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雜劇和金院本雖然具備了基本的戲劇形態，但只保留下來一些名目，還未發現完整的劇本。我國最早有劇本保存下來的是宋元南戲。因此，有人認為南戲是中國最早成熟的戲劇。
南戲是東南沿海一帶土生土長的民間戲劇，又叫“戲文”。一般都認為它首先是在溫州一帶產生的，因此又叫“溫州雜劇”或“永嘉(溫州的別名)雜劇”。溫州座落在離入海口不遠的甌江南岸，是控帶山海、利兼水陸的交通樞紐。這裡氣候溫潤，河網交錯，物產豐富，風光旖旎〔yini乙你〕，造船、漆器、瓷器、刺繡都很發達。宋室南遷之初，溫州一度作為南宋逃亡政權的臨時首都，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溫州一帶好巫風，尚歌舞，里巷歌謠、村坊小曲、民間小戲極為豐富，社火活動相當興盛，為南戲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基礎和良好的條件。明代徐渭在《南詞敘錄》中說：“永嘉雜劇興，則又即村坊小曲而為之。”這是頗有見地的。
早期的南戲結構靈便，形式自由，不太講究宮調和格律，曲調婉轉清柔，主要在溫州一帶民間社火活動中大顯身手；後來，經過文人加工，流傳到城鎮和都市，受到宋雜劇的影響，又廣泛吸收了唐宋以來各種音樂歌舞、說唱藝術的營養，形成由歌、念、誦、科泛、舞蹈組成的綜合藝術。通過人物裝扮，能夠表現複雜而完整的故事。
徐渭《南詞敘錄》是最早記載南戲的典籍，內云：“南戲始於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趙貞女》、《王魁》二種實首之……或云宣和間已濫觴，其盛行則自南渡，號曰'永嘉雜劇'，又曰'鶻伶聲嗽'。”南戲萌芽於北宋末年，盛行於南宋，至元代廣泛流傳開來，並和新興的元雜劇競秀。當時，江南有撰寫劇本的“永嘉書會”、“古杭書會”、“九山書會”、“敬先書會”等民間創作團體，集中了富有演出經驗的老藝人和落拓失意的文人，他們的共同創作，為南戲提供了大量劇本。元代中葉以後，一些著名的雜劇作家也紛紛加入南戲創作隊伍，如馬致遠、蕭德祥、汪元亨等。元末明初，北雜劇趨於衰落，南戲卻得到長足發展，很多文人染指南戲，在藝術形式和表現技巧上有了不少革新和創造。
南戲存目約180個左右，有全本流傳者僅17本(見錢南揚《宋元戲文輯佚》)，且大多經過明人修改。最早的演出劇目有《趙貞女》、《王魁》等，均已佚失。明《永樂大典》收錄宋元戲文33種。八國聯軍入侵時，殘書遭劫，戲文僅存《張協狀元》、《宦門子弟錯立身》、《小孫屠》三種。它們較多地保存了早期南戲的風貌。其中，“九山書會”編撰的《張協狀元》保留了由說唱諸宮調演變為戲劇的痕跡，被人稱為戲曲的“活化石”。
《張協狀元》是一出“負心戲”，它描寫四川成都秀才張協，於大比之年忽得奇夢，圓夢後辭別雙親，進京應試。途經劍閣五雞山，盤纏被強盜洗劫一空，身負重傷，逃進古廟。在他生命垂危之際，多虧王貧女收留救護。在鄉鄰李大公的說和下，二人結為夫妻。貧女賣發借貸，湊足盤纏，使得張協進京奪魁。但張協高中後，不認前來尋夫的貧女，命人將她亂棒逐出。為了功名，張協又拒絕了王宰相的招贅，致使宰相千金王勝花羞愧而死。張協上任途中，又經五雞山，再度遇貧女，竟揮劍將她砍成重傷。後來，貧女被王宰相收為義女，再嫁張協。新婚之夜，貧女發現新郎竟是忘恩負義、心狠手辣的張協，當場訴說了往日的恩怨，拒絕成婚。後在王宰相的勸說下，二人才又重諧鸞鳳。
《張協狀元》批判了富貴易妻的行為，歌頌了王貧女質朴善良的品格，申張了傳統的民族美德。故事完整，情節曲折，人物眾多，矛盾衝突跌宕起伏，並穿插許多喜劇性的科諢，以增強戲劇效果。其曲文質直淺近，活潑自然，具有濃郁的民間文學氣息和地域風彩。
《張協狀元》採取不嚴格分折分出，從頭演到尾的連場戲形式，時空自由流轉，初步形成了行當齊全，唱、念、做、打兼備的綜合表演體系。而以人當道具的表演形式，則充分顯示出古代藝人的天才創造性，堪稱一絕。
南戲的代表作是“荊、劉、拜、殺、琵”，即：《荊釵記》、《劉知遠》(《白兔記》)、《拜月亭記》、《殺狗記》、《琵琶記》五大本。
《荊釵記》一般認為是元人柯丹邱作，演溫州名士王十朋家境貧寒，以荊釵為聘，娶錢玉蓮為妻。婚後，王十朋進京應試，得中狀元。万俟〔moqi末其，姓〕丞相欲將女兒許配，王十朋拒親，因此被調往邊遠的煙瘴之地任職。早就垂涎於錢玉蓮的紈褲子弟孫汝權趁機篡改王十朋的家書，偽稱王已入贅相府。錢玉蓮雖不相信王十朋會重婚，但耐不住繼母逼迫改嫁，憤然投江，被福建安撫使錢載和救起，認作義女。後來，万俟丞相勢敗，王十朋升任吉安知府，回家接母，發誓終身不娶，謝絕錢載和招婿美意。及至荊釵重現，夫妻始得團圓。
顯然，此戲的立意與南戲中大量的“負心戲”頗不相同。宋代實行科舉取士，不少寒門出身的讀書人“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他們中的許多人地位陡變後，便馬上拋棄共過患難的妻子；而權貴們也往往要從新貴中挑選“東床”(女婿)，以擴張自己的勢力。這種政治性的“聯姻”，便釀成富貴易妻的大量悲劇。上面提到的《趙貞女》，寫蔡二郎中狀元後，拋棄了供養他讀書，又奉養他父母的原配妻子趙貞女。趙貞女上京尋夫，蔡二郎竟狠心地馳馬將她踹死。後來，天雷殛〔ji集〕頂，轟死了這個歹毒的負心漢。 《王魁》則鞭笞了變心的狀元王魁，他全然不念資助他讀書應試的妓女敫〔jiao角〕桂英的恩情，逼得桂英憤而自裁，化作厲鬼，活捉他的靈魂到陰曹地府問罪。 《張協狀元》中的張協不報貧女收留救命之恩，竟然揮劍砍傷貧女，後來在權勢力量逼迫下才得破鏡重圓。這些戲總是深深同情那些受害的女性，對忘恩負義的男人給予無情的揭露和嚴厲的批判，表達出人民群眾的鮮明愛憎。
荊釵記
《荊釵記》也是寫這類題材的，卻從正面落墨，塑造了富貴不忘糟糠之妻、忠於愛情的正直文人形象。對錢玉蓮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美好品德也給予了讚許。全劇以荊釵為主線展開故事，構思縝密，結構緊湊，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其中《刁窗》、《見娘》、《祭江》等出頗為流行。
《劉知遠》又作《白兔記》，作者不詳。故事來源很早，宋有《五代史平話》，金有《劉知遠諸宮調》。此戲演述五代後漢高祖劉知遠與李三娘悲歡離合的故事。劉知遠為財主李文奎牧馬，被招贅為婿。李文奎死後，劉知遠受到兄嫂李洪一夫婦的欺壓，不得已棄家投軍，入贅岳節度使府中，並以軍功升為九州安撫使。其妻李三娘在家飽受折磨，磨房生下兒子“咬臍郎”，無力撫養，託人送往軍中。 16年後，咬臍郎在劉知遠身邊長大，成為一位英姿颯爽的小將軍。一次出獵，因追趕白兔，與正在井台汲水的李三娘相遇，才知道是自己的母親。咬臍郎回營，詰問劉知遠，促成合家團聚。此戲以肯定和同情的態度描寫了劉知遠青少年時的潦倒和屈辱，投軍後的艱辛與苦楚，未發跡時的掙扎與奮鬥；同時也批判了他發跡後的志得意滿，對髮妻李三娘的“短倖薄恩”。劇本以飽蘸感情的筆觸描寫了李三娘既遭哥嫂迫害，復被知遠遺棄，在孤獨寂寞、淒風苦雨中忍受熬煎的悲慘命運。揭示了封建家庭內部的矛盾，以及人情冷暖、世態炎涼。
《劉知遠》前半部分寫劉知遠和李三娘由合到分，後半部分寫二人由分到合，中間穿插竇公送子，為咬臍郎的成長、出獵和合家團聚埋下伏筆，針線頗為細密。其詞“極古質，味亦恬然，古色可挹〔yi益〕。”(呂天成《曲品》)“指事道情，能與人說話相似，不假詞采絢飾，自然成韻。”(《曲海總目提要》)其中，《磨房產子》、《竇公送子》、《出獵回書》十分流行。
《拜月亭》，又稱《幽閨記》，大都認為是元代施惠(君美)根據關漢卿雜劇《閨怨佳人拜月亭》改編。故事發生在金末，金主昏庸，聽信奸臣聶賈列的讒言，殺害了主戰大臣陀滿海牙全家。海牙之子陀滿興福得秀才蔣世隆搭救，二人結為兄弟。蒙軍進攻中都(今北京)，金國兵部尚書王鎮的女兒王瑞蘭逃難時與母親失散，邂逅〔xiehou洩後〕書生蔣世隆，結為患難夫妻。蔣世隆的妹妹蔣瑞蓮與哥哥失散後，被王鎮夫人認作義女。王鎮和番歸來，在招商店巧遇女兒王瑞蘭，嫌蔣世隆貧窮，將兩人強行拆散，和夫人、瑞蓮一同回到府中。王瑞蘭日夜思夫，拜月亭下吐露衷情。後來，蔣世隆、陀滿興福分中文武狀元，同被王鎮奉旨招婿。世隆和瑞蘭開始拒接絲鞭，及至證實乃是昔日被拆散的患難夫妻時，驚喜交集，破鏡重圓，蔣瑞蓮亦與陀滿興福成婚。
《拜月亭》熱情歌頌了王瑞蘭與蔣世隆在患難中經過相互了解而產生的真摯愛情。王瑞蘭不是那種“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的苟且女子；也不是那種柔弱而無主見的女子。她對蔣世隆熱烈中有冷靜，潑辣裡見矜持。為捍衛來之不易的愛情，同專橫跋扈、勢利虛偽的父親展開了不妥協的鬥爭。儘管這齣戲最後還沒有擺脫生旦大團圓的結局，但它相當真實地描寫了我國北方各族人民在戰亂中經受的骨肉分散、顛沛流離的苦難，多方面表現了人們在危難中相互扶持的美好情感。通過人物之間的性格衝突，揭露並批判了悖情謬理的封建禮教。
《拜月亭》的故事發生在戰亂之中，充滿悲劇色彩。作者以偶然性避免悲劇性結局，借喜劇性的巧合來突出人們對美好事物的祝愿和對封建禮教的嘲諷，使人感到妙趣橫生，真實可信，成功地將悲劇色彩與喜劇氛圍融合。特別是“拜月”一出，在悲與喜的轉換交替中，細膩入微地刻畫了人物的心理性格，揭出姐姐原是嫂嫂，妹妹又是小姑的真情，產生了引人入勝的戲劇效果。 《拜月亭》的語言質樸自然，爐火純青，於本色處見文采，譬如“歧路相泣”一出，王鎮夫人與蔣瑞蓮在逃難途中，以唱代白，情景交融，“委疑天造，豈曰人工？”(李卓吾對《拜月亭記》容與堂刊本的總批)有人甚至認為，《拜月亭記》超過了《琵琶記》，可以和媲〔pi闢〕美。
《殺狗記》，一般認為是明初人徐畛〔zhen真〕根據元人蕭德祥《王脩〔xiao消〕然斷殺狗勸夫》雜劇改編，然後又經過馮夢龍加工潤色而成。它描寫孫華受狐朋狗友柳龍卿、鬍子傳挑撥，與同胞兄弟孫榮失和，將孫榮趕出家門。孫華之妻楊月真屢勸不聽，便殺了一條黃狗，偽裝成死屍放在門口。孫華深夜酒醉回家，看到屍首後十分驚懼，忙去找柳、胡幫忙，兩人都托詞拒絕。孫榮卻不記前恨，把屍首背到城外掩埋。孫華深受感動，幡然悔悟，兄弟和好如初。本劇運用對比手法，闡明了交友要慎，守業不易的人生道理，批評了澆薄的世風，具有一定的教化作用。但“孝友為先”、“親睦為本”、“妻賢夫禍少”等封建說教充斥劇中。孫榮和楊月真的形象，也不夠生動豐滿。
拜月亭
《琵琶記》，作者高明，字則誠，自號菜根道人，後人稱他為東嘉先生，溫州瑞安(今屬浙江)人。約生於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約卒於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高明出身於書香門第，祖、父輩由宋入元，懷著亡國之恨，不曾居官。但年輕氣盛的高明決心通過科舉途徑實現經時濟世的抱負，於是發憤讀經，中了進士，踏上仕途，做到江南行台掾、福建行省都事等職。由於他清廉自守，耿介剛直，看不慣黑暗的官場和腐敗的吏治，以致數忤〔wu午〕權貴。後來，終於解官辭歸，隱居慶元(今寧波)城郊櫟〔li利〕社沈氏樓，閉門謝客，專心著述。高明“長才碩學，為時名流”，交遊很廣。工詩文詞曲，詩文有《柔克齋集》20卷，戲文有《閔子騫單衣記》(已佚)、《琵琶記》。
《琵琶記》寫的是蔡伯喈與趙五娘的故事。這個故事在民間流傳已久，說唱、院本、早期戲文均有此目，都把蔡伯喈寫成“背親棄婦”、身遭雷殛的負心漢；《琵琶記》襲用了原有故事的大部分情節，並進行了根本性改造，把蔡伯喈改塑成軟弱、動搖、怯懦的“違心郎”。劇本演書生蔡伯喈新婚兩月，正趕上皇榜招賢，上司推薦，父親強逼，在“子不聽父言是為不孝”的訓斥下，他只得含淚告別嬌妻，進京趕考。高中狀元後，他再三請求辭官，回鄉侍奉父母以盡孝道，但皇帝不准，強令他留在京城做官。在“臣不遵君命是為不忠”的壓力下，他勉強戴上了烏紗帽。牛丞相要招他為東床快婿，他再三推辭不下，無可奈何，只好入贅。身居相府，享不盡榮華富貴，面對著美貌賢淑的牛小姐，他卻愁眉不展，長吁短嘆，內心充滿了矛盾和痛苦。蔡伯喈“辭試不從，辭官不從，辭婚不從”。他對雙親生不能養，死不能葬，停妻再娶，都是迫不得已的。就這樣，劇本通過“三不從”(“三強為”)情節的設置，開脫了蔡伯喈的罪責，把批判的鋒芒轉向了牛丞相和“君親”。牛丞相憑藉手中權勢，只顧自己招得快婿，生生拆散蔡伯喈和美的家庭。當朝皇帝則以“孝道雖大，終於事君”相逼，要他忠君報國，屈從“師相”婚事。強大的封建勢力使蔡伯喈一步步走向困境，使蔡家陷入悲慘命運。
高明的改塑，當然有為歷史上的蔡伯喈翻案的動機，有通過“子孝共妻賢”宣揚並提倡封建道德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藉這段歷史故事，抒發難以排遣的滿腔憂憤。高明借蔡伯喈之口，一再沉痛地表示：“畢竟是文章誤我，我誤爹娘。”“文章誤我，我誤妻房。”這不僅流露出菲薄名利、眷戀天倫田園之樂的思想，而且點明悲劇的根源在於赴試求官。劇中充滿了對科舉制度、仕宦道路的厭惡和批判，寄託了作家對現實生活的體驗與思考。
《琵琶記》最為動人之處是對趙五娘命運的描寫。趙五娘是苦難的化身，是中國古代勞動婦女的縮影。她不慕榮華富貴的生活，不同意丈夫去應試。丈夫走後，時遇荒年，公婆年邁，一家人的生活重擔全落在她的肩上。領了一點賑濟糧，又被裡正(鄉官)搶走。自己吃糠，把米飯留給公婆，反遭公婆誤解。公婆死後，無錢埋葬，她剪下頭髮，沿街叫賣。羅裙包土，自築墳台。最後，又畫下公婆遺容，沿途彈奏琵琶賣唱，進京尋夫。劇本突出刻畫了趙五娘的善良、溫柔、勤勞、樸實、任勞任怨、堅韌不拔等優秀品質，以及自我克制的犧牲精神，給人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琵琶記》全劇42出，結構宏偉，構思精巧，兩條線索相互交叉，波瀾起伏地向前發展：蔡伯喈步步陷入功名富貴的羅網而不能自拔，趙五娘於水深火熱之中日益艱難而無法擺脫。於是，一邊是趙五娘臨妝感嘆，在家苦守；一邊是蔡伯喈獨占鰲頭，春宴杏園。一邊是災難臨頭，賑糧被搶；一邊是良辰美景，洞房花燭。一邊是背著公婆吃糠咽菜；一邊是荷花池旁飲酒消夏。一邊是“黃土傷心，丹楓染淚”，羅裙包土築墳台；一邊是長空皓月，思念家鄉夢里人。一哀一樂，一悲一喜，一賤一貴，一貧一富，兩兩相襯，形成鮮明的對比。在對比中，刻畫出蔡伯喈和趙五娘的不同心境和性格，使人對趙五娘的遭遇產生無限的同情。歷代曲家常把《琵琶記》與元雜劇中的並稱，給予高度評價。明末王思任甚至認為：“易學，《琵琶記》不易學。蓋傳佳人才子之事，其文香艷，易於悅耳。傳孝子賢妻之事，其文質樸，難於動人。故之後，有繼之。琵琶之後，難乎為繼矣。是不得不讓東嘉獨步。”(毛聲山評本《琵琶記》)
《琵琶記》的語言樸素、本色，以口頭語寫心間事，委婉盡致。描寫物態，栩栩如生。尤其是趙五娘吃糠時唱的“孝順歌”，更是膾炙人口。趙五娘由糠的難嚥，想到自己的身世。以糠和米一賤一貴，生生被揚作兩處，比喻夫妻間不同的命運，觸物傷情，傾訴了心頭無盡的怨艾。傳說高明寫到此處時，案上的兩隻燭光合而為一，交相輝映，堪稱神來之筆。
儘管《琵琶記》還有一些明顯的不足之處，如有些情節欠合理，牛小姐的形象概念化，缺乏真實感等，但它不愧為南戲中興後的第一傑作，在戲曲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數百年來，一直活在戲曲舞台上。
荊釵記
拜月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