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Cu)是人類最早認識和利用的金屬。在自然界中存在著天然的純銅塊，呈紫紅色，所以又稱紅銅。它們容易引起人們的注意，因此，早在幾千年前人類使用磨製石器工具的新石器時代，人們在採集石料製作石器的時候，就已經發現了純銅塊，並把它們採集來，按照製作石器的方法，把它們錘鍛、打磨成為小刀、小錐或小件裝飾品來使用，這就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銅器。目前世界上發現的最早的用天然紅銅製成的銅器是在土耳其南部恰約尼遺址發現的公元前七八千年的銅針和銅錐。 在自然界還存在著銅礦石，常見的有孔雀石，這是一種氧化銅礦(CuCO·Cu(OH))，因其顏色呈藍綠色，很像孔雀的羽毛，因此，引起人們的喜愛，從很早的時候起，人們就把它們採集來製作項鍊等裝飾品。後來人們發現，孔雀石偶然掉在炭火中，經高溫會熔融成為銅液，冷卻凝固時可以隨意成形。這種現像不知重複發生了多少次，經過漫長的歲月，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人們終於發明了用孔雀石加木炭來冶煉並鑄造紅銅器的技術，從此，紅銅器開始普遍出現了。因此，這個時期又被稱為紅銅時代，或銅石並用時代。例如埃及在公元前3500年—前3100年的格爾塞文化時期就有了冶鑄的紅銅刀、匕首、斧和錛等。在中國，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遺址的墓葬中出土了約為公元前2085年冶鑄的紅銅鈴。

但是，紅銅硬度低，不適於製作生產工具，所以，在生產中發揮的作用不大。後來，人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又發現了錫礦石，常見的有錫石，這是一種氧化錫礦(SnO)；並學會了用錫石加木炭冶煉出錫(Sn)的技術。在人們掌握了冶銅術與冶錫術的基礎上，人們又進一步發明了用紅銅加錫熔煉為青銅合金的技術，並且認識到青銅比紅銅具有更大的優越性。 具體來講，青銅的優越性首先是硬度大。紅銅的硬度為布林氏硬度計的35度，加錫5%，其硬度就提高為68度；加錫10%，即提高為88度。並且經錘鍛後，硬度可以進一步提高。例如加錫10%的青銅，經錘鍛後，硬度增至228度。其次，青銅熔液流動性能好，凝固時鑄造收縮率很小，因此，能夠鑄造出刃部鋒利、輪廓分明、花紋纖細的器物。第三，青銅的化學性能穩定，耐腐蝕，可以長期使用與保存。此外，青銅合金的熔點較低，青銅器用壞了以後，還可以回爐重鑄。

由於青銅具有上述優點，所以，適合於製作生產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器。因此，古代的人們在發明了青銅冶鑄術以後，就廣泛地使用青銅來製作各種生產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器等。而青銅器一旦在生產和生活中廣泛應用，就使人類社會的生產與生活各個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首先，青銅冶鑄業的高度發展，給農業及其他各種手工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銳利的工具，促使勞動生產率大為提高，農業和手工業有了很大的發展，也促使農業與手工業進一步分工，手工業內部進一步分工，使得整個社會生產力大大提高。其次，由於生產力的發展，使社會的生產關係及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政治、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使社會的整個面貌大為改觀。這就是說，青銅器的廣泛使用，促使人類社會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發展產生了一次質的飛躍，即從石器時代飛躍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青銅時代。

總而言之，青銅就是以銅為主(基)的合金的一種，古代青銅器主要是銅與錫的合金，此外還有銅與鉛(Pb)的合金，銅與錫、鉛的合金等。必須指出的是，青銅在古代原來的顏色大多是金黃色的，因此在中國古代文獻中以及在周代的青銅器銘文中都稱青銅(或銅)為“金”。只是由於經過長期腐蝕，古代青銅器的表面往往生成一層青綠色銹，所以今天大家稱之為青銅。 青銅時代就是人類使用青銅製作主要的生產工具、武器及生活用器的時代，是人類物質文化發展史上繼石器時代之後的第二個時代，是人類使用金屬的第一個時代。在青銅時代，青銅器無論是在生產上還是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佔有主導地位，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是最主要的文化因素，因此，人們才稱人類歷史上的這個時代為青銅時代。

從目前的考古發現看，世界各國都經歷了青銅時代。埃及在中王國時代(公元前2133年—前1786年)出現了青銅器，新王國時代(公元前1567年—前1085年)青銅冶鑄業達到全盛，用青銅製作生產工具、戰車及廟門上的飾件等。在兩河流域南部的烏爾第一王朝時期(約公元前2700年—前2371年)已經出現了青銅器，到烏爾第三王朝時期(約公元前2113年—前2006年)青銅器開始流行。印度河流域的青銅時代是公元前2350年—前1750年的哈拉巴文化，青銅器有鋤、鐮、刀、斧、劍等。並且，埃及、兩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都在青銅時代進入了文明時期。 古代中國，根據文獻記載及考古發現，早在第一個奴隸制王朝的夏代時期就已經開始進入了青銅時代。古代文獻上有夏代鑄九鼎的傳說，如《史記·封禪書》：“(夏)禹收九牧之金(銅)鑄九鼎，皆嘗亨鬺〔shang傷〕上帝鬼神。”新中國建立以後，在探索夏文化的考古發掘工作中，考古工作者在文獻記載的“禹都陽城”的所在地河南登封王城崗遺址發現了公元前1900年(夏代初期)的青銅容器殘片。殘高5厘米，殘寬5.5厘米，厚0.11—0.15厘米，重35克，表面有綠色及黑褐色銹，呈弧狀，下部有轉折，可能是銅鬶〔gui規〕的腹底部殘片。經北京科技大學中國冶金史研究室進行金相及掃描電子顯微鏡等分析，是含錫7%的青銅製品。同時，在河南臨汝煤山夏代初期的遺址中發現了已使用多次的熔銅坩鍋殘片。尤其重要的是，考古工作者在相當於夏代晚期及商代初期的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的發掘工作中已發現了青銅鼎、爵、斝〔jia甲〕、盉〔he和〕、戈、鈴等多件器具以及青銅冶鑄作坊遺址。以上這些考古發現有力地說明夏代確已進入了青銅時代。目前學術界對於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起源問題正在進行深入的探索研究。

下面介紹一下什麼是青銅文化。青銅文化主要是指通過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揭示的青銅時代人們創造的物質文化。這包括兩個大的方面，一方面是青銅時代的遺物，主要是指青銅器，此外還有陶、瓷器、木漆器以及玉器、石器等等。另一個大的方面是當時人們活動留下的遺跡，包括房屋、村落、城址及墓葬等等。除物質文化以外，也包括當時人們創造的精神文化，例如文字與藝術等。 接下來簡要地介紹一下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冶鑄過程。根據考古發現與文獻記載，中國古代製造青銅器主要分為採冶與鑄造兩個大的工藝過程。第一步是採冶，即首先分別採取銅礦石與錫礦石，然後加上木炭，分別冶煉出紅銅和錫。中國古代銅礦蘊藏豐富，據春秋末、戰國初的《管子·地數篇》記載：“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又據戰國時期的《周禮·地官》記載，當時還設有管理礦山的“(礦)”人。新中國建立以後，在湖北大冶銅綠山、湖南麻陽九曲灣、內蒙古赤峰市林西、江西瑞昌銅嶺、安徽南陵、銅陵等地發現了古代採冶銅礦遺址。現以湖北大冶銅綠山遺址作一典型介紹。大冶銅綠山遺址在大冶縣西北三公里處，遺址南北長二公里，東西寬一公里，儲存有豐富的高品位的孔雀石銅礦，從1973年起開始考古調查發掘，已發現地下採區七處，其時代主要是春秋、戰國至漢代。當時是從地面挖掘豎井及斜井以達到地下礦層，然後開挖平巷和斜巷等進行開採。井巷使用木製框架支護，並已採取利用井口的不同高程產生的氣壓差來自動通風，用洩水槽、儲水井及木轆轤等組成的排水系統來排水，以及用燃燒竹篾在井下照明等技術，充分顯示了中國古代人民的聰明才智。在井巷中還發現了春秋時期的採掘工具大型銅斧形鑿、銅錛、木鏟、木槌、木瓢、竹簍及繩索等。再有，當時是將採掘的銅礦石就地冶煉成紅銅。在礦井附近發現10餘座冶銅豎爐，其中春秋時期的冶銅爐高2.7米，呈腰鼓形，最大直徑1.6米，是用紅黏土、高嶺土和石英砂等混合夯築而成。爐缸上部設有排渣及出銅的金門及鼓風口，底部有通風溝(圖1)。通過模擬試驗，此爐已經可以連續加料，持續生產，每爐日產粗銅300公斤以上。在銅綠山遺址發現了古代煉銅渣40萬噸，估計這裡曾生產出8—12萬噸銅，其產量之巨在古代世界也是不多見的。

第二步是合金鑄造。這又分為合金、制範、澆鑄三個方面。第一，合金。就是根據所製器物的需要將銅與錫按一定比例配合在一起，放在熔銅爐中加熱熔化，從而得到所需要的青銅熔液，然後就可以進行澆鑄了。關於青銅合金的配製比例，戰國時期的《周禮·考工記》記載說：“六分其金(銅)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劑)(即銅佔85.7%，錫佔14.3%)；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即銅佔83.4%，錫佔16.6%)；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即銅佔80%，錫佔20%)；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即銅佔75%，錫佔25%)；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即銅佔71.4%，錫佔28.6%)；金錫半，謂之鑑燧之劑(即銅佔66.7%，錫佔33.3%)。”通過今天我們對於古代青銅器的化驗分析，基本上是符合的。例如河南安陽殷墟商代晚期婦好墓出土的47件青銅禮器，經化驗，平均含銅80.48%，含錫16.14%，鉛0.89%。又如湖北江陵出土的春秋晚期的越王勾踐劍，經化驗含銅80.3%、錫18.8%、鉛0.4%。均與上述《周禮·考工記》的記載基本相符。而且從現代冶金學理論來分析，也是合乎科學道理的。這不但是中國古代人民鑄造青銅器成功經驗的科學總結，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關於合金配比的文獻記載。充分反映了中國古代人民的聰明才智與冶鑄技術所達到的科學水平。

第二，制範。就是製作鑄造青銅器用的陶範。中國古代鑄造青銅器主要用陶範，故稱為範鑄法，這是中國古代青銅器在鑄造工藝上的特點。具體來講，第一步是製模，就是用泥土製作一件與欲鑄造的青銅器同樣大小的模型，將花紋和銘文都要在上面刻好。然後將泥模陰乾，再用火烘烤使其堅硬。第二步是翻制外範。即將用水和好的夾有細砂及細碎的植物莖桿的泥片捺印在泥模上，待半乾後，按器物的特點，用刀分割成幾塊取下，陰乾後烘硬，製成為外範。第三步，製作內範。即用泥土照泥模形狀而減去欲鑄青銅器之器壁厚度製成內範，並將銘文反刻在內範表面，最後加以陰乾烘硬。第四步，合範。即將上述已製好的內範與外範組裝好，外面用繩索捆好固定，再用厚泥包裹，並在上面留出澆鑄青銅熔液的孔道(俗稱澆口)及排出範內空氣的孔道(俗稱冒口)。這時內範與外範之間的空腔就是將要鑄造的青銅器的形狀，然後就可以進行澆鑄了(圖2)。

第三，澆鑄。就是將已熔化好的青銅合金熔液注入合範之內，待銅液冷卻凝固後，拆下外範及內範。並將已鑄好的青銅器進行打磨修整。青銅工具與武器則還要加以錘鍛，以進一步提高硬度。 尤為重要的是，在商代又發明了分鑄法，並且得到了廣泛的應用。這樣就使鑄造青銅器更加簡易，從而提高了生產效率。並且使器物的造型與裝飾更加繁複壯麗。分鑄法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先鑄造出器物的附件，如提梁、器表裝飾的獸頭等，然後將其置入器身的合範之中。這樣，在澆鑄器身時，附件就與器身鑄接在一起了。一種是先鑄造出器身，然後將附件(如器耳等)的合範放在器身上的有關部位。這樣，在澆鑄附件時，附件就附著在器身的有關部位上了。例如著名的商代後母戊(司母戊)鼎，就是採用先鑄好兩個鼎耳，並將其嵌入鼎身合範之中，然後澆鑄鼎身，從而鑄成一個完整的後母戊鼎的。在春秋時期進一步又發明了焊接法。這是將分別鑄好的青銅器身及耳、足等附件，用錫鑞〔la蠟〕(錫鉛合金)焊接在一起。例如河南新鄭出土的春秋晚期的蓮鶴方壺的獸形器耳、圈足下面的伏獸等都是用焊接法和器身連接在一起的。

此外，中國古代青銅器的鑄造還使用了失蠟法。例如1978年在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時期楚國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青銅禁(承托成組青銅酒器的器座)，高28厘米，長107厘米。扁體中空，禁面呈長方形，四周攀附12只立雕伏獸，下面有10個立雕的獸足。其周邊透雕的花紋由內部多層互不連接的銅梗分別支撐，玲瓏剔透。經過研究，用上述範鑄法是不可能製造的，而是用失蠟法鑄造的。失蠟法就是首先在泥作的內範的外面敷上一層蟲蠟(內摻松香和油脂等)，用這層蟲蠟作成欲鑄的青銅器的原大模型，並在蠟上面雕刻出精細的花紋。其次，用調好的細泥漿一層層淋上去，最後形成泥質外範。在外範外面再用厚泥包裹好，並預留出澆鑄口與出蠟口。然後再加熱烘烤，使夾在內、外範之間的蠟模融化，蠟液由出蠟口流出。最後由澆鑄口將青銅熔液注入，待冷卻凝固後，拆下外範及內範，一件青銅器就鑄成了。由於蟲蠟易於雕鏤，因此可以製作花紋層疊、十分繁縟瑰麗的器物。淅川下寺青銅禁的發現說明中國是世界上很早就採用失蠟法進行鑄造的國家之一。

中國古代青銅冶鑄工藝還包括高超的表面裝飾技術，如鑲嵌綠松石、鑲嵌紅銅、錯金銀、鎏金以及鏨〔zan贊〕刻花紋、漆繪花紋等，使其色彩斑斕，紋飾更加豐富多彩。總之，高度發達的中國古代青銅冶鑄工藝是燦爛的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的技術基礎。 最後簡要地介紹一下商周青銅文化發現與研究的歷史。商周時期的青銅器，在漢、唐時期已有零星出土，被封建帝王視為一種祥瑞。例如漢武帝元狩七年(公元前116年)在山西汾水發現了一件青銅鼎，漢武帝因此將年號改為元鼎元年(《漢書·武帝紀》)。到了宋代，隨著封建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繁榮，以及歷史學的發展，加以商周青銅器等古代文物出土日多，日益受到封建帝王及士大夫的重視，公私競相收藏，於是金石學產生了。金石學主要的研究對象之一就是商周青銅器及玉器等。出現了呂大臨的《考古圖》、王黼〔fu斧〕等的《博古圖錄》等著錄研究商周青銅器、玉器的著作。清代時期由於封建帝王的提倡，金石學有了很大發展。出現了《西清古鑑》、《寧壽鑑古》、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吳大澂〔cheng呈〕《古玉圖考》等著作。辛亥革命以後，金石學發展達到頂峰。王國維對商周青銅器及商周歷史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是金石學對商周青銅器研究的總結性著作。 尤其重要的是，20世紀初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學傳入中國。 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開始對河南安陽殷墟進行田野考古發掘，發現了商代晚期的宮室宗廟、商王陵墓，並首次經科學發掘出土了商代的青銅器、玉石器及甲骨文等。從此開始了對於中國商周青銅文化的科學的發掘與研究工作，出版了《安陽發掘報告》等。同時，郭沫若首先開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對商周青銅器及商周社會進行研究，出版了《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青銅時代》等。 1949年後，隨著國家經濟建設的全面展開，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經過40餘年的考古發掘與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新中國考古學體系已初步建立起來。作為整個中國考古學體系一部分的商周青銅文化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首先在河南偃師屍鄉溝和鄭州市發現商代初期和中期的都城遺址，並發掘了殷墟婦好墓等大貴族墓葬。在陝西長安灃河兩岸發現了西周的都城豐、鎬遺址，在扶風、岐山的周原地區發現了多處西周時期的青銅器窖藏。其次，在河南洛陽、山東淄博、河北易縣、河北邯鄲、山西安邑、河南新鄭、湖北江陵、陝西鳳翔等地發現了春秋、戰國時期週、齊、燕、趙、魏、韓、楚、秦等國的都城遺址，發掘了安徽壽縣蔡侯墓、湖北隨州曾侯乙墓等國君墓葬以及湖北大冶銅綠山古礦冶遺址等，出土了曾侯乙編鐘等珍貴文物。第三，在遼寧、內蒙古、甘肅、青海、四川、雲南、江西、福建、廣西、廣東等省(區)普遍地發現了商周時期周邊地區的青銅文化，使中國古代青銅文化的研究不再局限於中原地區，而形成了全國范圍的完整體系。第四，除出版了大量的田野考古發掘報告及簡報外，對商周青銅文化的綜合研究和專題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出版了郭沫若的《奴隸制時代》、郭寶鈞的《中國青銅器時代》、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的《商周考古》、容庚、張維持的《殷周青銅器通論》、馬承源主編的《中國青銅器》、李學勤的《新出青銅器研究》、《中國青銅器概說》、《中國美術全集·青銅器》及《殷墟玉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