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的統治者都高度重視史學，很早就懂得以史為鑑的道理，所謂“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他們努力地從歷史著作中去取得統治的經驗和教訓。對於一般的文人學子來說，《史記》、《漢書》是他們的必讀書。就今天的眼光去看，史學和文學涇渭分明。史學要求鐵的事實，不能虛構和想像。可是，文學卻離不開虛構和想像。然而，史學和文學曾經融為一體，二者的分化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先秦、兩漢時期，這個分化還沒有完成。史學和文學的界線和區別還沒有後來那樣明顯和嚴格。在先秦兩漢的歷史散文中，常常可以發現文學色彩濃郁的片斷，也還沒有徹底排斥想像的成分。
《左傳》是一部編年體的史書。據說是魯國的史官左丘明所作。也有人說是戰國初或稍後的人編纂的。西漢人稱它《左氏春秋》，東漢的班固叫它《左氏春秋傳》。後人則稱為《左傳》。那麼，為什麼左丘明的書和《春秋》連在一起，又為什麼叫“傳”呢？ 《春秋》是孔子所作的經典，闡述經典的書叫“傳”。人們認為左丘明的書是闡述《春秋》含義的，所以叫《左氏春秋傳》。
《左傳》擅長描寫戰爭，歷來為人所稱道。 《左傳》十分注重突出戰爭勝負的原因，全部描寫緊緊扣住這一點。在作者看來，戰爭是雙方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實力的全面較量。 《左傳》的戰爭描寫突出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突出交戰雙方精神狀態的對比，特別重視雙方主帥駕馭戰爭的能力。 《左傳》善於寫戰爭中優勢與劣勢、主動和被動的相互轉化，喜歡寫以弱勝強、寫人在戰爭中的預見。 《左傳》描寫戰爭的手法、特點，它的敘事技巧，對後世的歷史小說，尤其是描寫戰爭的歷史小說，影響較大。的戰爭描寫就得益幹《左傳》、《史記》一類的歷史著作。
《戰國策》是古代分國編排的史料彙編。這本書並非出自一人之手，大約是戰國或秦漢時人雜採各國史料編纂而成。西漢時，劉向加以整理，按國的次序，編為33篇，取名《戰國策》。 《戰國策》主要記述戰國時代謀臣策士的辯說之辭，其中不乏繪聲繪色的敘事狀人的文字。例如《戰國策·趙策》裡的《觸龍說趙太后》一節，就頗有小說的味道。作者用輕鬆細膩的筆調，刻劃出一個忠心耿耿、顧全大局、曲體人情、循循善誘的老臣的形象。再如《戰國策·燕策》中《荊軻刺秦王》一節，寫易水送別，氣氛的渲染極為成功。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成為動人心弦的千古絕唱。荊軻那種勇毅果決、視死如歸的英雄形象，在濃墨渲染的悲劇氣氛中樹立起來了。
《史記》對後世小說的啟迪和影響又遠非《左傳》和《戰國策》所能比擬。 《史記》一身而二任：史學家把它看作《二十四史》的冠首，文學家把它看成傳記文學的淵藪。司馬遷一心要寫成一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學巨著。可是，他沒有想到，他在無意之中把自己的名字也刻到了文學的紀念碑上。魯迅稱讚《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同時看到、並高度讚揚了《史記》的史學價值和文學價值。司馬遷創造的紀傳體，以著名的歷史人物為中心、以歷史鬥爭的廣闊畫面為背景、以人物的一生行踪、命運浮沉為線索、選擇那些富於故事性和戲劇性的細節瑣事，加以渲染形容，採用個性化的人物語言。這些特點與小說描寫人物的特點不謀而合。司馬遷常常把自己的愛憎、褒貶融化在冷靜客觀、不動聲色的描寫之中，讓形象本身顯示出意義和傾向來。這種史家筆法對後世小說家的創作有很大的啟發。中國古代小說對人物命運的關注，對人物一生始末的完整交待、對情節的高度重視、第三人稱的敘事方式、喜歡抓住一個主人公，筆頭跟住他不放，以求得集中而完整的形象，而很少採用從生活橫斷面切入的寫法，這些都與紀傳體歷史著作的潛在影響有著深刻的聯繫。 《史記》以其進步的思想、雄渾的氣魄、細膩的描寫、生動的文字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學者文人，啟迪了無數的小說家和戲曲家。
西漢劉向的《說苑》、《新序》，東漢趙曄的《吳越春秋》、袁康的《越絕書》，它們的寫法類似於正史中的傳記，敘事也有史實作根據，但想像與虛構的成分較大，頗有小說意味，對後世的小說，尤其是取材歷史的小說提供了效法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