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三節叢書的簡史
追溯叢書的起源，就要談到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所說的《六經》，是用一個書名統括群書，包含有叢書的意思。所以，叢書當起源於漢代。東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把《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還有《公羊》、，刻在石上作為標準本；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經》。這種石刻，被治中國書史的人認為是書的一種形式；論匯刻群書的形式，當也從此開始。到紙和筆發明以後，書籍就以抄寫為主要流通形式，逐漸有叢書出現。根據史書的藝文志記載，始見於齊梁時期，《隋書·藝文志》記錄了南齊陸澄的《地理書》和梁代任昉的《地記》；這兩部書屬於專門性叢書。就寫本來說，可算是叢書之祖，可惜的是兩書都已失傳。
唐代發明了雕版印刷術，為叢書的刊刻奠定了物質技術基礎，流傳和蒐集的範圍也逐漸擴大。刊印群書而題以總名稱，首先是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公元932年)刻印《九經》，還是屬於專門性叢書。到宋代，何去非校《武經七書》也是專門性叢書。看起來專門性叢書的編印要比綜合性叢書早得多。
綜合性叢書以現存的傳本來說，最早的是俞鼎孫、俞經合編的《儒學警悟》，書成於南宋嘉泰年間。繼《儒學警悟》之後，宋代的第二部綜合性叢書是《百川學海》，凡10集100種，179卷，所收以唐宋人著作為多，間有晉代及六朝人著述。遼金時期最著名的匯刻書：一是《契丹大藏》；一是《金藏》，就是《趙城藏》；都屬於專門性的叢書。綜合性叢書沒有。到元朝一代，為後世著稱的專門性叢書有元杜思敬輯《濟生拔萃》。綜合性叢書在當時有陶宗儀輯的《說郛》。 《說郛》收經、史、諸子、詩話、文論及百氏雜記之書，凡千餘種，可惜原書早已不存。原編的種數、卷數，皆不可知，傳世的一為明代傳抄的100卷本(近人張宗祥搜求舊抄本重校的《說郛》也是100卷，1927年商務印書館排印本)；一為明陶珽重校的120卷本，清順治三年(公元1646年)宛委山堂刻本。都非陶氏原本。
到明代，叢書的編纂、刊刻發展到興盛時期，除了普通叢書，還有氏族叢書、個人自著叢書、地方叢書和各種專科叢書等。明代藏書家無不喜刻叢書，自左氏《百川學海》流行而後，明代屢經傳刻，刊刻叢書之風接踵而起。刊刻精良的，首推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無錫華珵仿宋刊的《百川學海》，刊刻之精，竟有以之冒充宋刻的。次為專門性叢書，長洲顧元慶的《陽山顧氏文房小說四十種》，自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到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經16年時間才刻成；收書自漢至宋著作40種，多據宋本翻雕。清黃丕烈得到這部叢書中的《開元天寶遺事》特寫跋語，視為罕秘，珍貴可知。袁褧(即絅)輯《金聲玉振集》，也是綜合性叢書，收書55種；其中54種都是明人著作，只有一種是元察罕的《帝王紀年纂要》，但也經過明人黃諫訂正；此書刊刻也很精良。還有《紀錄彙編》，明沈節甫輯，收書一百多種，216卷，收自朱元璋的御制皇陵碑起，全都是明人著作。綜合性叢書中還有《古今逸史》，明吳琯輯，設“逸志”、“逸記”兩門，共收書55種；陳繼儒的《寶顏堂秘笈》，分正集、續集、廣集、普集、匯集、秘集，共收書229種。這些都是著名的叢書，有的對後世的影響很大，無論是內容和刊刻都很精良。
明代刊刻叢書在嘉靖、萬曆以前，大體上可分兩類：一宗《百川學海》；一宗《說郛》。明季震於陶氏之名，或仿陶氏之書，或繼左圭之作，重為編輯；如吳永編的《續百川學海》、馮可賓的《廣百川學海》，本身就是續編、續刊性質。其他如范欽的《范氏奇書》、高鳴鳳的《今獻匯言》、王完輯的《百陵學山》等，也都是仿照《百川學海》和《說郛》的體例。萬曆以後，新的叢書類型出現，即匯集某一歷史時期的著述，如程榮的《漢魏叢書》(這是第一部名實具備的叢書)，收書38種，絕大多數是漢魏時人著作；鐘人傑、張遂良輯的《唐宋叢書》，按“經翼”、“別史”、“子餘”和“載籍”四部共收書103種，其中除20餘種為漢、魏、晉、南北朝等各代著作外，其餘都是唐、宋人著作。同時，匯刻專門性的叢書，如李栻的《歷代小史》、周子義等的《子匯》、陸楫的《古今說海》、朱警的《唐百家詩》、潘是仁的《宋元四十三家集》、毛晉輯《汲古閣合訂唐宋元詩五集》等也陸續出現。而專門性叢書中，集部早在萬曆元年就已有按地區刊刻的叢書，如朱炳如輯、丁一中續輯，萬曆元年(公元1573年)泉州郡丞丁一中刊本的《溫陵留墨》，只是規模不大。綜合性氏族叢書也已出現，如王永熙輯、萬曆震澤王氏刊本的《震澤先生別集》；明刊的其他各朝氏族叢書也有多種，如《河南程氏全書》(一名《二程全書》)等。而專科性的氏族叢書，早在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即有程敏政輯《唐氏三先生集》出現。而個人叢書，如《歐陽文忠公全集》、《陸放翁全集》等都已刊刻。明天啟三年(公元1623年)，海鹽縣知縣樊維誠編輯的《鹽邑志林》，是第一部郡邑叢書，收歷代海鹽縣人的著述，自三國到明共40餘種，其中明人著作近3/4。明代叢書至此，可以說是各體具備了。
但明代刻書自萬曆以後質量逐漸下降。如胡文煥的《格致叢書》，往往合併卷數、刪落標題，擅削原文，或自立標題，此種刻書陋習，當時已成風氣。到天啟崇禎年間，毛晉刊刻《津逮秘書》，才開始力革這些流弊。毛晉，常熟人，家藏圖書八九萬冊，多宋元佳刻，精本名抄，著稱於世。特建汲古閣、目耕樓以庋藏。他傳刻古書流布海內，所編《津逮叢書》是匯集了宋元舊帙，據胡震亨所輯《秘冊匯說》重為刊成，約140餘種。其中所採漢唐著述，首尾完備，無割裂臆改的現象，比《說郛》等書為好。毛氏汲古閣刻書為歷代私家刻書最多的，《津逮秘書》之外，還有《十三經》、《十七史》、《宋名家詞》、《六十種曲》等。他尤好抄錄罕見秘籍，繕寫精良，後人稱為“毛鈔”。
清代是我國古籍叢書發展的黃金時期。除了著名的官修《四庫全書》外，各家私刻叢書如雨後春筍，競相鐫印；其數之多，種類之全，超越前代。
首先談談官修叢書。官修叢書開始於康熙年間，曾先後組織編纂刊刻了《御纂七經》、《古香齋袖珍十種》、《禦選宋金元明四朝詩》，以及《律曆淵源》等。其中《古香齋袖珍十種》為經、史、子、集四部俱全的綜合性叢書，而《律曆淵源》則為天文學著作的彙編。乾隆時官修叢書，如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武英殿刊行《二十四史》、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敕撰刊刻的《遼金元三史語解》，特別是乾隆三十七年到四十七年(公元1772—1782年)纂修的《四庫全書》更為叢書中之巨著，部頭之大，前所未有。但只是寫本，並未刊刻。而在修《四庫全書》時，特別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多種書，大都是宋元著作，用皇家武英殿特製的木活字排版，定名聚珍版，印了一套《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也是很有價值的。
私修叢書和官修叢書相比，則不論種類、卷數都超越後者，且門類齊全；其中更多有因文獻價值和刊刻質量精美而享有盛譽的。可分為三個時期來概述。
清代前期(包括順治、康熙、雍正三朝)清初匯刻叢書仍沿明代舊習，至曹溶編《學海類編》，才稍改舊觀。 《學海類編》收羅豐富，收書441種，卷目分列四部：一經翼、二史參、三子類、四集餘。取擇較嚴，要矯正明季刻書的弊端，凡認為荒誕不經，茶酒說部之書，概不收錄；且要求完整，不加割裂。但原書僅存稿本，直到道光年間才有刊本。其他如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汪士漢輯《秘書二十一種》，據《古今逸史》刊版重編印本，收自先秦至宋古籍21種；王晫、張潮輯的《檀幾叢書》，收錄明清兩朝人著作，分三集，收書157種；張潮又輯刊了《昭代叢書》，收書除明黎遂球的《花底拾遺》一卷(黎有牡丹狀元之稱，南明時殉國)之外，全都是清朝人著作，分甲、乙兩集，每集六帙，共收書90種，分別刊於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和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收書中還有清初西方傳教士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合著的《西方要紀》一卷；吳震方輯的《說鈴》分前、後、續三集，共收書62種，除西方傳教士南懷仁的《坤輿外紀》外，全都是清朝人的著作，其中包括後來遭禁的屈大均的著作《登華記》，前兩集刊於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續集刊於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此外還有曹寅輯的《楝亭藏書十二種》，內收宋元人著作，於康熙四十五年刊行。這時期的專科性叢書有清著名詞家納蘭性德輯《通志堂經解》1800餘卷，於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刊行；還有顧炎武的《音學五書》，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刊；以及張士俊輯的《澤存堂五種》等；都是這時期著名的專科性叢書。
清代中期(包括乾隆、嘉慶及道光前期)乾隆以後，刊刻古籍之風蔚然勃起，不僅單純的輯刻，而還注意爬梳整理，從事抉擇校讎，這時期又可分數派來敘述：
目錄派：可以鮑廷博所輯刻的《知不足齋叢書》為代表，這是一部影響較大，別有特色的大型古籍叢書。鮑廷博是清代乾嘉時期有名的藏書家。他年輕時科場失意，遂絕意仕途，致力於購求古籍。取《大戴禮記》：“學然後知不足”的意思，名其藏書齋為“知不足齋”。他的搜求古籍不遺餘力，每聽說有異書，就借來抄，想買的書，就是典當了衣裳來買，也決不吝惜；經過30多年的經營，藏書已很可觀，有不少宋元舊刻、舊抄及其他珍本秘笈。當清政府修《四庫全書》時，徵集天下遺書，他把自藏的600多種善本，獻給朝廷。乾隆皇帝賞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並作詩說：“知不足齋奚不足，渴於書籍是賢乎！”加以褒獎。鮑氏不僅苦心搜書，而且精心校書，熱心刊書。 “凡有善本，無不刊行”，“朝夕讎校，寒暑不輟，數十年如一日”。鍥而不捨，至老不衰。從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開始刻印《知不足齋叢書》到嘉慶十九年(公元1814年)鮑廷博去世為止出了27集，以後其子繼承遺志到道光初年又刻印了三集，前後經歷了50多年，總共刻印30集。每集八冊，收書共207種，781卷。這是一部以精善而著稱的綜合性叢書，在清代私刻叢書中佔重要地位。其特點是：多收罕見難得的珍本秘笈。由於明清之際戰亂頻仍，是我國文化典籍遭到破壞比較嚴重的時期，許多珍貴書籍難以得到。因此，鮑氏乃著意搜訪，使之得到保存。而已有刻板，流傳很廣的書概不收入。鮑氏叢書發揮了叢書輯佚的功能，輯刻了不少久已亡佚而又重新復出的珍貴典籍。例如：北宋著名文學家蘇軾的兒子蘇過的詩文集《斜川集》，南宋以後流傳已很少，清代康熙年間曾下詔求此書而不可得。據王士禎的《香祖筆記》記載：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聞有書商以此書索價二百金有奇，惜未得見之，其存佚今不可知”。為了得到此書，鮑氏曾懸金購求真本，以與三蘇文集並行，但也未能如願。由於士人如此看重此書，以致有些書商竟以假亂真，索取厚利。自元末以來，書商就有將宋劉過的文集改題為《斜川集》，冒充欺世，贗〔yan雁〕本流傳，受騙的人不在少數。直到乾隆年間，翁方綱和趙懷玉等人從《永樂大典》、《宋文鑑》等書中抄輯而出，分為六卷，才使沉晦隱伏600多年的珍籍重顯於世。鮑廷博聞訊喜極欲狂，亟索校閱，首次刊刻在《知不足齋叢書》第26集中。類似情況，還有不少，一些亡佚罕見之書都被收入這部叢書之中，就不一一細述。同時對流傳極少，幾將絕蹟的書；藏書家有抄本而無刻本的書；流傳很久，但舊版已經散失，難以得到的書；也竭力搜求網羅，或重金購買，重新開雕，輯入其叢書之中。他的搜訪異書由中國甚至擴大到海外。他曾托友人通過來往商船到日本去尋求佚書，此舉也引起日本學者的興趣，因而他的叢書中也刊刻了一些從日本傳來的中國已經亡佚的文化典籍，如《孝經鄭注》、《全唐詩逸》等。這同時也引發了一些中日文化交往的動人故事。除此外，鮑氏刻叢書雖以罕見為主，但並不獵奇，而是著重實用。這可能因清初講求經世致用的學風，對鮑氏叢書有影響。鮑氏叢書經、史、子、集無所不包，主要為經史、考訂、地理、算學、金石、詩文集、書畫、書目等方面的著作。其中關於歷史、地理、科學技術、詩文及其評述的一些著述，尤為引人注目，算學著作尤多。而且鮑氏為了保證叢書質量，刊刻準確，盡可能選用最早最好的版本，以及一些珍貴的抄本；有些書已刊刻在其他叢書中，但校勘不精，錯訛太多，鮑氏必用善本重新校刻，輯入叢書。校刻過程中，得到不少名流學者的協助，並對一些校勘家的研究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時，所輯之書必求首尾完備，序跋，題識務使畢錄不遺。這方面比以前刊刻的一些叢書都勝過一籌。而且鮑氏還在大部分書後題有自己的跋語。這些跋語對作者生平、版本源流、校勘優劣、書的內容梗概、特點，都有所簡述。
總之，《知不足齋叢書》是以罕見和實用為宗旨，注重善本，校刻精審，力革前人叢書之流弊，收書首尾完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綜合性叢書。在當時和以後都有很大影響。當時的學者名流都推重此書，幾乎視為私刻叢書之泰斗。對其他叢書的產生也有很大影響。續鮑書的有：高承勳的《續知不足齋叢書》、佚名的《仿知不足齋叢書》、鮑廷爵的《後知不足齋叢書》。刻書之風由浙中而傳至粵東，在浙中者則有與鮑氏同時的顧修，收鮑氏叢書所未收，仿鮑氏叢書體例，不以時代為限，每刻一書必與鮑氏商榷論定，輯為《讀畫齋叢書》。李調元則以鮑氏叢書為楷模，編了一部規模較大的叢書《函海》，聲稱要和《知不足齋叢書》並駕齊驅。繼此而後，就是到清代後期，蔣光煦的《別下齋叢書》、《涉聞梓舊》；錢熙祚所輯的《指海》，也都具有鮑氏叢書之遺風。在粵東，有伍崇耀的《粵雅堂叢書》、《嶺南遺書》；潘仕誠所編的《海山仙館叢書》等，也都是仿鮑氏《知不足齋叢書》體例，擇輯前賢遺編，板式亦與《知不足齋叢書》相同。而他們都是擁有游資貿易海外的商人。可見乾、嘉間，不僅士大夫好刻叢書，就連富商巨賈，也喜附庸風雅，廣事傳刻叢書。
版本派：鮑氏所刻叢書以罕見為主，不以版刻爭奇。而黃丕烈則注重版本，主張仿刻善本為高。黃丕烈為清乾嘉時期著名的藏書家、校勘學家和版本目錄學家。他的藏書以既富且精而著稱。曾闢“百家一廛〔chan蟬〕”專室貯藏所得宋版書一百餘種。而因購得宋刊嚴州本和景德官本《儀禮》兩種，《儀禮》一名《士禮》，因題藏書室名為“士禮居”。據所藏宋元珍本精工仿刻輯為《士禮居叢書》，據說皆用原書影刻，惟妙惟肖，毫釐不差，後人得其書者，幾可亂真，可見當時刊刻之精。影響所及，如聊城楊氏海源閣、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影刻書，以及其後的楊守敬、黎庶昌訪求日本所藏古籍影刻為《古逸叢書》，都有士禮居一派遺風。
校讎派：這一派認為讀書應以實用為主，宋人刻書，也未必盡善盡美，所以書必校讎而後能讀，以實事求是為主。這一派代表為盧文弨所編的《抱經堂叢書》。盧文弨，人稱抱經先生，乾隆間進士，官至侍讀，後乞養歸田，終日以讀書校書為樂，積20餘年。每校一書，必搜羅各種版本，反复考校，手批目驗，然後定奪。繼盧氏一派有畢沅的《經訓堂叢書》、孫星衍的《岱南閣叢書》、《平津閣叢書》等，校讎古籍都極精湛。一脈相傳的還有《傳經堂叢書》、《拜經堂叢書》、《浮溪精舍叢書》等，都是一時之選。
綜合派：以張海鵬的《學津討原》為代表。此書多取明季毛氏汲古閣所輯刻的《津逮秘書》。毛氏刻《津逮秘書》15集，143種，流傳150多年，漸漸散佚。張海鵬輯刻《學津討原》有20集，171種，於津逮舊籍，所收獨多。 《津逮秘書》所收終於元代，此書由上古以迄明代，所輯皆本原書，無一刪節，可謂統古今之盛。此外，又刻《墨海金壺》、《借月山房匯鈔》。繼張氏一派的為金山錢熙祚。 《墨海金壺》、《借月山房匯鈔》殘版後均歸錢熙祚，錢氏取《借月》殘書增為20集，137種，更名《指海》，《墨海金壺》則增輯補刊改名《守山閣叢書》。叢書書名與編纂者雖不相同，但其書同出一個版本源流。清代傳刻叢書，此一點是應該注意的。
清代後期(鴉片戰爭以後)。這時期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中國逐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反映到叢書刊刻上，一部分仍沿襲乾嘉學風之餘波，以匯刻校勘古籍為重。如潘祖蔭的《滂喜齋叢書》、趙之謙的《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陸心源的《十萬卷樓叢書》，以及前面提到過的蔣光煦的《別下齋叢書》、錢熙祚的《守山閣叢書》、伍崇耀的《粵雅堂叢書》；還有錢培名的《小萬卷樓叢書》、王懿榮的《天壤閣叢書》、江標的《靈鶼閣叢書》等等。另一部分更向專門發展，輿地、金石、目錄、詞曲等專門性叢書日益豐富。如陳運溶的《麓山精舍叢書》、丁謙的《浙江圖書館叢書》(一名《蓬萊軒地理叢書》)、王蘊香的《域外叢書》、葉德輝的《觀古堂書目叢刊》、吳梅的《奢摩他室曲叢第一集》，迄至民國的羅振玉的《楚雨樓叢書》等。嗣後，殷墟、敦煌文物寶庫的發現，小說、戲曲的被重視，都為叢書增添了新的內容。
清代叢書值得提出來的有兩點：一是很多叢書的編纂者或是藏書家，或是校勘家，或是某一學科的學者，所以他們刊刻的叢書，有以匯集輯佚為主；有以仿刻宋元舊本為主；有以校勘精審為主；因而清代叢書的質量遠遠超過明代。二是乾嘉以後，叢書發展達到極盛時期，特點是輯佚、舉要等各種形式具備，如《漢學堂叢書》、《玉函山房輯佚書》等的編刊，顯示了輯佚工作的興盛。此外，自宋到明的各種叢書所收多是短篇、小品；也就是篇幅短小的著述。但到清代乾隆以後，長篇巨制也被收入叢書，而且有所選擇，注意精刻，質量很高。這時期的叢書數量多，種類全，內容也精，不僅普通叢書、地方叢書、族姓叢書、著名學者的個人叢書刊刻的極多，而且專收經、史、子、集中某一部的叢書也猛增，舉不勝舉。還有一些專輯醫學、數學、天文學等自然科學方面的叢書。總之是應有盡有。
辛亥革命以後，風氣猶存，所刻叢書值得稱道的有徐乃昌的《積學齋叢書》、繆荃孫的《云自在龕〔kan堪〕叢書》、劉世珩的《玉海堂叢書》、張均衡的《適園叢書》、董康的《誦芬室叢刻》、劉承幹的《嘉業堂叢書》等。陶湘的仿宋刻《儒學警悟》、《百川學海》等是志在傳古，猶有乾嘉遺風。
自鴉片戰爭以後，歐洲傳來影印的方法，於是影印之風興起，而雕版印刷漸趨衰落。同治、光緒年間，同文書局影印《廿一史》、《十三經》等古籍；也曾翻印已刊出過的叢書。到了現代，有三部著名的以收集古籍為主的大型叢書：《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叢書集成初編》。 《四部叢刊》是近現代著名的出版家和版本目錄學家張元濟所輯的一部著名叢書，分為初編、續編、三編，所用底本主要是商務印書館的藏書樓——涵芬樓所藏的古本、精本，也有借來的善本，共468種。這套叢書的編印目的是蒐集影印宋、元、明、清的精刻本、精抄本和手稿本，供考訂古籍、整理文獻時參考。 《叢書集成》是商務印書館在1935年開始編輯出版的，選定宋、元、明、清四代的叢書100部，原擬分訂4000冊，計劃10批出齊，後來因抗日戰爭爆發，出書中斷。初編已出版的計有3467冊，沒出的533冊。此書集古今叢書之大成，故名叫《叢書集成》。 《四部備要》是中華書局編印，收書336種，底本都是清代學者整理過的本子，內容也稱精慎。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所印的叢書不止這些，其他書局也有叢書的編印，這裡就不一一介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