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短篇小說歷經六朝志怪、唐人傳奇，發展到宋、元，一蹶不振，趨於衰落。可是，蒲松齡的卻異峰突起，取得了文言短篇小說的最高成就。全書近500個短篇，寫盡人間不平，謳歌美好的愛情，寄託一生懷才不遇的孤憤，立意新穎，曲折離奇，寓意深刻。蒲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山東淄川(今淄博)人。科場不利，71歲始成貢生。中年時，曾一度在寶應作幕客。其餘時間，均在家鄉作塾師。蒲松齡的作品，包括詩、詞、賦、駢文、散文、俚曲等，均收集在《蒲松齡集》中。
《促織》是中的名篇。作品首先簡要地交待了征繳促織的時代背景，揭出從上到下的腐敗。接著讓主人公成名出場，介紹他迂訥善良、不善應酬的性格以及他承應苦差，將家產賠盡的經歷。故事隨著促織的求而不得、得而忽失、失而復得向前發展，人物的喜怒哀樂，成名的命運也隨之沉浮升降。在神靈的啟示下，成名得到了一頭俊健的促織，不料又被兒子失手弄死。兒子懼禍，投井自盡。全家絕望傷心。誰知兒子的靈魂竟化為促織。這頭促織貌不驚人，卻力挫群蟲，所向披靡。於是，成名因為進獻促織而榮華富貴。
整個故事曲折波瀾，大起大落。開始時，成名一籌莫措，山窮水盡。不久，由圖索蟲，絕處逢生，於是，舉家慶賀。不料兒子將蟲撲死，全家落入絕境，成名由喜極到怒極。兒子投井，成名化怒為悲，情節發展到最低點。忽然“門外蟲鳴”，矛盾又走向解決。但作者還不願一下子走向喜劇的結尾，又插入力挫群蟲的曲折。全文緊緊抓住人與蟲的對比來寫。 “每責一頭，便傾數家之產”，捉到一隻，便欣喜若狂；一旦弄死，便“面色灰死”，“如被冰雪”，這就有力地揭露出“人不如蟲”的悲劇。作者對人物心理的把握極為準確細膩。聽說兒子撲死了促織，成名憤怒已極，“怒索兒”，兒子投井，成名“化怒為悲，搶呼欲絕”，這時，失去親子的悲痛壓倒了不能交差的憂慮和對兒子的怨怒。兒子復蘇，又“心稍慰”。門外有蟲鳴，則喜而收之，又怕這頭促織太小，不能合格。這篇小說的剪裁極為得體。三次捕捉促織，第一次寫得極簡略，第二次寫得很詳細，極寫促織得之不易，為後面的樂極生悲蓄勢，第三次，促織是兒子靈魂變的，寫得虛虛實實，惝恍迷離。
《司文郎》是蒲松齡抨擊科舉的力作。作者在故事中設置了王平子、餘杭生、宋生、瞽僧四個人物，著力寫科場考試的前前後後。四人之中，王平子和余杭生是現實的人物，宋生是鬼魂，瞽僧是半仙似的神秘人物。
瞽僧有一種特殊的評文方式，他能用鼻子去嗅文章燒成的灰，從灰的氣味去判斷文章的優劣高下。瞽僧先聞了一下王平子的文章燒成的灰，說是“初法大家，雖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適受之以脾”。瞽僧的嗅覺是否可靠呢？作者巧妙地讓“懷疑派”餘杭生出面，“先以古大家文燒試之”，瞽僧大呼“妙哉！”接著，餘杭生又把自己的作文悄悄混入，誰知瞽僧不可欺，一嗅即說味兒太難聞，一聞就要吐。不料，餘杭生居然中榜，王平子反倒名落孫山。宋生和王生跑去把結果告訴瞽僧。瞽僧嘆息道：“我雖然眼瞎了，但鼻子還沒瞎。那簾子裡的試官連眼睛帶鼻子都'瞎'了。”不一會兒，餘杭生氣昂昂地來了，他得意地來嘲弄瞽僧。瞽僧諷刺他說，我評論的是文章的優劣，並沒有給你算命，你不妨把試官們的文章取來，我一聞就知道哪一位是你的座師。餘杭生和王平子果然去把文章找來了，燒到第六篇，瞽僧突然對著牆壁大吐，連連放屁，聲大如雷。大家哄堂大笑。瞽僧對余杭生說，這就是你的老師啊！開始不知底細，不小心聞了一口，鼻子都受不了，吸到肚子裡，膀胱裡就容不下，直衝下面出來了。瞽僧狀似瘋顛，其實是痛罵試官。 “簾中人並鼻盲矣”實為點睛之筆。
《嬰寧》是中一篇全力刻劃性格的小說。這篇小說也寫了故事，但故事極簡單，也不給人多少印象，使人掩卷難忘的是小說的女主角嬰寧。嬰寧生長在山野，父母早亡，母親臨終前把嬰寧交託給一位老婆婆。這老婆婆對嬰寧十分愛惜。嬰寧在這樣一種特殊的環境中，沒有多少禮教的束縛，天真爛漫，孜孜憨笑，嬉不知愁。作者特別抓住嬰寧愛笑的特點，盡情描寫。嬰寧一出場，便是“拈梅花一枝，容華絕代，笑容可掬”。這是王子服眼睛中的嬰寧，是那種一見鍾情的情人眼裡的嬰寧，這是比較靜止的描寫。看到王子服注目不移的痴狀，嬰寧笑著對婢女說，這小伙子的目光像賊。後來，王子服登門，嬰寧在門外“嗤嗤笑不已。婢推之以入，猶掩其口，笑不可遏”。她不知見生人不應嬉笑，也不知男女授受不親、必須莊重才是。她只覺得這小伙子可笑。儘管老婆婆訓她，她“忍笑而立”，不一會，“女复笑，不可仰視”。一出門，“笑聲始縱”。以後見了王子服的母親，“猶濃笑不顧”。結婚的那天，笑到無法拜天地。
作者還有意寫了嬰寧愛花的癖好。初次見面，只見她“拈梅花一朵”。王子服來了，她“由東而西，執杏花一朵，俯首自簪”。見到王子服以後，“含笑拈花而入”。嬰寧的住處，“白石鋪路，夾道紅花”、“豆棚花架滿庭中”、“窗外海棠枝朵”。成家後，她“愛花成癖，物色遍戚黨。竊典金釵，購佳種，數月，階砌藩溷〔hun諢〕，無非花者”。這是作者以花喻人、以花襯人。
作者有意為嬰寧安排了一個遠離凡俗塵囂而又仍然充滿人情味的環境。離城30多里，“亂山雜沓，空翠爽肌，寂無人行，止有鳥道”。嬰寧就住在谷底的“叢花亂樹中”，“門前皆絲柳，牆內桃杏尤繁，間以修竹，野鳥格磔〔zhe哲〕其中”。作者又極寫嬰寧的痴，寫嬰寧的愛笑、喜歡花，寫她的天真單純，寄託了作者的人生理想。
蒲松齡善於寫狐魅花妖；可是，一篇從頭至尾沒有出現超現實的情節和人物。的故事情節並不出奇。 “三言”中已有類似的故事。蒲松齡的成功之處在於他能將前人故事中的情節和人物，重新點染，騰挪變化，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寫的是公案。公案小說不難寫出曲折的情節，可不容易寫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常常是因事設人，人物被情節牽著走，性格很模糊。然而，不是因事設人，而是事隨人走，故事的發展完全是人物性格衝突的自然結果。
寫了四組人物，都是案件的相關之人。胭脂和鄂生是第一組，是戀愛的兩位主角。其中胭脂是全案的根。全部故事和線索都圍繞她的命運來展開。鄂生是胭脂意中之人，幾乎成為冤案的犧牲品。宿介和王氏是第二組，是此案重要的知情人。其中王氏這一輔助人物的配置在這篇小說的結構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作者藉王氏將故事的相關之人串到了一起。王氏是胭脂的鄰居，是胭脂的“女閨中談友”。王氏給胭脂介紹了門外那位“風采甚都”的少年(鄂生)的情況，又是王氏將胭脂看上鄂生的情況告訴了情夫宿介。而宿介又去討便宜，遭到拒絕。無意中又將撿到的胭脂繡花鞋丟失，鞋子為毛大拾去。而毛大又曾挑逗王氏而遭到拒絕。條條線索都通向王氏，弄清王氏的情況實乃破案的關鍵。王氏在小說中的作用還不止於此，她還是推動情節向前發展的最重要的因素。通過她的介紹，胭脂才了解到鄂生的大致情況，從而下了決心。因為王氏與宿介的曖昧關係，才使案中又多了宿介插進來的一段波折。王氏又是毛大垂涎的對象，這才使毛大聽到了王氏與宿介的對話，從而產生了騙奸的念頭。牛醫卞氏夫婦是第三組人物。故事開始時，卞氏夫婦游離於主線之外，後來，卞牛醫成為凶案的直接受害者。毛大是第四組人物，他是真正的兇手。從道德的角度來看，胭脂、鄂生是作者歌頌的一方，毛大是受鞭斥的一方，從而構成善惡的兩極。王氏、宿介是中間人物。王氏輕佻，宿介輕狂、行為不端。可是，王氏輕佻而能拒毛大於門外，宿介不端卻並無殺人之心。王氏為胭脂介紹鄂生，未必沒有成人之美的熱心。與此同時，她卻又會將此事當作笑話告訴她的情夫宿介，這就又顯出她的輕薄。作者對王氏性格的描寫很有分寸，恰到好處，充分錶現出作者性格描寫的深厚功力。寫不夠、寫過了，都將不是“這一個”王氏。對王氏的描寫實為這篇小說的一個難點。蒲松齡以藝術大師的功力，輕鬆地克服了這個難點，使王氏的形象顯得十分真實。
蒲松齡善於用愛情去考驗他筆下的人物，而且善於刻畫愛情心理的曲折微妙之處。在中，作者通過胭脂、鄂生、王氏、宿介對愛情及男女關係的不同態度，體現了他們不同的思想和性格。胭脂看到鄂生從門外走過，她的表現是：“女意似動，秋波縈轉之。”鄂生“去既遠，女猶凝眺”。可見，這位小家碧玉在一見鍾情之後有點情不自禁。經王氏挑明以後，胭脂“暈紅上頰，脈脈不作一語”。既不敢貿然肯定，也沒有斷然否定。肯定則含羞不敢，否定則違反本心。 “脈脈不作一語”，正所謂“此時無聲勝有聲”。王氏主動要為胭脂牽線，胭脂竟“無言”不應。直至相思成疾、有生命之虞時，胭脂才向王氏承認自己愛上了鄂生，疾病因此而起。胭脂的初次亮相，只是體現了她的羞澀和癡情。從胭脂嚴辭痛斥、拒絕宿介的誘姦，作者又展現了這位少女思想性格的又一個側面：她對愛情的態度是嚴肅不苟且的，在狂暴面前，她是抗爭的。她之所以鍾情於鄂生，不光是因為鄂生“風采甚都”，而且因為她認為鄂生性格溫和，能體諒她。當她有病的時候，“當相憐恤”，決不會施以狂暴。父親被害以後，胭脂誤以為鄂生是兇手，她對鄂生的愛全化為恨。
王氏對愛情的態度與胭脂成為鮮明的對比。王氏已婚，沒有胭脂那麼多的羞澀。可是，王氏的直言不諱中帶有輕佻的成分。胭脂凝視鄂生背影的憨態，在王氏看去，是有點可笑的。宿介與王氏幽會時，王氏竟把這件事當笑話一樣轉告宿介。宿介並非規矩人，這一點王氏不會不知道。宿介丟了繡花鞋，四處尋覓不得，把實情告訴王氏，王氏居然毫無表示。對於宿介調戲其密友的事，她竟然漠然視之。
故事的主題是熱烈地讚揚狐女紅玉的俠肝義膽。可是，作者似乎並不急於奔向他的主題。故事一開始，好像是在寫愛情。馮相如是中常見的窮秀才，卻偏有“東鄰女自牆上來窺”。有情人眼看就要成為眷屬，卻偏有家長馮翁的粗暴干涉。作者並沒有將男女主角設計成與禮教抗爭的人物，而是藉此引出紅玉慷慨出貲，替馮相如娶得衛氏的情節。於是，小說在悄悄地向主題靠攏。衛氏“神情光艷”、且“勤儉，有順德”，“逾二年，舉一男，名福兒”。故事至此，在讀者的心中，衛氏儼然是紅玉的化身，是化身又畢竟不是紅玉。作者隨手插入一個貪贓而免職回鄉的宋御史，於是，小說的背景一下開拓到社會，馮相如的命運注入了豐富的社會內容。宋御史正是社會惡勢力的代表。作者極力渲染了他橫行鄉里的囂張氣焰。他看到衛氏漂亮，便誘以重金，以為馮生貧窮，必定動搖。金錢失敗以後，又繼之以暴力。這位“退居林下”的御史大人居然派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入馮家大打出手，搶走衛氏。馮翁氣憤絕食，含恨死去。馮相如“抱子興詞，上至督撫，訟幾遍，卒不得直”。於是，暴露的筆墨由橫行鄉里的宋氏延拓而至支持宋氏的官僚機構。 “後聞婦不屈死，益悲”。家破人亡之際，復仇則力所不能，隱忍則於心不甘，馮相如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陷於絕境。在這情節阻滯之時，作者插入一虯髯俠客，為馮相如伸張正義。虯髯客夜晚“越重垣入，殺御史父子三人，及一媳一婢”。馮相如涉嫌入獄。虯髯客警告縣令，馮相如得以出獄。出獄後，馮相如思前想後，痛不欲生，紅玉帶了馮相如的兒子忽然出現，與馮相如結為夫婦。紅玉勤儉持家，幫助馮相如重振家業。
全篇以《紅玉》名篇，但故事中間大段情節似乎並不涉及紅玉。不涉及紅玉而衛氏本由紅玉介紹而來，今馮相如由衛氏而得禍，則紅玉當不能坐視不救，所以紅玉退出而讀者心中卻時刻不能忘懷，這正是作者虛虛實實的藝術手法。其次，虯髯客的粗豪直率，馮翁的剛烈暴躁，馮相如的善良，都得到了有力的刻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