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劑是運用藥物治病的一個醫學上的飛躍。它是在我們祖先長期積累的藥物學知識的基礎上，逐步成熟的。湯劑是中醫治療的一種重要手段，湯劑的出現是我國藥物史上的一大發明，據考商代初期就已運用湯劑治病。在出土文物中發現夏代的陶釜、陶罐等烹調器具已較精緻，商代，飲食器皿多為銅製，這一切就為煎煮藥物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禮記·曲禮》謂：“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載：“長桑君授禁方與扁鵲。”“扁鵲治虢太子屍厥……以八減之劑和煮之。”另外，公元前3世紀周朝末葉遺留的文物“流沙墜簡”上，就載有治療馬傷的方劑。可見湯劑始於商初是可信的，《甲乙經·序》說：“伊尹以亞聖之才，選用神農本草以為湯液。”至周朝時，複方湯劑的應用已經非常普遍了。
隨著歷史的演進，古代醫學家在自己臨床實踐的基礎上，不斷研製出治療各種病症的方劑。不同的學術流派又有不同風格的代表方劑。以至中醫方劑的數目與日俱增，而歷代名方也一直有效地運用於臨證實踐。
方劑不同於單位藥的運用，它根據病證的不同，將藥物按照一定的原則進行有機的組合，使藥效充分發揮，並減少藥物的毒性與峻烈之性。臨床運用中有湯、丸、散、膏、酒劑等不同劑型。其中湯劑最能靈活地加減藥物，有吸收快，療效好的特點，因而數千年來一直被醫者所喜用。
方劑學的內容極其豐富，這裡我們著重談談方劑學的理論與古代重要方書。
方劑並非多味藥的簡單堆砌，它的組合是有一定的原則的。 《內經》已奠定了方劑學理論的堅實基礎。如《素問·至真要大論》提出了製方的原則，第一，組方是以病證為根據；第二，具體方藥的配伍，決定於治法的確立；第三，制方的適宜與否，主要看對藥性四氣五味的配伍是否恰當。同時該篇首倡君、臣、佐、使的組方原則，即：“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君藥是針對主證起主要治療作用的藥物；臣藥是輔助君藥以加強其治療作用的藥物；佐藥有佐助、反佐及製約毒性及峻烈之性的作用；使藥具有引經和調和諸藥的作用。通過君、臣、佐、使的有機組合，才能發揮方劑的最佳效果。
方劑數目繁多，為了便於學習和使用，歷代醫家很重視方劑分類的研究。方劑的分類最早見於《內經》，書中提出大、小、奇、偶、緩、急、复，這一“七方”分類法。
“十劑”分類法始於北齊徐之才。徐之才，字士茂。丹陽(今江蘇鎮江)人。徐家自徐熙始八世名醫，子孫活躍於黃河以南，大江南北，歷劉宋、南齊、北魏、北齊，出入宮廷，為王室及顯貴診治，屢獲奇效，並為後世留下大批醫學著作。徐之才為徐家第六代，對天文學、醫學素養很深，著述很多，所創“十劑”對藥物及方劑按功用分類很有貢獻。所謂十劑，即宣、通、補、洩、輕、重、澀、滑、燥、濕，“宣可去雍，生薑、橘皮之屬是也；通可去滯，木通、防己之屬是也；補可去弱，人參、羊肉之屬是也；洩可去閉，葶藶〔tingli亭歷〕、大黃之屬是也；輕可去實，麻黃、葛根之屬是也；重可去怯，磁石、鐵粉之屬是也；滑可去著，冬葵子、榆白皮之屬是也；澀可去脫，牡蠣、龍骨之屬是也；燥可去濕，桑白皮、赤小豆之屬是也；濕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屬是也。”這是方劑最早的功能分類法。其後歷代醫家又有發展。
繼“十劑”之後，宋代寇宗奭增寒、熱二劑，而為“十二劑”。明代繆仲淳又增升、降二劑，而為“十四劑”。張景岳則認為“方宜從簡”，提出了補、和、攻、散、寒、熱、固、因的“八陣”分類法。
至清，程鐘齡提出汗、吐、下、和、清、溫、消、補這一八法統方的分類法。汪昂在《醫方集解》中，用補養、發表、湧吐、攻裡、表裡、和解、理氣、理血、祛風、祛寒、清暑、利濕、潤燥、瀉火、除疾、消導、收澀、殺蟲、明目、癰瘍、經產“二十一劑”歸納眾方。近代多從之而略有出入。
還有按病症分類的方書，最早的是《五十二病方》，其後宋代的《太平聖惠方》、明代的《普濟方》等都是按病症分類方劑的代表作。
以上諸種分類法各有所長，但經臨床實踐，以汪昂的“二十一劑”分類法較為全面，並切合臨床實用，為後世所推崇。
《漢書·藝文志·方技略》載經方11家，274卷。據《漢書·藝文志》成書始末，可推知這些方書多為先秦遺作，遺憾的是均早已亡佚。目前可以見到的最早的方書為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五十二病方》(原無書名，撰者不詳)，據考約為春秋戰國時作品。全書15000餘字，記述52種疾病的治療方法，現能辨識的醫方有280餘首，所載病名已涉及到內、外、婦、兒、五官各科，所用劑型，已反映出丸、湯、散、膏各種，方劑組成大多二味藥以上。除內服法以外，外治法內容也很豐富，有手術、藥敷、藥浴、熏蒸、熨、砭、灸、按摩、角法等。
歷史上最有影響的方書當推東漢名醫張仲景所著的《傷寒雜病論》。張仲景在繼承《內經》理論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對外感疾病與內傷雜病，確立了將理、法、方、藥相貫穿的辨證論治原則。由於該書組方嚴謹，用藥精當，療效可靠，故被後世醫家尊為“醫方之祖”，其中的方劑被稱為“經方”，而張仲景亦被譽為“醫聖”。 《傷寒雜病論》共載方劑375首，除去重複(方同證不同)，則實際收方269首，使用藥物214味。書成後因戰亂很快散佚，後經西晉人王叔和蒐集整理，重新編次為《傷寒論》、《金匱要略》兩部書。王叔和，名熙，西晉高平人，曾為晉太醫令，著有《脈經》10卷，為我國現存最早的脈學專著。他整理張仲景的著作，使其流傳後世，其功最為後世稱道，宋代林億等校正《傷寒論》時說：“自仲景於今八百年，惟叔和能學之。”
《肘後備急方》簡稱《肘後方》，為晉代葛洪所著。該書載方的特點是簡、便、廉、驗，對後世影響頗深。 《肘後方》保存了不少珍貴的古代傳染病史方面的資料。如書中所載的“虜瘡”是世界上關於天花的最早記載。又如對沙蝨的描述，也是世界上關於恙蟲病的最早記載。 《肘後方》後經梁人陶弘景、金人楊用道增補，就是我們今天見到的《廣肘後備急方》。
晉代至唐，方書眾多，學術成就也高，其中以《小品方》、《千金方》、《外台秘要》對後世影響最大。
《小品方》又名《經方小品》，為東晉末陳延之編著。當時“諸貴家皆各自撰集服藥方”成為一種風尚，至唐，朝廷明令“為醫者皆習張仲景《傷寒》、陳延之《小品》”，可見《小品方》學術價值之高。但至宋也歸失傳，所幸《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日本丹波康賴的《醫心方》、朝鮮金禮蒙的《醫方類聚》曾摘錄了不少《小品方》的珍貴資料。 1958年日本發現《小品方》殘卷第一卷，系唐代傳抄本，包括序文、總目錄、用藥犯禁訣等，是研究、輯复該書的重要資料。
《千金方》包括《千金要方》與《千金翼方》，系唐代孫思邈所撰，以人命重於千金，而命名其書。僅《千金要方》就載方5300餘首，該書較系統地總結和反映了唐代以前的醫學成就，保存了大量古方和當時流行的驗方。書中還載有“大醫習業”、“大醫精誠”兩篇醫德專論，至今仍具有現實意義。
《外台秘要》為王燾所著。王燾酷愛醫學，曾在弘文館(國家圖書館)任職20多年，有條件博採古醫籍文獻，而著《外台秘要》。其書載方6000餘首，可貴的是所引錄自它書的內容均註明出處，成為研究唐以前醫學成就的重要參考資料。後來失傳的唐代以前眾多方書的內容，很多是賴《千金方》、《外台秘要》而能流傳至今。
孫思邈
《太平聖惠方》是宋代政府刊行的一部大型方書，由王懷隱等人奉命組織編修而成。王懷隱，宋州睢〔sui雖〕陽(今河南商丘)人。初為道士，精通醫學，奉詔還俗，為尚藥奉御，後升為翰林醫官使。該書100卷，載方16834首，分類以隋代《諸病源候總論》為依據。書成，由宋太宗作序，頒行各州，置醫博士掌之。這是我國第一部由政府統編的方書，後於仁宗時，何希彭選其精要輯為《聖惠選方》，作為標準醫書充當教材，應用數百年。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原名《和劑局方》，是和劑局製售成藥時所用方劑的規範總結。由宋朝廷詔令陳師文、裴宗元等醫官校正。是我國第一部由政府頒行的成藥專書和配方手冊。載方788首，其劑型有13種之多，對成藥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有些著名方劑一直延用至今。其書流行後，民間習醫者皆研習之，以致形成照搬其成方而不深究醫理的時弊，金元時代諸醫家多次對此弊端進行批評，也反映了北宋中末葉《和劑局方》影響是很大的。
《聖濟總錄》，又名《政和聖濟總錄》，系北宋末年由政府組織編寫的又一部巨型方書。後於金大定年間、元大德年間兩次重刊。載方近二萬首，蒐集了歷代方劑及民間驗方，內容十分豐富。
《普濟方》由明初朱橚、滕弘等編輯，收方61739首，該書搜羅廣泛，資料豐富，編次詳細，是我國最大的一部方書。該書不僅在方劑學上有很高價值，同時在保存古代醫學文獻上也有較大貢獻。如李時珍在編著時，已有許多古醫書失傳或罕見，實賴《普濟方》才能窺見失傳醫書內容，並又轉引在之中。
清代還出現一部頗具特色的方書，即趙學敏蒐集、編輯的《串雅》內、外編。這是一部匯集民間走方醫(鈴醫)醫藥經驗之作。自序謂：走方醫歷來被人鄙視，他們確有狡詐的一面，但其頂(吐法)、串(瀉法)、截(截斷其病狀)、禁(符禁咒由之法)諸法往往奏效甚捷。其用藥有賤、驗、便的特點，所據醫理也不悖古訓。因其術秘不輕傳，其方藥治法鮮為人知，故與當時著名的老鈴醫趙柏雲編輯該書。
解釋方義的著作，始於金代成無己的《傷寒明理論·藥方論》。其內容是為《傷寒論》中常用的20個處方作了詮解。
明代吳崑著的《醫方考》是又一部方論專著。吳崑，又作吳昆，字山甫，別號鶴皋，歙縣(今安徽歙縣)人。在醫學理論上推崇《內經》；治療主張針、藥並用。曾著有《吳注黃帝內經素問》、《針方六集》、《脈語》、《醫方考》等。 《醫方考》選方700餘首，“考其方藥，考其見證，考其名義，考其變通，考其得失”(《醫方考·自序》)，使方義清晰，有利於理解與運用，成為後世醫者學習方劑的一部重要參考書。
《醫方集解》是清代汪昂所著的一本方論著作。汪昂，字切〔ren認〕庵，安徽休寧人。早年業儒，為邑諸生，後潛心醫學。他對明末傳入我國的西醫學態度較為開明，曾對“心主神明”有異詞，認為“腦為元神之府”、“靈機記憶在腦”。他著述頗豐，涉及醫經、本草、方劑各方面。由於他的著作兼採眾長、簡明扼要、淺顯易懂，故深受醫者喜愛，流傳較廣，對醫學普及有所貢獻。汪昂鑑於《醫方考》僅為一家之言，遂選方300餘首，輯錄各家見解，故名為《醫方集解》，同時在書中將方劑分為21類，較以前分類法更全面，也更切合實用，對後世影響很大。
《成方切用》為清代吳儀洛所著。吳儀洛字遵程，浙江海鹽人。曾在汪昂《本草備要》的基礎上，撰《本草從新》，簡明實用。他認為《醫方集解》集方不多，遂選方1100餘首，合吳崑、汪昂所輯，又進行增改，其分類方法與汪昂相似，選方多切合實用，故名為《成方切用》。
孫思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