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我國醫學發展已經有了良好的基礎，古醫籍經大規模的規範的整理，新的醫書也大量問世。至金、元時代，隨社會需要，醫學門派逐漸形成，湧現出一些卓有成就的著名醫家，其代表人物就是後世所謂的“金元四大家”——劉完素、張從正、李杲、朱震亨。
劉完素(約公元1120—1200年)，字守真，號通玄處士，河間(今河北河間縣)人，人稱劉河間。劉完素幼年家境貧寒，飽受顛沛流離之苦，後其母因病失治而死，便立志學醫。當時天災兵禍不斷發生，疫病流行，疫病中為害最甚的是當時所謂的“時疫疙瘩”、“大頭天行”等，因古書未見載述，故當時稱其為“新病”。據其臨床病狀，很可能就是現代所稱的鼠疫病。劉完素目睹疫病猖獗，深知百姓疾苦，從醫之心更堅。他一生雲遊四方，濟世扶弱，因醫術高超而深受百姓愛戴，世人稱之“神醫”。他的著述雅俗可讀，所以有人稱讚他的書：“農夫、工販、緇衣、黃冠、儒宗，人人家置一本可也。”劉完素頗有民族氣節，當時是遼金入主中原，因他醫名傾於朝野，金章宗曾對他三次詔任，他皆不俯就。章宗無奈只好御賜“高尚先生”作罷。劉完素學習刻苦，25歲時見到《黃帝內經》，便手不釋卷，朝夕揣摩，研讀了35年。讀《傷寒論》也是口誦心惟，廢寢忘食。他學習經典，並非從理論到理論，而是密切聯繫醫療實踐進行探索。他說：“若專執舊本，以為往古聖賢之書而不可改易者，信則信矣，終未免於一隅。”正因為他有這種師古不泥於古，尊經而不死於經下的治學態度，所以他對經文的內容常有獨特的見解，而這些新見解也正是他在臨床治療中創新的理論依據。他認為火熱是多種複雜病證的主要病機，因而治病善用寒涼藥劑。比如對於外感病，如發熱、惡寒、頭痛、身痛等，《傷寒論》認為寒邪束表而用辛溫解表法，而他則認為是熱邪在表而主張辛涼解表，開發鬱結。這就打破了以往解表必用溫藥的成規。而對於表邪未解，裡熱已盛的階段，他又創造表裡雙解之法，發汗、通下兼顧，也突破了以往“下不厭遲”的某些禁忌。他還認為氣候環境古今不同，世態民居有所變化，故古今治病之法也必須有相應的變化。由於他勇於倡導新說，成為推動金元學術爭鳴的第一人。其後攻邪派、滋陰派，以至明清的溫病學派均承其餘蔭，其貢獻由此可知。他的著作有10多種，有代表性的為《素問玄機原病式》、《黃帝素問宣明論方》、《傷寒直格》等。人們稱他所創的學派為“河間學派”，因其學術特點，又稱為“寒涼派”或“主火派”。
他去世後，人們為他立碑築廟，有些“守真廟”遺跡一直留存至今。 《河間府志》甚至將他與扁鵲並論。
張從正(公元1156—1228年)，字子和，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蘭考縣)人，考城是古戴國，故自號戴人。他性格豪爽，喜歡與勞動群眾接近，由於治病療效顯著，譽滿醫林，所以在興定年間(公元1217—1222年)，曾被朝廷詔補為太醫。但他以“迎送長吏馬前唱諾(作揖)”為羞，故不久即辭職歸於故里。以後就與麻九疇、常用晦等人討論醫學，並著《儒門事親》，集中反映了他的學術思想和醫療經驗。唐宋以來，醫界嗜補成風，阻礙了醫學的發展，實際上也貽誤了不少病人。張從正目睹時弊，指出前代方書過分應用補藥的錯誤，認為“古方不能盡治今病”。他繼承了劉完素的學術思想而又有發揮。強調不管病邪從何而來，都不是人體素有的，一經致病，必須攻治。若用補法治療，有如“鯀湮洪水”，實際是把病邪包圍起來了，一旦潰決，禍不旋踵。張從正最善汗、下、吐三法治病，曾有“汗下吐三法該盡治病”之論。但他的攻邪三法並不局限於發汗、瀉下、湧吐，他說：“如引涎漉涎、嚏氣、追淚，上下行者皆吐法也；炙、蒸、薰、渫〔xie屑〕、洗、烙、針刺、砭射、導引、按摩，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催生、下乳、磨積、下水、破經、洩氣，凡下行者皆下法也。”可見他治療疾病的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在治療學的發展上作出了貢獻。張從正之所以強調攻邪，是因為攻邪的目的就是為了元氣恢復，所謂“不補之中有真補存焉”。他對用補藥的主張是無病不要濫用補藥；邪積未盡者，先攻邪後議補；“脈脫下虛，無積無邪”，方可考慮用補藥。並進一步強調食補更為重要，認為米粥素淨之品還可以助正氣以使邪氣退盡。人們據他的學術主張，稱他所創的學術派別為“攻邪派”。清代名醫王士雄稱讚他：“恆古以來，善治病者，莫如戴人，不僅以汗、吐、下三法見長也。”
李杲(公元1180—1251年)，字明之。真定(今河北正定縣)人。先秦真定稱東垣，李杲世居此地，故晚年自號東垣老人，後世多稱他李東垣。他生於金代，卒於元代。李杲雖生在巨富之家，卻情性敦厚忠信，生活嚴謹，故名聲甚好。李杲母親重病，命鄉里幾個醫生調治，但眾醫溫涼寒熱，各執一辭，藥物用遍，仍然不救而亡。至死竟然連患的什麼病症都不清楚。李杲痛悔自己不知醫理致母病故，決心學醫以補己過。於是備辦了大量財物，登門就學於易水張元素老人門下。張元素，字潔古。與劉完素同時代而年齡略小，醫名與劉並著於時。張治病很少採用古方，自為家法。重視內傷，強調扶正，曾謂“養正積自除，猶之滿座君子，縱有一小人，自無容地而出”。著《醫學啟源》、《潔古家珍》、《珍珠囊》等，創易水學派，其弟子李杲的“補土派”，及明代溫補學派實際均是對易水學派的發展。故後人讚劉完素、張元素：“劉、張既出，則軒歧之法截然而歸正。”李杲隨張元素學醫數年，盡得其傳而歸。其後瘟疫流行，有一種俗稱“大頭天行”的傳染病，死人最多。李杲循經探源，制定一方，經治多人果然療效甚著，於是便將處方刻印張貼或散發到各地，人們使用後都很有效。當時人以為必仙人所傳，遂刻碑永存，這就是今天仍在臨床應用的名方“普濟消毒飲”。李杲生活的南宋時代，正值金、元混戰，兵禍、天災、疾病使百姓生活極不安定。飢餓勞碌，動蕩的社會環境，成為產生李杲“脾胃內傷學說”的客觀條件。他認為人以脾胃為本，脾胃受傷，元氣就不能充沛，百病則由此而生。造成脾胃受損的原因，主要是飲食勞傷、勞疫過度、七情所傷。他在治療疾病時，擅長以補脾胃為基礎，分別補上、中、下三焦元氣。因此被稱為“補土派”的宗師。名醫王好古原與他同時師從於張元素，後來又從他學醫，說明當時脾胃學說很為當時醫家膺服，而後世名醫家也都給予他的學說以很高的評價，曾有“外感宗仲景，內傷宗東垣”之說。李杲的傳世著作有《內外傷辨惑論》、《脾胃論》、《蘭室秘藏》、《醫學發明》等，他所創制的一些方劑至今應用仍非常廣泛。
朱震亨
朱震亨(公元1281—1358年)，字彥修，元代義烏(今浙江義烏縣)人。因其居處有丹溪流經，故晚年人們尊稱他“丹溪翁”，後世遂以朱丹溪稱之。朱氏世代為儒，他天資聰慧，六歲即能作詩賦，時人視為“神童”。早年治舉子業，30歲時，因母病而眾醫束手無策，遂有志於醫。自學《素問》三年，有所領悟，遂親自為母調治二年，母病漸愈。因而追憶父親、伯父、叔父、妻子都是因時醫誤治而遭不測，心情十分沉重，更堅定了鑽研醫學的志向。他曾出遊尋訪名師，歷時五年。後聞羅知悌學識淵博，於是誠意登門求教，竟被拒之門外。羅知悌，字子敬，號太元。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得劉完素弟子荊山浮屠之傳，而旁通張從正、李杲二家之說。然恃能厭事，性情褊〔bian扁〕狹，很難相處。但朱誠意仍篤，竟站立門外三月之久，遭叱罵五七次，雷雨交加也並不動搖。羅深受感動，又知他已有醫名，迎入後見他的確氣度談吐不凡，才收為門下。羅知悌將劉、張、李三家之說傳授震亨，以《內經》的理論作為評斷是非的準則，給朱震亨分析諸家學術要旨。朱震亨盡得其學而歸，後經多年刻苦探究，勤奮地實踐，創“相火”、“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理論，治病重視滋陰降火，卓然自成一家，被人們視為“滋陰派”的開山。朱震亨曾師從元代著名理學家許謙，專攻朱子(宋大儒朱熹)之學，因此理學素養是很深的。理學是一個哲學流派，“闡釋義理而兼談性命”。朱震亨是將理學與醫學理論結合的第一人，這些從他的醫學著作中有所反映。後來理學對醫學理論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明、清時期此風最為顯盛。他的養陰學說認為人的陰精即生命活動的物質基礎，難於形成，又因為情慾無涯，而使人體常呈現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的狀況。陰不制陽，使相火易於妄動，更損耗陰精，所以主張在生活中要節欲，在治療上重視滋陰降火。這一學說問世後，得到歷代醫家的重視。至今日本尚有丹溪學社，可見朱震亨的學說600多年來對日本漢醫的影響也是很深的。他的著作很多，署名朱震亨者有30多種，其中包括門人整理成書的，也有個別的是後世託名之作。他的著作中以《格致餘論》和《局方發揮》影響最大。朱震亨弟子很多，最有成就者當推王履(字安道)，著有《醫經溯洄集》等，戴思恭(字元禮)，著有《證治要訣》、《推求師意》等，二人均以醫術擢用於明初。
朱震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