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四節神道不誣和名士風流——志怪小說和志人小說

魏晉南北朝時期，政局動盪、四海騷然，朝代的更迭異常頻繁。統治者濫賞亂殺，使統治集團中的很多成員得失急驟、生死無常，心理緊張、壓抑，感到空虛無聊，生活上苟且無恥、縱情享受、醉生夢死。險惡的政局驅使大量文人走上了逃避政治、迴避現實的道路。當時隱逸成風。有人終日清談、不理世務，並以此為高尚。有人放蕩不羈、醉酒佯狂，以此掩飾內心的政治苦悶。有人退居田園，與世無爭，追求遠離塵俗凡囂的閒情逸致。有人遁入空門、奉齋守佛，企圖從佛教中找到精神的寄託。有人煉丹服藥、企望長生，這是又一條迴避現實的道路。他們都是用種種方式和政治保持距離，以保護自己。社會上侈談迷信，稱道靈異，張皇鬼神，產生了大量雜談怪異的志怪小說。

志怪小說的題材來自神話、宗教故事、民間傳說、歷史上現實中的奇人異事、地理博物傳說。志怪小說的作者有王公大臣，如西晉武帝時的中書令張華(《博物誌》作者)；有史學家，如東晉的干寶(《搜神記》作者)；有道士王嘉(《拾遺記》作者)；有大名鼎鼎的數學家祖沖之(《述異記》作者)。志怪小說的作者既然來自不同的階層，具有不同的教養和人生經歷，所以志怪小說思想傾向的複雜就不足為奇了。它們或宣揚因果報應，或稱揚佛像顯靈，或鞭撻腐敗的吏治，或謳歌真摯的愛情，或描繪奇特的風物。魏晉南北朝堪稱為志怪小說的黃金時代，而乾寶的《搜神記》乃是其中的佼佼者。干寶，字令升，新蔡(今河南新蔡)人。他是東晉著名的史學家，曾以著作郎領國史，後任太守、散騎常侍等職。著有《晉紀》20卷，時稱“良史”。干寶“性好陰陽術數”，以鬼神為實有。 《搜神記》原書已不可見。現在通行的20卷本《搜神記》是後人從《法苑珠林》、《太平廣記》等唐宋類書中輯錄而得。 《搜神記》中某些題材採自民間，作者的態度是有怪必錄，所以，除了神靈感應、妖祥卜夢、怪物作祟的故事以外，也有一些內容健康、生動可誦的故事。

這是《搜神記》卷十一的一篇動人的作品。宋康王垂涎韓憑妻子何氏的美色，竟把韓憑抓起來罰作苦役，而把何氏佔為己有。何氏暗中託人捎信給丈夫，用詩句暗示殉情的決心。韓憑見信後不久就自殺了。何氏聞訊後，從高台跳下而死。她臨死前留下遺言，希望能和韓憑同穴而葬。宋康王得知後惱羞成怒，故意把他們分葬兩邊。誰知兩人的墓上一夜之間便長出兩棵相思樹，“根交於下，枝錯於上”，還有一對鴛鴦，棲息在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人們說這一對鴛鴦就是韓憑夫婦的精魂。 本篇見於《搜神記》卷十九。東越閩中的山區，巨蟒為害。官吏聽信巫祝的話，強徵少女去餵蛇。多年來，已有九名無辜的少女葬身蛇腹。少女李寄奮身前往，她攜帶利劍、食品、獵犬，一舉殺死了巨蟒，為地方除了一大禍害。全文結構完整，見義勇為、果斷機敏的少女形像也頗為鮮明，堪稱為志怪中的翹楚之作。

這是一個流傳很廣的複仇故事。劉向的《列士傳》、《太平御覽》卷三六四所引的《吳越春秋》佚文、曹丕的《列異傳》、干寶的《搜神記》均有記載。其中又以《搜神記》所敘，最為詳盡生動。故事情節大致如下：干將莫邪替楚王鑄劍，一雌一雄。三年辛苦，方才成功。他深知楚王嫌其遲緩，必加害於他，就囑咐當時已經懷孕的妻子，將雄劍藏起，日後如果生得男孩，可待其成人後為父報仇。楚王果然將莫邪殺害。莫邪的遺腹子赤比長大以後，得知父親慘遭殺戮的經過，便找到雄劍，伺機復仇。楚王得知消息後，在全國懸賞搜捕赤比。赤比流浪山中，遇到一位俠客。俠客表示，只要赤比將自己的頭和劍交給他，他可以替赤比去報仇。赤比當即毫不猶豫地自刎，“兩手捧頭及劍奉之”。俠客把頭和劍獻給楚王，楚王大喜。俠客讓楚王將人頭放湯鑊中煎煮。楚王前去觀看，俠客趁其不備，將其刺殺。俠客也同時自刎。三個人頭在湯鑊中一齊煮爛，無法識別。楚人無奈，將三人合葬，名之為“三王墓”。故事文字不多，然波瀾迭起、動人心弦。楚王的殘暴愚蠢、赤比的誓死復仇、俠客的膽識智勇和深沉不露，均給人留下難忘的印象。

故事見於《搜神記》卷十一。漢代時，東海有一位孝婦周青。她的婆婆怕拖累於她，自縊而死。小姑誣告周青縊殺母親，官府將周青收捕。酷刑之下，周青自誣殺人。臨刑前，周青發誓，若自己真有罪，頸血下流；若無罪，頸血逆流。行刑後，但見頸血逆流，飛上旗桿。周青死後，當地大旱三年。故事強烈控訴昏庸的官吏濫殺無辜的罪行。元代關漢卿的著名雜劇顯然受到了這個故事的啟發。 本篇首見於曹丕的《列異傳》，題作《宗定伯》。後來又為《搜神記》收錄，編入卷十六，作《宋定伯》。這是一個人捉弄鬼的故事。南陽宋定伯夜行遇鬼，他謊說自己也是鬼。同行數里後，鬼提出步行太累，建議輪流背負。鬼背定伯，覺得定伯太重，對定伯的身份產生懷疑。宋定伯解釋說：“我新死，故重耳。”巧妙地掩飾過去。渡河的時候，鬼沒有一點聲響，宋定伯卻弄得水嘩嘩作響。於是，又一次引起鬼的懷疑。宋定伯又以“新死不習渡水”遮蓋過去。宋定伯一路上與鬼閒聊，從鬼口中探聽到了鬼怕人唾的弱點。快到宛市時，宋定伯將鬼高高舉起，鬼驚恐地大叫起來。宋定伯毫不理睬。到了宛市，宋定伯將鬼扔地上，鬼化為一隻羊。宋定伯唾了一口，使之不能再變化，賣鬼得了1500錢。

全篇洋溢著詼諧輕鬆的喜劇情調，充滿了人對鬼的優越感。宋定伯對自己的智慧充滿信心，將鬼魅玩弄於股掌之間。故事明顯地帶有民間文學的特色。 就內容的豐富、文筆的優美而言，南朝劉義慶的《幽明錄》，不亞於乾寶的《搜神記》。劉義慶，彭城(今江蘇徐州)人。他是劉宋王朝的宗室，襲封臨川王，曾做過荊州刺史、南兗州刺史。劉義慶喜愛文學，史傳中稱他的文辭“足為宗室之表”。 《幽明錄》原書早已亡佚，魯迅的《古小說鉤沉》輯有《幽明錄》的佚文，凡265則，是最完備的輯本。 《幽明錄》多記晉宋間的奇聞異事，生活氣息濃，取材更為廣泛和豐富。 六朝志怪，大多質樸無華，少渲染、少虛飾、少綴合，整個小說藝術尚處在起步階段。可是，六朝志怪中也有少數作品，出類拔萃，可讀性強，可以從中看出古代小說由稚拙向老練、由不自覺到自覺過渡的痕跡。 《幽明錄》中的《劉晨阮肇》就是這樣的作品。這篇小說講的是一個人仙相愛的故事。劉晨、阮肇迷路深山，巧遇仙女，雙雙結成良緣。顯然，這是一個經過文人潤飾的民間傳說。故事發生在風光奇特壯觀的天台山，山川的神秘氛圍無疑增加了愛情故事的浪漫色彩。從心理上說，也使讀者更加容易接受小說中的某些離奇的情節。隨著主人公的目光，作者用“絕岩邃澗，永無登路。攀援藤葛，乃得至上”，短短16個字，就寫出了天台山那種冷峻險惡的環境。人跡罕至的深山，忽然出現了兩位“資質妙絕”的女子。劉、阮與她們素不相識，而她們卻能直呼“劉、阮二郎”。不但知道這兩位不速之客的姓名，而且對他們深山迷路的經歷也瞭如指掌。劉、阮聽到仙女直呼其姓，“如似有舊，乃相見忻喜”。山窮水盡之際，忽然遇到這樣兩位熱情、大方而又美麗的女子，喜悅之情壓倒了驚疑的心情。然而，畢竟事有可疑。所以，直到“酒酣作樂”之際，劉、阮依然是“忻怖交並”。最後，新婚燕爾，疑怖之心才逐漸消除，只覺得“言聲清婉，令人忘憂”。桃源雖好，畢竟不是久留之地，於是又有思鄉之苦。回鄉後，“親舊零落，邑屋改異，無復相識。問訊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 “七世孫”之說，大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悵惘之感，為整個愛情故事染上了淡淡的哀傷色彩。這無疑也是那個時代的投影。

全篇情節完整，想像浪漫，充滿生活氣息，體現了亂世之中人們對健康愛情的嚮往。情節是超現實的，但主人公的心理反應又是現實的。作者對主人公心理狀態的把握準確而又細膩，這種心理狀態與讀者的生活經驗相吻合，因而很容易為讀者所接受。這個故事很有影響，詩人們引為故實，後世小說家、戲曲家們以此為題材的作品不少。一直到蒲松齡的，從其中《翩翩》一篇，依然可以看到劉、阮故事的影響。 六朝志怪多寫人神之戀、人鬼之戀，而《幽明錄》中的《賣胡粉女子》一篇，卻用浪漫主義的想像，敘述了一對普通青年男女的戀愛故事。故事的梗概如下：有一位富家子弟，愛上了一個賣胡粉的女子。或許是由於禮教的束縛，或許是由於兩家社會地位的差異，富家子沒有向父母說明，也沒有託人說媒，而是採用一種十分特殊的方式來表達他的愛慕之情，“乃托買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天長日久，這位天天來買胡粉的“顧客”終於引起了賣胡粉女子的懷疑。富家子說明真相，賣粉女子為富家子的癡情所感動，終於以身相許。誰知樂極生悲，富家子在作愛時突然身亡，賣粉女手足無措，悄然離去。於是，情節急轉直下。富家子的父母根據家中一百多包胡粉這一線索，找到賣粉女。賣粉女坦誠地說明了她和富家子相愛的經過。富家子父母不信，告到官府。賣粉女在屍體旁懇切地表示：“不幸致死，若死魂有靈，復何恨哉！”結果，富家子死而復生，“具說情狀。遂為夫婦，子孫繁茂”。故事的前半部，作者通過買胡粉這一情節，著力刻劃富家子的癡情。而賣粉女不知內情，在故事中處於被動地位，她的思想性格還是模糊的。故事的後半部，大起大落，情節急驟展開，賣粉女成為描寫的中心。她不願逃避責任，也不考慮因此而可能受到牽連，坦率地承認她和富家子的關係。她對戀人的不幸身亡感到十分悲傷，並表示為了這一份珍貴而短暫的感情死而無憾。至此，賣粉女的癡情得到了比富家子更有力的刻畫。

六朝志怪中鬼的故事極多，它們的思想傾向很不一樣，藝術上也不能一概而論。 《幽明錄》中《新死鬼》一篇，是最富情趣的一個鬼的故事。故事講新鬼遇到老鬼，便請教如何才能騙食。老鬼教他興妖作怪，“人必大怖，當與饗食”。於是，新鬼來到一戶信佛的人家。這戶人家有磨，鬼就去推磨，這戶人家的主人就對孩子們說：“佛可憐我家貧窮，讓鬼來幫我們推磨。”又往磨盤添了些麥子。新鬼累了一天，勞而無功，懊喪而去，把老鬼臭罵一頓。老鬼告訴他，明日再去，就會有收穫。第二天，新鬼又到了另一戶人家。這戶人家信道，鬼又去舂谷，結果又是白乾一天，一無所獲。新鬼大怒，以為是老鬼捉弄他，又把老鬼臭罵一頓。老鬼告訴他，這兩家奉佛事道，“情自難動”，你再去，找一個普通百姓家，必定如願以償。新鬼果然來到一普通人家，將一條白狗抱起來在空中行走。那家大吃一驚，便請人占卜。占卜結果說，必須殺狗，並準備水果、酒飯祭祀，然後才能無事。新鬼飽餐了一頓。以後便常常作怪騙食，這都是老鬼教的。作者用挪揄的筆調描寫新鬼的怯懦、描寫他初次作怪時想怖人騙食、結果食未到手，卻白累一天的可笑。作者將人的思想性格賦予鬼，而保留鬼能興妖作怪的特點，詼諧幽默，真幻相間，寫興妖而無恐怖之病，講鬼怪而有人間之趣。作者的本意是講鬼怪懼怕佛道，但讀者感受到的，主要是新鬼的可笑。

與後世的小說相比，志怪還只能算是小說的雛形。它常常缺乏完整的情節，更談不上人物性格的刻劃。志怪的作者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在進行文學創作，而把奇人怪事當事實一樣記錄下來。志怪中缺乏文學的虛構和渲染，可是，志怪卻為後世的小說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豐富的想像。唐人的小說(傳奇)直接繼承了志怪的傳統，表現出對奇人異事的濃烈興趣。初唐的傳奇《古鏡記》、《補江總白猿傳》，留下了從志怪向傳奇過渡的痕跡。唐代以後，志怪一體的創作並未中斷。宋人洪邁的《夷堅志》、清人紀昀的和蒲松齡的中部分作品，均屬於志怪。蒲氏在其自序裡就聲稱：“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蒲松齡對於《搜神記》的喜愛、推崇以及志怪給他的啟迪均由此可見。

漢朝注重鄉評裡選，選拔人才採用察舉的製度。漢末的郭泰號稱有人倫之鑑，許邵有所謂“汝南月旦評”。社會上形成了品評人物的風氣。魏晉時期崇尚清談，講究言談容止、風度雅量。品評標榜、相扇成風。一經品題、身價倍增。有人把這類事記錄下來，集成書帙，流行於世。裴啟的《語林》、郭澄之的《郭子》、劉義慶的，就是這種書。這也就是所謂志人小說，或軼事小說。而劉義慶編纂的，則是軼事小說的代表。 南朝宋文帝時，臨川王劉義慶召集一批文人，在《語林》、《郭子》等書的基礎上，撰成一書，共分言語、文學、識鑒、品藻等36門，採輯漢末至東晉名士們的言談軼事。梁武帝時，有劉峻為它作注，引書400餘種，補充了大量史料。所引古籍已不多見，所以劉注頗為後人所珍重。生動地描摹了當時講門第、重標榜、尚浮華、愛清談、縱情享受、遺棄世務的名士風流。名士講究所謂“雅量”，要做到深藏不露、喜怒不形於色。 《世說新語·雅量》中就大寫名士的雍容豁達。顧雍在群僚圍觀下棋的時候，突然得到喪子的噩耗。他居然神色自若，繼續下棋。同時拼命用指甲掐手掌，以致流血染紅了坐褥。一代名士嵇康在臨刑以前，“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謝安正在與人下棋，忽然，謝安的侄兒、淝水前線的指揮官謝玄派人送來一封信。謝安看完信，不動聲色，轉身繼續下棋。客人們著急地問：“信上說前線情況如何？”謝安淡淡地回答：“小孩子打了個大勝仗。”名士必須思路敏捷、應答爽利、言辭雋永、耐人尋味。中大寫名士的談吐應對。庾亮去拜訪周伯仁。周伯仁問庾亮：“您為何這樣欣悅而體胖？”庾亮反問周伯仁：“您又為何如此憂傷而消瘦？”周伯仁回答說：“我沒有什麼憂傷，只是覺得一天天清爽、身上的渣滓污穢一天天地減少。”摯瞻曾經作過四郡的太守、大將軍戶曹參軍，後來又作隨郡內史，當時年紀不過29歲。王敦對他說：“你年未三十，已作大官，也太早了一點。”摯瞻回答說：“我和將軍您相比，固然是早了一點。可是，和12歲已經拜了上卿的甘羅相比，我已經太晚了。”對當時上流社會的生活作了廣泛的描述。 《文學篇》中曹植的七步成詩，留下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名句。 《汰侈篇》中石崇的宴客，使我們對石崇、王敦的殘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的語言簡潔含蓄，口吻畢肖，生動傳神。筆墨所及，往往並非重大的事件，亦非人的一生。常常只是從生活中擷取的一個小片斷、小鏡頭，借三言兩語，抓住人物、情節的微妙傳神之處，略加點染，點到即止，也就突現出人物思想性格的某一個側面。例如《忿狷》門中王藍田吃雞子的故事，其細節描寫便十分生動傳神：“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蹍之，又不得，嗔甚，復於地取內口中，囓破即吐之。”一系列急遽、不加思索的動作，刻劃出王藍田急躁易怒的性格。 正如明人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所說：“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然生動，而簡約玄澹，真致不窮。”今人常用的成語，如“難兄難弟”、“咄咄怪事”、“拾人牙慧”、“一往情深”等，都出自。 對後世的影響很大，摹仿者絡繹不絕。 《新唐書·藝文志》的雜家類裡收有王方慶的《續世說新書》。宋代則有王讜的《唐語林》、孔平仲的《續世說》。明代又有何良俊的《何氏語林》、李紹文的《明世說新語》。清代有吳肅公的《明語林》、李清的《女世說》、顏從喬的《僧世說》、王晫的《今世說》。甚至到民國時期，還有易宗夔的《新世說新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