗以及椽、瓦飾等形象。魏晉南北朝時期陵墓很少用闕。唐宋時期陵前建闕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陵園南門外設多重闕。除園門外建闕，還在神道南端建高大的內外二重闕，分別稱為鵲台和乳台。闕均夯築，外砌磚石，上建樓觀。在昭陵和乾陵的陪葬墓，如陽城公主、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墓的墓道壁畫上可以看到唐代闕的形象。明代以後，雖然在陵前不再建闕，但是還可以從其陵區入口處看到這種遺制。如明十三陵大紅門建於蟒山和虎山之間，兩側山峰突起，利用自然形勢構成闕的形象。

文獻上大多記載春秋晚期才開始在墓上構築墳丘。如《禮記·檀弓》中記載了孔子為父母的墓建造墳丘並認為此前沒有墳丘，即“不封不樹”、“墓而不墳、與地齊平”。但考古發現表明，商周時期奴隸主上層統治者的墓已有封土，只是不甚高大而已。自戰國中期起，趙、秦、楚、燕、齊、韓等國的君主死後，都營建高大的墳丘，並尊稱為“陵”。即指其高大如山陵，也像徵著王權的尊嚴、地位的崇高。墳丘都經過夯築，非常堅固，形狀大體分為圓錐形和覆斗形兩種。 秦始皇陵的墳丘是目前所知最大的墳丘，全部用夯土築成，平面方形，整體呈覆斗狀。漢代陵墓的墳丘也呈覆斗狀，稱為“方上”，高低、大小有明顯的等級差別。唐代陵墓平地起墳者仍以方形覆斗式為貴，其中又以雙層台階式級別最高，對墳丘的高度也有等級規定。這種墳丘形制沿用至宋代，並影響到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現存吉林集安高句麗的一些石築王陵和西藏吐蕃時期的藏王墓都採用這種形制。高句麗的太王陵墳丘用巨大的花崗岩條石砌築，呈方錐台形，邊長66米、殘高14.8米，號稱東方金字塔。唐代以後，帝陵中出現了圓形墳丘。如南京南唐二陵，成都前蜀永陵墳丘都作圓形，並在下部砌條石基礎，保護封土。西夏陵的墳丘作八棱形或圓錐形塔式，較為特殊。到明代，太祖朱元璋建孝陵時，受南方傳統影響，墳丘改為圓形，稱為寶頂。清代沿用此制。寶頂周圍砌磚，上有牆，稱為寶城，明代多為圓形，清代多為長圓形。前部建方城明樓，整體構成城堡式建築。 西漢開始，帝王陵墓除了平地起墳外，還出現了一種“鑿山為陵”的形制，如文帝建霸陵“因其山，不起墳”。這種形制在當時一些諸侯王墓中也普遍存在，河北、山東、江蘇等地都有發現。此後南朝一些陵墓也在山腰建造墓室。這種形式使陵墓氣魄更加宏偉，遠勝於積土為墳，因而唐代陵墓普遍採用。關中18座陵中就有14座採用這種形式。 歷代帝王都為自己建造大型墓室。商王陵墓的墓室是一個巨大的方形或長方形豎穴式土坑。墓室有的四面各有一條墓道，平面呈亞字形。有的南北兩面各有一條墓道，平面呈中字形。兩週時期以及西漢前期諸侯王陵墓的墓室仍然保持商代以來的形制。戰國時期的陵墓多在墓內填充沙、石、木炭以利防濕，保護墓室。漢代陵墓的墓室稱為明中、方下或玄宮，整體結構宏大堅固。四面居中各有一條墓道，稱為羨道，通墓室處有羨門。相對的地面道路稱神道。明中內用木材構築槨室，槨室正中為木棺。據記載，自周代起棺槨制度已有嚴格的等級規定。天子諸侯的葬具為多重棺槨。槨室四周用一端向內的黃柏木堆疊，稱為“黃腸題湊”，內部間隔出迴廊等。 西漢中晚期，墓室結構發生重大變化。鑿山為陵的墓室多為橫穴式，並分為耳室、前室和後室等部分。豎穴式墓則改用磚和石料構築墓室。形制和結構完全模仿現實生活中的房屋、宮殿、院落。這種墓室結構起到了槨的作用，因而墓室內的葬具只有棺而無槨。隨之周代以來關於棺槨的禮制也逐漸廢棄。已發掘的漢代規格較高的磚結構墓葬，墓室內多繪有彩色壁畫，或有模印的畫像磚。石結構的墓室則大多雕刻畫像。畫的題材廣泛，除了神靈怪獸、歷史故事以外，主要是表現墓主生前生活的各種場面。據此推測，帝陵的玄宮一定更加宏偉華麗。漢代以後磚石發券或疊砌的墓繼續應用，形式、結構不斷發展變化。唐代“號墓為陵”的懿德太子墓，其墓室結構和平面佈局是模仿帝王宮殿設計的。明清時期帝王陵的玄宮規模更加宏大，用材更加考究。明定陵玄宮由前室、中室、後室、耳室、甬道等部分組成，完全仿照宮殿的前朝、后寢、配殿和宮門建造，成為名符其實的地下宮殿。 夫妻合葬墓在西周已經存在。陝西寶雞西周中期的〔yu魚〕伯墓和河南濬縣西周晚期的衛侯墓都發現了夫妻“異穴合葬”的現象，即夫妻分別葬在兩個相互緊靠的墓穴中。春秋戰國時代，這種異穴合葬的製度更趨普遍。漢代帝后仍然採取異穴合葬方式。 《史記·外戚世家》集解引《關中記》載：“漢帝后同塋則為合葬，不合陵也。”除了高祖與呂后在同一陵園，此後各陵全部是帝后各築陵園，改變了前代兩墓並列的作法。唐代皇后合葬於帝陵，不再單獨建陵。宋代恢復了漢代的規制，后妃單獨建陵園於帝陵的背後一側，形制與帝陵相同，但規模較小，多無陵號。明代採用唐制，皇后合葬於帝陵。到了清代，帝后合葬制已經不很嚴格，有的帝后同陵，有的帝后不同陵。后陵規模較小，唯獨慈禧的定東陵例外，其建築規模與豪華遠超過鹹豐皇帝的陵寢。帝陵的附近附有妃嬪的園寢，但規模低於帝后一等。 由於我國幾千年來歷代統治者盛行“厚葬”，因而大量的勞動人民創造的財富作為隨葬品被埋進了墳墓中。這些隨葬品包括禮儀性質的禮器、明器和各種日常用品、藝術品，種類繁多、數量巨大，尤其是帝王陵墓中的隨葬品最為珍貴和豐富。經過歷代的破壞和盜掘，這些隨葬品多已散失或被破壞，僅存的一小部分，大都具有重要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 商王墓中的隨葬品以青銅器最為突出，其形體之大，製作之精，為後代所不及。其中的司母戊鼎是已發現的最大的青銅器。兩週時期諸侯王墓隨葬品仍以各種青銅器為主，包括酒器、飲食器、樂器、兵器、車馬器、工具等，成套配備，品類齊全。其中鼎和簋〔gui鬼〕最為重要，其數量、組合是當時貴族身份的標誌。戰國時期隨葬品中漆器等生活用品比重顯著增加。漢代厚葬之風空前嚴重，墓內隨葬品種類、數量劇增。其中青銅器減少，並已失去“禮器”性質，改以珠玉珍寶和生前各種實用器物為主。皇帝和貴族死後穿玉衣入葬，玉衣按地位高低有金鏤、銀鏤、銅鏤之分，皇帝用金鏤。 我國絲織業發達很早，古代號稱絲國，隨葬品中絲織品數量甚多，可惜因難以保存，所以留傳下來的不多。考古發掘中，商周時期即有絲麻織品出土，湖北江陵戰國墓出土的絲織品已有許多種類。漢代墓葬出土的絲織品品種更為齊全，有平紋組織的絹、紗，單色起花的綺、羅，彩色起花的錦，以及刺繡、印繪等。馬王堆西漢墓中出土的一件素紗禪衣，重量不足50克，充分反映了當時紡織技術的高度水平。明代定陵出土了大量絲織物，包括大量的織錦，是研究紡織史的珍貴實物。 我國是瓷器的故鄉，古代瓷器產量之大、工藝之精在世界上均居於首位。歷代陵墓隨葬品中瓷器數量巨大。從商代的原始瓷、兩晉南北朝的青瓷、唐代的三彩，直到宋元明清的各種精美瓷器，在陵墓中都有出土，充分反映了我國陶瓷工藝源遠流長，技藝高超。 歷代許多陵墓中還隨葬有金、銀、玉、石、竹、木、紙等質地的簡冊、文書等。五代時溫韜盜掘唐代帝陵時，看到太宗昭陵墓內“悉藏前世圖書，鐘王筆跡、紙墨如新”，舉世聞名的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手書的《蘭亭序》真跡也隨葬在墓內。可惜這些寶貴文獻都已毀失不存。明代定陵出土的皇冠，全部用纖細的金絲編織而成，是一件極為出色的工藝品。清代慈禧皇后隨葬各種稀世珍寶，但慘遭盜掘，已大部散失。 除了隨葬大量物品外，帝王陵墓還用活人殉葬和祭祀，稱為“人殉”和“人祭”。這種殘酷的殺殉制度開始於商代。根據考古發掘資料，商代晚期帝王墓中殺殉的人僅一個陵墓就多達160多人。殺殉的人中有墓主人的侍從、衛兵、各種勤雜人員，以及其他奴隸。 西周前期殺人殉葬很普遍，西周中期以後殺殉逐漸減少，但直到戰國初期的一些貴族大墓中仍然大量存在。戰國中期以後，這種殘酷的殺殉遭到人們的反對，殉人減少，並出現了用木俑和陶俑替代人殉隨葬。秦國在獻公時廢除了人殉制度，實際上並沒有絕跡。秦始皇死後，秦二世即曾下令殺后宮無子女者及諸公子殉葬。人殉作為一種制度雖然到漢代已經終止，但直到封建社會晚期，其殘跡仍然可在一些帝王貴族的大墓中反映出來。如明代英宗以前，妃嬪大都殉葬從死，據記載，明太祖孝陵殉葬的妃嬪竟多達40餘人。 殉葬中除用人殉外，還使用牲畜，其中以馬和狗最多。大多埋在陵墓附近，另設坑穴。這種制度自西周以後，幾乎成為定制，戰國時代更為流行。每個陵墓附近都有車馬坑，其規模依墓主身份而定。臨淄齊故城內齊公墓殉馬估計全部可達600匹。濬縣衛侯墓的車馬坑中最大的一個埋車12輛、馬72匹。西漢前期車和馬都埋在墓室或墓道內，不再單設車馬坑，數量也大為減少。西漢晚期以後，不再用真車、真馬殉葬，一般改用木製或陶製的車馬模型來替代。據文獻記載：漢代帝陵中還將供遊樂的禽、獸殉葬。薄太后陪葬坑中即曾出土犀牛和大熊貓骨骼。 陵前設置石刻群，大約從漢代開始。其作用大致有兩種，一種是表示戰功和成就，一種是像徵警衛與儀仗。現存漢代茂陵陪葬墓霍去病墓前的一組石刻共16件。設置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表彰霍去病的戰功。唐太宗昭陵北門內，陳列14件少數民族首領石像，門內東西兩廡〔wu五〕陳列六匹駿馬，也是為了顯示太宗政治上、軍事上的才能與戰績。 南北朝時期，陵墓前模仿宮廷設置警衛的形式，普遍設置大型石人和石獸，有像徵吉祥、驅除鬼怪和警戒保衛的作用。所設石刻的種類、數量、大小有等級區別。北魏孝莊帝靜陵的前面，曾出土一件石人和一個石人頭，石人雙手握劍，顯然屬侍衛武士。南朝陵墓前面神道兩旁所立石刻為石獸(麒麟)一對，石柱一對，石碑一對。自唐代高宗武則天的乾陵開始，由文武大臣和珍禽異獸組成的大型石刻儀仗隊基本形成定制。南門神道兩側設置石柱、飛馬、駝鳥各一對，石馬及拉馬人五對，石人十對，石碑一對。另有用以顯示文治武功的少數民族首領石像。宋代以後，歷代帝陵石刻基本沿用唐代製度，但在品種和數量上有所變化。如石人分為文臣、武將兩種，增加了獨角獸、象、駱駝等大型動物和神獸。 陵前石刻多為一塊巨石雕刻而成。手法有線刻、浮雕和圓雕，大部分造型渾厚，手法細膩，形態逼真，顯示了我國雕刻藝術的悠久傳統。其中如唐太宗昭陵的六駿石刻堪稱我國石刻藝術的傑作。 陵前立碑大約始於東漢。當時不僅達官貴人如此，一般庶民也立墓碑。已知帝王陵墓前立石碑最早是在南北朝時期。陵前神道左右立碑一對，碑身正中刻文字。唐代帝陵和許多陪葬墓前都有石碑。現存最重要的是乾陵神道北部兩側的“無字碑”和“述聖記碑”。 “述聖記碑”為武則天撰文，唐中宗書寫，內容頌揚高宗的文治武功。北宋時期陵前不立碑。明代恢復唐代陵前立碑的製度，不同的是把碑立在神道南端，並建宏偉的碑亭。碑文由嗣皇帝撰寫，曆書先帝一生功績。清代陵前立碑基本沿用明代製度。 帝陵附近附葬配偶和人殉以外的人，其墳墓可統稱為陪葬墓。漢代以前的陪葬墓性質比較複雜。據《唐大詔令集》記載：“諸侯列葬，周文創陳其禮。”但據考古發掘資料可知，商代已有陪葬墓。西周以後陪葬制度得到進一步發展。安陽殷墟商王陵附近發現少數中型和小型墓。衛侯墓、趙王陵、魏王陵、秦王陵以及秦始皇陵的附近也都分佈有中小型墓。這些墓位於王陵近旁，數量不多，身份地位較高，當屬陪葬墓。陪葬者的身份大抵是國君的侍從或公族。其中有的可能屬於從死殉葬，有的可能是同族埋葬。 西漢時期自高祖長陵開始，出於政治目的，各陵都安置有很多陪葬墓，稱為“陪陵”，形成規模宏大的陪葬墓地。墓地位於帝陵的前方，排列整齊。數量最多的是長陵，現存墳丘60多座。陪葬者大都是當時的朝廷重臣、皇親國戚。據記載陪葬長陵的有蕭何、曹參、張良等一些開國元勳；陪葬茂陵的有衛青、霍去病等名將。陪葬者的墓地多為皇帝所賜，各自建有陵園、園邑和祠堂。有的還將子孫附葬父祖墓旁，形成宗族墓地。陪葬者地位越高，離帝陵越近，封土也較高大。從西漢陪葬者的地位和身份分析，高祖、武帝、宣帝等帝陵陪葬墓中多為朝廷的重臣、名相。而西漢晚期，元、成、哀諸陵的陪葬者則或為外戚，或為佞幸，或為妃嬪、宮人。這種情況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漢代政治上的興衰和變化。 唐宋時的帝陵，沿襲了西漢的陪葬制度。在積、李靖、尉遲敬德等均屬開國元勳，達官顯貴。玄宗泰陵的陪葬者中，皇親國戚所佔比重大為增加。中宗定陵的陪葬者已經全部屬於皇親國戚。從昭陵陪葬墓的位置分析，是按照死葬時間的先後排列的。唐代陪葬墓受漢代的影響，均在陵前一側。宋代的陪葬墓則多在帝陵的背後一側，這顯然和宋代皇權高度集中的政治形勢有關。西夏受唐宋的影響也實行陪葬制度，陵區內有不少陪葬墓。 宋代以後，陪葬制度被廢除。明初一些功臣如徐達、常遇春雖葬於南京，但都在紫金山之陰，與孝陵隔山相背，不在一個陵區內，不屬於陪葬性質。清代帝王陵區雖建有單獨的妃嬪園寢，但屬於帝后合葬制的一種形式，與陪葬制度不同。 歷代帝王陵寢和陵寢制度與當時的社會狀況密切相關，不僅反映意識形態上的禮制習俗，而且反映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保存至今的陵寢建築以及大量的隨葬品、石刻等文物更是古代勞動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結晶，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今天它們已為廣大人民所有，成為科學研究的重要實物資料，成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形象教材，也是旅遊觀賞的對象和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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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