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美洲華僑地位之所以提高，與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作出了特殊貢獻，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有關。但這僅是外因，以內因來說，其中很重要的一條是同美洲華僑一貫重視文化教育，努力提高本身的素質有密切的關係。正因為如此，所以有必要首先談一談美洲華僑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問題。
早期前往美洲的華工大多數是生長在東南沿海一帶特別是廣東和福建的破產農民、手工業者及其國內難以生存的起義者。一句話，他們都是出生在貧困的勞動人民家庭，所以大部分人幾乎是目不識丁，只有少數人上過幾年私塾。文化程度低下，決定了早期赴美洲華工只能從事洗衣業、餐館業和農業等勞動工種，絕大部分人都從事體力勞動。
隨著華人經濟和生活條件的變化，他們為了自身的生存，後代的發展，逐步開始重視華僑教育事業。尤其是在美國。到1867年，僅美國舊金山華僑學齡兒童就達500餘名。為了解決這些學齡兒童的入學問題，一些熱心教育的華僑創辦了十幾家私塾和專館。每家招收學生二三十人。私塾和專館的名稱均以教師姓氏而命名，例如李姓教師為李館、黃姓教師為黃館等等。私塾和專館裡講授四書、古文、八股文和唐詩等課。孫中山先生的親密戰友廖仲凱先生幼時曾在美國的專館裡就讀。與此同時，美國一些教會為了在華僑中佈道傳教，專門設立星期天上課的主日學校，教華工們英語。一些教會學校也招收華僑子弟入學讀書。據記載，1885年，在舊金山教會學校上學的華僑子弟有154人。
1885年，在美國舊金山成立美國華僑子弟的第一所公立學校。這實際上是一所種族隔離的小學，因為美國不准蒙古人種兒童與白人兒童同校，這所小學就是特別為教育中、日、朝等遠東兒童而設立的，故稱遠東學堂。後因日本國力增強，反對黃、白種學生分校，美國准許日本兒童進入白人兒童學校讀書，遠東學堂就成為中國兒童學習的學校。遠東學堂開辦之初，就學兒童達150名，解決了約1/5的舊金山華僑子弟的入學問題。
到20世紀初，中國清政府為了維持其統治，從1905年起開始廢科舉、辦學校，還專門設立一個管理學校的學部。同年，清廷法部尚書戴鴻慈奉旨赴美考察，回國後戴鴻慈向學部建議在美成立學堂，以繼承和光大中國文化傳統。清廷認為言之有理，就派遣內閣侍讀梁慶桂赴美勸說華僑興辦學校。 1908年梁慶桂抵達美國舊金山。在他的倡議下，1909年舊金山中華會館創辦大清僑民學堂(此校原為大清書院，後又改為三藩市中華中學學校)。接著，中華會館派遣陸步瀛、鄺文光等10餘名華僑領袖陪同梁慶桂先後到達美國的薩克拉門托、紐約、芝加哥、波特蘭、西雅圖以及加拿大的溫哥華、維多利亞等城市。所到之處，他們的辦學倡議，都受到了美國、加拿大的華僑領袖和華僑的歡迎，於是大清僑民學堂就像雨後春筍一般在這些城市成立起來。之後，美洲各地華僑都紛紛效法，創立華僑學校。到1930年，華僑在美國興辦中學6所，小學50多所和私塾20多所。這些中小學校，有的是全美中華會館辦的，有的是由某地中華會館及華僑社區興辦的，有的是當地文化團體興辦的，還有的是私人、政黨及教會興辦的。華僑進行多方位辦學，收到了積極的社會效果。
在美國比較有名的僑校有：
舊金山的中華中學是美國僑校中最出名的一所。中華中學原為大清書院，1909年改為大清僑民學堂，由中華會館主辦，校址在中華會館大廈的二、三層。辛亥革命後該校改為中華僑民公立學校，1927年出資購買下附近基督教會樓宇為新校舍，並在1922年增設初中，故正式改為現名中華中學學校。中華中學學製完善，程度較高，圖書資料豐富，設備齊全，在中國教育部正式立案，成為美國華校的一座高等學府。但此校每天上課時間仍為下午5—8時，又屬補習性質的學校。此校最初是由中國駐舊金山市總領事為校長，後由美國七大會館的主席輪流充任，最後由中華會館聘專職校長。該校在美國華僑學校中學生較多。 1916年為100人，1931年竟達到450餘人。
紐約華僑公立學校是全美著名的華僑學校。它於1908年由梁慶桂倡議、中華公所主席陳煥章策劃創辦的。該校曾因經費問題，發生過許多波折。但幾經整頓，學校頗有起色。 1975年，學生人數達3250名，教職人員達132名，可以稱為美國最大的華僑學校。
除此之外，有舊金山市晨鐘劇團1919年創辦的晨鐘學校，這所學校雖然只存在短短的五年就因經濟困難而停辦了，但它仍不失為一所有影響的學校。該學校打破中國的傳統觀念，提倡新思想、新觀念，改革舊課程，適應新環境。它在美國華僑學校中首先成立學生自治會，提倡成立各種俱樂部，組織辯論會等，是美國華僑學校進行改革的榜樣。
到目前為止，美國華僑學校絕大部分是小學，中學特別是高中，為數很少，沒有華僑大學。華僑仍需要到美國大學才能繼續深造。
這些華僑學校一改過去私塾的教學內容，廢除了講授四書、八股文等原有課程，開設了國文、國語、譯文、珠算、修身、唱歌、國畫、體操、信札、地理、鄉土史等新科目。它既開設國語、譯文課，溝通中美文化聯繫，又開設國畫、珠算實用課程，為華僑世代在美洲土地上更好地生存創造條件；既注意學習歷史、地理知識，又注意“修身”的德育培養；既注意智育，又注意開設體操課，以使學生有健壯的體魄。這樣的學校，使華僑子弟在德、智、體各方面都受到較好的教育。
在美洲華僑學校的教學中，最可貴的是始終貫徹了愛國主義精神的教育。例如，晨鐘學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創辦晨鐘學校的晨鐘劇社，是由在辛亥革命影響下的一批華僑青年知識分子所組成，該社宗旨為：“……改革舊風俗，提倡新教化，發揮民生主義，鞏固民國共和。”它所創辦的晨鐘學校正是為該社的這個宗旨服務的。這一點在晨鐘學校的校歌裡充分反映出來：
正如晨鐘學校這支校歌中所表達的愛國主義精神那樣，美國華僑和華人子女為了“振我華國之宗風”，激起了“昂哉齊努力”的求學精神，不少人在學業上獲得了優異的成績。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的阿瑟·金教授曾對美國不同種族的幾種專業人才進行調查，所得出的智商調查結果是：華裔得分最高，其次是猶太裔，再其次是日本裔，白人居第四位。 1983年3月1日，在華盛頓舉行的一年一度的美國青少年科學人才選拔賽中，華裔高中生寧致榮獲首獎。在1985年4月12日全美高中十項全能賽中，洛杉磯華裔學生夏旭奪得冠軍。同年5月5日，在美國高中學生視為最榮耀的“總統獎”的評選中，七名華裔子弟金榜有名，並獲得由美國總統在白宮頒發的獎金和獎狀。 1984年春，華裔少年羅傑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斯坦福大學獲碩士學位時，年僅14歲，是世界上最年輕的碩士。華裔子弟吳力行，年僅12歲，就讀於美國山菲利普初中，成績優異。 1989年由美國全國工程師學會、全國數學教師會議和太空總署等數個單位合辦的全美數學比賽中吳力行榮獲第一。據美國1980年人口普查統計，25—29歲的華裔完成高中學業的人數的比率達90%，25—64歲男女受到博士級教育的華裔為7.1%，白人為2.1%，黑人為0.5%。從教育程度看，華裔完成高中學業人數的比率遠遠超過美國其他種族。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准許參加過大戰的華僑青年享有進入美國高等學校學習的權利，美國華裔子女大批進入高等學校。此外，戰後大陸、香港和台灣等地也先後有大量華人留學生到美國學習，美國大學裡學習的華僑子女、華裔子女及中國留學生日漸增多。近幾年來，美國華僑、華人受過高等教育人數的比重已超過全美的平均水平。
隨著華僑、華人教育程度的不斷提高，華僑、華人在美國學術界、文化界、科技界中人數已日益增多。據統計，1940年華僑、華人擔任專家、工程技術人員、經理和管理人員以及辦事員、推銷員和秘書這一類工作的已佔華僑、華人總數的20%，當工匠、手工藝工人和農民等等的仍佔多數；到1950年，前者的比重提高到40%以上，差不多翻了一番，後者的比重降為50%多；到1970年，前者的比重增加到50%以上，而後者則下降到40%以下。可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華僑、華人的素質已有大幅度提高。
在加拿大，從19世紀起華僑富商就開始創設私塾，以教育華僑子弟，主要教授四書、經史和千家詩等課程。到90年代，僅加拿大維多利亞市就開辦八九家私塾，並有一些華僑進入了公立學校。到1922—1926年，僅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讀書的華人學生每年就有1500名左右。當時，加拿大西部的華僑學校多系中華會館主辦，而東部則大多系教會主辦。
加拿大華人進入大學較為容易，也比較早。在1914—1915年度，加拿大的第一個華人女大學生葉金陵進入溫哥華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入加拿大大學的華人子弟迅速增加。華人受教育的程度遠遠超過了老一輩華僑。到20世紀70年代，全加拿大華人戶主有20%都受過高等教育。 80年代，在多倫多大學(有學生32000人)和溫哥華的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有學生20000人)學生中，估計華裔學生佔10%—20%。其中理工科的華裔學生更多，在哥倫比亞大學竟達30%—40%。華人子弟入大學者不僅人數多，而且由於華僑、華人子弟肯刻苦鑽研，許多人都成為學生中的佼佼者。
就美洲來說，拉丁美洲的華僑、華人教育事業發展較慢，規模不大，在此就不贅述了。
早期美洲華工和華僑，一般屬生活貧困、文化低下的貧窮弟子，很難在美洲文教和科技界起到什麼重要作用。當然，也不是全然沒有，只是為數較少而已。
在早期美洲華僑的文教事業中，值得一提的是容閎。容閎是清政府第一任駐美副公使，也是早期美國華僑在文教事業中作出重要貢獻的一位代表人物。容閎1828年生於廣東香山縣，1847年赴美，進入馬薩諸塞州芒森學校學習。 1850年入美國耶魯大學，並於1854年畢業，成為畢業於美國大學的第一個中國大學生。之後，他為了“以西方之學術”，“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擬訂了派遣少年到美國留學的計劃，並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 1872年，他派遣第一批30名學童赴美學習。清政府為此成立“幼童出洋肆業局”，任命容閎為該局常設於美國的“洋局”副委員。到1875年，共有120名中國學童在美國各學校學習，在此期間容閎被任命在美國哈特福。許多留美學生學成回國後，在我國文教、科技事業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這些都有容閎的一份貢獻。
在農業科技上作出重要貢獻的可推美國華僑劉錦濃。劉錦濃培植的新品種“劉錦濃橙”，此橙著名於整個美國。 1925年劉錦濃逝世後，多崙商會及該州果農為紀念他的功績，曾集資為其刻像立碑。 1933年，芝加哥召開百年進步博覽會，在佛羅里達州陳列部展覽劉錦濃處，曾立有小型劉錦濃銅像，以資紀念。
在工業科技上作出重要貢獻的有美國華僑馮如。馮如1884年出生於廣東恩平縣。少年時隨親戚赴美國謀生，先赴舊金山，後去紐約。在紐約期間，他先後在船廠、紡織廠、機器廠學藝，精通了機械和電機等36種機器的專門技術知識，能熟練地設計和製造抽水機、打樁機、電動機等多種機器設備。之後，在“航空救國”的愛國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潛心研究飛機製造技術，並多次試制飛機，探索成功之路。 1909年9月21日，馮如終於在美國屋崙駕著自己設計和製造的飛機上了藍天，使中國人的飛行理想第一次變成了現實並處於世界航空技術的領先地位。正如第二天的美國《舊金山考察家報》所指出：“在航空領域，中國人把白人拋在後面。”馮如製造的飛機試飛成功，為華僑爭了光，為祖國贏得了榮譽。
另一名美國華僑譚根在飛機設計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譚根生於廣東，1910年畢業於美國希敦飛機實驗學校，獲加利福尼亞飛行會和萬國飛行協會證書。他是世界上早期水上飛機設計製造者之一，他設計製造的水上飛機，性能優於歐美國家同類飛機。 1910年7月，在美國芝加哥舉行的萬國飛機製造比賽大會，他設計、製造的水上飛機獲得冠軍。 1912年在參加聖地亞哥舉行的美國飛行大賽中取得成功，被授予銀杯和美國國旗，被稱為“東亞飛行第一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隨著美洲華僑、華人教育事業的不斷發展，高科技人才不斷移居美國，華僑、華人在美洲文教、科技界的作用也越來越大。據統計，1940年美國大陸的華人中從事專業科技行業的約佔2.5%，而到1970年已達26%。據估計，美國的第一流科學家和工程師大約有十二三萬人，其中中國血統的約佔1/4。美國著名大學的系主任(特別是物理系和數學系)，有1/3是華人或華裔；在美國工程機械學會各分會任主席的有一半以上是華人；在阿波羅登月工程的高級工程師中，華人佔1/3；在最大的電子公司——美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的高級工程師中，華人差不多也佔1/3。此外，還有1000多名中國血統的研究員在美國電腦中心工作，在19位主任中，華人竟佔12名。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華人在這些領域的突出作用。
下面再具體談談美洲華人在文教、科技界的表現。
在美洲，文教、科技界眾多的華僑、華人中，獲得諾貝爾獎金的美籍華人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和李遠哲，猶如繁星中的四顆最明亮的星星，閃耀著奪目的光彩。
楊振寧1922年生於安徽，畢業於昆明西南聯大物理系，1945年赴美國。從1949年起，就在普林斯頓大學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後任紐約州立大學愛因斯坦講座教授兼該校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李政道1926年生於江蘇，曾就讀於昆明西南聯大物理系，1946年赴美留學。從1953年起，在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1956年，楊振寧和李政道合作發現了物理學上一條新定律，推翻了愛因斯坦發現的、指導原子物理研究多年的宇稱守恆定律，轟動了全世界。這一重大發現，為人類進一步探索微觀世界和原子再分裂為粒子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因而在1957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和愛因斯坦科學獎。尼克松總統曾授予楊振寧林肯講座教授的光榮稱號，這也是美國唯一的由總統直接授予的最高學銜。
丁肇中祖籍山東，1936年生於美國密執安州，大部分童年在中國度過。 1956年回美國密執安大學學習，從1967年起，在馬薩諸塞州(麻省)理工學院任教授。 1974年，在西普頓國立實驗所進行科學實驗時發現了“J粒子”，從而在1976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
李遠哲1936年生於台灣省新竹縣，畢業於台灣大學化學系，後赴美國，入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讀書，畢業留校任教。 1974年他與美國赫希巴赫教授、加拿大約翰·波拉尼教授共同研究交叉分子束方法，對了解化學物相互反應的基本原理有重要突破，為化學動力開闢了新領域，從而在1984年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
除此之外，美國文教科技界還湧現了一大批著名的華人專家學者。例如，著名的女物理學家吳健雄。吳健雄(公元1912— )，美籍華人，生於上海。 1936年進入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深造。 1940年獲得博士學位。她驗證了楊振寧、李政道推翻宇稱守恆定律的新理論，曾任美國物理學會的第一位女會長。先後獲得美國科學研究基金獎、美國總統福特授予的國家科學勳章以及自由女神和愛麗絲基金會的愛麗絲島獎章等等，並在1974年當選為美國本年度最優秀科學家。被譽為“中國的居里夫人”。
在美籍華人中，數學家陳省身亦曾蜚聲美國科技界。陳省身(公元1911— )，生於浙江嘉興縣。畢業於南開大學數學系。先後到德國、法國和美國學習與研究。 1943年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級研究員，完成著名的高司一波耐公式的內在證明和示性類方面的論著。後又發現“陳氏級理論”，把微分幾何和拓撲學引入新境界。 1976年獲美國總統頒發的國家科學獎，1983年獲國際聲譽最高的沃爾夫數學獎。
美籍華人貝聿銘(公元1917— )，生於廣州，系現代派設計大師。畢業於美國馬薩諸塞州(麻省)理工學院建築工程系。他曾在紐約創建貝聿銘建築公司，他設計的建築風格獨特的各種建築物，遍布美國各大城市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菲律賓、伊朗、法國和香港。他的設計風格和思想，受到人們的高度讚揚。先後獲美國全國建築學院金質獎章、國際普里茨克建築學獎金、法國建築學院金質獎。並因設計北京香山飯店，1984年獲美國建築界權威機構建築師協會榮譽獎。貝聿銘是美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建築設計師之一。
林同琰(公元1911— )，生於福州市。曾就讀於唐山交通大學，畢業後赴美國加州大學深造，1933年獲碩士學位。其畢業論文《力距分配法》被命名為“林氏法”。他應用“預應力混凝土結構”，設計了許多橋樑和建築物。先後榮獲葉西夫聶夫獎、加州大學伯克萊獎。美國土木工程學會還把預應力獎改為林同琰獎，這也是美國科技史上第一次以美籍華人名字命名的榮譽稱號。
美籍華人在美國科技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科技成就，充分顯示了炎黃子孫的聰明才智。猶如燦爛的群星，在科學技術的寶庫裡，放射出奪目的光彩！
此外，在拉丁美洲等地的一些學者，也有一些創造發明。例如，秘魯華人農業學專家戴宗漢曾培育了高產良種水稻，1968年獲得了秘魯政府頒發的勳章和獎狀，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洲華僑、華人所辦的工商業也有迅速的發展。
早期華僑靠的是“三把刀”即菜刀、剪刀和理髮刀，以開辦飲食店、洗衣店和雜貨店為三大經濟支柱。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同了，到1982年，美國華裔企業已有52839家，在少數族裔中居首位，日裔企業次之，為49039家。華裔總收入為日裔企業的2.2倍以上。這種情況，在美國商務部1986年12月5日發表的《亞裔、印第安裔及其他少數族裔商業》的調查中得到了確認，即亞裔今天在美國經濟生活中所擁有的資金已超過其他少數族裔，而華裔又已躍居各少數族裔之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華人中產階級一般只有三五萬美元的資產，而現在，三五十萬、百萬甚至數億元的富戶為數不少，稱得上“王”的華人大富翁不下10家，其中四家(王嘉廉、蔡志勇、王安、劉立)已列入美國1000家最大企業家名單裡。
美國華僑、華人的銀行儲蓄普遍增加，甚至每戶平均儲蓄數額超過了美國人。據美國1960年的戶籍調查，華人家庭儲蓄7000—9999美元者，佔21.1%，與美國人相等。 10000—14999美元者，佔14.4%；15000美元以上者佔7.2%，則比美國人高。故平均家庭儲蓄，華人為6207美元，美國人為5660元。華人財力之雄，達到了空前程度。
近幾年來，華僑、華人經營的商店已日益增多。據美國商務部統計，加利福尼亞州華商開設的商號達5136家，其營業額已超過日商。僅該州的舊金山及其附近的奧克蘭市，華商商號就達2300家。在紐約及新澤西州鄰近紐約的地方，1972年華商商號就有1799家之多。這些商號，大都屬於中小型，但有些是屬於大型的。在70年代，加利福尼亞州華商經營的大明實業公司發展到43家分店。華商經營的連鎖超級市場已發展到可以同美國西南部最大的超級市場(主要經營食品)賽扶威競爭。秘魯首都利馬市的華商劉鈴具經營的文具、紙張等批發生意，營業額占利馬市該行業營業額的80%。
華商經營進出口貿易的亦不少。美國紐約市華人陳霖經營的森美公司是年營業額達20億美元以上的跨國公司，它所經營的食品種類達數千種之多。另一家專門經營中國工藝品和物品的舊金山國光貿易公司也辦得很興旺。它專門經營中國的藤、竹、柳條編織的用品和工藝品，在美國15個重要城市設有商品陳列室。巴西華商魏書騏對台灣出口薄荷油，佔巴西該項輸出總量的1/2以上。
華僑、華人經營歷史悠久的餐館業也有很大發展。在美國各大城市中幾乎都設有中國餐館。據1981年粗略估計，美國共有中國餐館15000家，其中紐約市最多，約有5000家，佔全美中國餐館的1/3，平均每200人就有一家中國餐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美國主要是廣東餐館和福建餐館，戰後增設了上海、北京、四川、湖南、雲南和山東等省的餐館。中國各地的地方風味，在美國幾乎都可以品嚐到。有些大飯店為招徠顧客，還特別講究排場——懸掛富麗堂皇的中國宮燈，張貼著氣勢磅礴的山水畫，配以古香古色的中國式桌椅，播放著悠揚動聽的中國民間樂曲。店內具有濃郁的中國情調，使顧客像到了中國一樣。這幾年來，華僑、華人經營中國餐館的規模越來越大，有的同時可以擺幾十桌酒席，容納幾百人。例如，美國紐約的“銀宮酒家”、“第一酒家”和“富滿樓”等等，都是一流的中國餐館。在秘魯首都利馬市，60年代就有400餘家中國式餐館、酒館營業，資本達1200餘萬美元，佔該市飲食行業總資本的40%，其中最著名的有曹萬芳開的“龍鳳酒家”、李光明開的“光明酒家”、蔡倫開的“萬國酒家”等等。 “龍鳳酒家”是拉丁美洲最大的一間中國餐館，擁有資本約70萬美元。墨西哥首都華人、華僑開的餐館多為合股經營，有的擁有資本100—150萬比索，純利潤約佔經營額的40%左右。
一些較富有的華僑、華人還在美洲投資開辦和經營工業企業，但多屬中小規模的輕工企業，如氧氣廠、製冰廠、塑料製品廠、皮革廠、碾米廠、家具廠、織布廠、麵粉廠、醬油廠、汽水廠、榨油廠、水泥廠、煙草廠等等。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洲亦開設了一些華人經營的規模較大的工業企業，美國電子科學家王安的電腦公司就是一例。王安1940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1944年在美國哈佛大學電子實驗室工作，發明了磁芯記憶系統，兩年後製造出第一架程序計算機，1951年創辦了王安實驗室，1958年組成王安電腦公司。 1984年王安電腦公司已擁有25000名僱員，其中大多數是技術人員，其資產總值達50億美元。美國還有唐仲英創辦的唐氏工業公司，擁有工廠15家，資產總額估計超過一億美元，生產的矽鋼占美國中部地區市場銷售額的70%。號稱“船王”的魏重慶所創辦的複康輪船公司擁有上千名職工，為美國南部海運一家強有力的輪船公司。巴西聖保羅市巴西籍華人林訓明開設的愉港植物油公司，其下屬企業的豆油出口量佔巴西首位，資本總額達幾十億美元，在巴西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曾多次陪同巴西總統出國訪問。在巴西，還有我國國家副主席、企業界知名人士榮毅仁的親屬與巴西人合資經營的大工廠，也具有相當的規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華商、華僑企業的迅速發展，美國華人從50年代起逐漸投資參與興辦銀行。 1952年開辦西雅圖聯合儲備貸款會、1961年在舊金山創設金山通商銀行、1962年開辦洛杉磯國泰銀行、1966年在薩克拉門托開辦協興儲備貸款會、1967年在紐約華埠的中國銀行支行改組成為當地註冊的中美銀行、1972年由馬來西亞華人周旭東財團創辦了美國加州銀行、1974年由華人董浩雲領導的香港、台灣、東南亞財團創辦了美國亞洲銀行。本世紀70年代，以印度尼西亞華人溫孔文為核心的財團購買了喬治亞國家銀行，1976年並以20%的股份買進了田納西農民銀行，當時曾轟動了整個美國銀行界。此外，還有泰國和香港的華人所經營的銀行亦在美國開設了支行。由此可見，華僑、華人在美國金融界也開始佔有一定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洲華僑、華人基本上處於被歧視、被排斥的境地，對僑居國的政治無權問津，戰後隨著他們在文化、科技、經濟界地位的日益重要，在政治界亦開始嶄露頭角，其中有的還積極參政，擔任各級政治機構職務。
參政是指參與政治活動或參加政治機構。前者是指關心政治，參加投票，對國家的各項政治問題發表自己的政治見解；後者是指參加各種競選活動，並擔任各種行政機構的不同職務，行使各種行政權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華僑、華人參政者可以說是鳳毛麟角，為數甚少。以史書查閱，美國華裔參政最早的是鄺友良。鄺友良1938年被選為夏威夷準州的眾議員，1944—1948年期間先後任眾議院副議長和議長，並於1959年被選入美國參議院。他是進入聯邦參議院的第一位華裔，同時也是美國參政的第一位亞裔。
緊隨鄺友良參政的是夏威夷華裔譚福善。他曾參加共和黨，1942年以共和黨人身份當選為夏威夷準州毛依郡行政委員會委員。 1946年，美國本土的華人鄧悅寧又競選亞利桑那州眾議員取得勝利，並成為進入州立法機構的第一位華裔。
可以這樣說，鄺友良、譚福善和鄧悅寧是美國華人參政的先驅。開創了美國華人參政、議政的先河。
直到20世紀70年代，參政、議政成為美洲華僑、華人的一種浪潮，參政者越來越多。例如在美國有加利福尼亞州州務卿余江月桂，她是加利福尼亞州有史以來任此職的第一位華裔。洛杉磯市法官黃錦紹，他是美國大陸上任此職的第一位華裔。紐約司法警長李卓生，他也是任此職的第一位華裔。加利福尼亞州薩克拉門托空軍後勤中心司令劉國英少將，他是至今美國軍隊中軍銜最高的華裔。加拿大華裔鄭天華於1957、1962年先後兩次參加競選活動，連續兩屆競選獲勝，擔任加拿大下議院議員。在此期間，還有許多加入加拿大籍的華人亦成為聯邦或省、市的議員、參事和市長等等。
從美洲早期至20世紀70年代期間華人參政的情況來看，可以看到此時期參政具備以下兩個特點：以地域來看，美國華人參政者早期主要在離美大陸本土較遠的夏威夷，美大陸本土的華僑、華人的人數雖多，但早期參政者則不多見。只是隨著歲月的流逝，參政者才慢慢多起來；以參政者所任職務來看，一般是擔任一些州、郡或市的眾議員、法官和市長等等，所擔負的政治職務還比較低下。
隨著華僑、華人人數增加、經濟實力增強以及知識水平和參政意識的提高，華人參政的情況與70年代前相比已有了明顯的變化。 70年代以後，美國大陸本土的華人參政者迅速增加，並有些人擔任了政府部門的重要職務，非常引人注目。其中有原裡根總統的白宮出口委員會副主席陳香梅，聯邦海事委員會主席趙小蘭，總統經濟顧問甘敏才，白宮國際商業顧問黃仲元，總統國家教育顧問餘顯利，聯邦商業部副部長胡少偉，副助理國防部長吳元黎等等。在拉丁美洲，華人擔任政界重任的也不少。如華人阿瑟·鐘擔任圭亞那的總統，華人何才擔任過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總督，華人何五曾任特立尼達和多巴哥的衛生部長，華人毛魯埃爾·鄧曾任牙買加財政部秘書長等等。這些同本世紀70年代以前的情況就迥然不同了。
總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洲華僑、華人在文教、科技、經濟和政治各個方面都充分顯示了炎黃子孫的智慧和力量，為美洲僑居國作出了重要貢獻。一樁樁、一件件的事例都充分證明，中華民族決不是被某些人蔑稱的“劣等民族”，而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早期華工之所以貧窮、落後，文化水平低下，這是中國長期以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制度造成的，而不能說明種族的優劣。從美洲華僑、華人事業發展的進程來看，華僑、華人之所以能夠在美洲各個領域裡起重要作用，主要是靠給人智慧、給人力量的教育，靠學生和科研人員持之以恆的努力和毅力，這些才真正是華僑、華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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