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編寫的重要助手，先後有劉恕、劉攽〔ban班〕、範祖禹。
成立書局時，司馬光推薦的第一個人就是劉恕。劉恕(公元1032—1078年)，字道原，筠州高安人，進士出身。他對魏晉南北朝的歷史最為熟悉，考證問題也最精細。他興趣廣泛，知識淵博，博聞強記，過目成誦。劉恕進書局時只有35歲。除了司馬光外，他對《通鑑》的編寫出力最多，貢獻也最大。不僅全書的討論，體例的製定，很多都採納劉恕的意見，而且，凡是史事複雜紛繁的也都交給劉恕。劉恕主要負責魏晉南北朝至隋的起草工作，五代十國時期的起草工作也曾交給他做。遺憾的是，他47歲時就病死了。劉恕著有《十國紀年》、《通鑑外紀》等。
劉攽(公元1022—1088年)，字貢父，臨江新喻人，進士出身。曾做了20多年的州縣地方官。劉攽著有《東漢刊誤》，後來又與其兄劉敞、其侄劉奉世合著《漢書標註》，是一位漢史專家。他進書局時44歲，主要負責兩漢部分的起草工作。他在書局只呆了五年。在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因反對變法，劉攽被貶斥到外地。這一年6月，書局又來了一個範祖禹。
範祖禹(公元1041—1098年)，字淳甫，一字夢得，成都華陽人，進士出身。他進書局時才30歲，是年紀最輕、在書局工作時間最長的一個。他聰明好學，思路敏捷，會寫文章。在參加編寫《通鑑》的15年裡，範祖禹專心致志，主要負責唐代部分的起草工作。神宗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書局遷到洛陽，第二年範祖禹也到了洛陽。此後他一直跟司馬光在一起，成為司馬光的主要助手。在完成以後，他自撰《唐鑑》一書，以博洽聞名於世，當時人因此把範祖禹稱做“《唐鑑》公”。
人員選配得當，分工能發揮所長，這是能編寫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司馬光為《通鑑》制定了嚴密的編寫程序和工作方法。這就是作叢目、修長編和刪改定稿三個步驟。作叢目就是編寫提綱和匯集資料。要求廣泛蒐集各種歷史資料，按照年月日的時間順序標明事目，排比資料。各種史料，不論是官修正史還是私人著作，是傳記小說還是諸人文集，凡是關涉時事的，都要依年月日附註在叢目中。日不清楚的按月，月不清楚的按年，年也無法確定的，就根據所關涉的內容附在有關事目的開頭和結尾。司馬光非常重視資料的詳備，他曾說：“稍與其事相涉者即註之，過多不害。”資料不蒐集齊，就不能開始做下一步修長編的工作。修長編就是初步整理有關資料寫出初稿。修長編時要把事目下排比的有關各種資料全部找出來檢閱一遍，經過分析鑑別，篩選取捨，然後寫定成文。編寫的原則是，事情相同只是文字不同的，就選擇明白詳備的一種記下來；彼此互有詳略的，就取長補短，綜合整理，重新寫定，如果彼此年月和事蹟都互相矛盾，那就選擇一種證據分明比較合乎情理的說法寫入正文，而把其餘的不同說法附註在下邊，同時講清楚所以取此舍彼的原因。司馬光主張對史料採取客觀分析的態度，其處理史料的方法是審慎謹嚴的。他曾說：“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鑑擇之。”他還說：“大抵長編寧失於繁，勿失於略(《與範內翰祖禹論修書帖》)”，這是他對助手們叮嚀再三的事情。現存一份司馬光手稿，這份殘稿記載的是東晉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32年)的大事提綱，字跡工整，一絲不苟。它說明了司馬光治學態度的謹嚴，也說明司馬光在總攬全書提綱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勞動。最後一個編寫步驟是考訂異同，刪改定稿。這是一項艱鉅細緻的工作，工作量也相當可觀。據史料記載，一書的唐紀長編，篇幅多達六七百卷，司馬光至少花了四年時間，才把它刪定為81卷。劉恕的兒子劉羲仲在《通鑑問疑》中說：“先人在書局，止類事蹟，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之際，一出君實(司馬光字)筆削。”可見最後刪改定稿，完全是由司馬光總其大成的。
司馬光從治平三年奉命編寫《通鑑》，每寫完一代，就送給朝廷一部分，到宋神宗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全書完成，前後共用了19年。如果從司馬光立意著述算起，前後共有30年時間。 《通鑑》一書，凝聚了司馬光的畢生心血。他的重要助手劉恕、範祖禹，也把自己一生中的黃金時代獻給了這部歷史巨著。
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封韓、魏、趙為諸侯寫起。劉恕曾經問過司馬光：“你的書不從上古或者堯舜時代寫起，這是為什麼？”司馬光說：“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劉恕又問：“為什麼不接著《春秋》往下寫呢？”司馬光說：“經不可續也。”(轉引自劉恕《通鑑外紀後序》)這一番問答，充分錶現了司馬光尊經崇聖的儒家思想。他選擇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為開頭，是因為三家分晉標誌著周天子王權的衰落，周王朝的統治確實到了“禮崩樂壞”的地步。由於韓、魏、趙獨立為諸侯，歷史也進入了七國爭雄的戰國時代。司馬光既表現了維護封建王權的守舊思想，又表現了敏銳的歷史眼光。下限止於五代末年，是因為宋代自有國史，司馬光是宋代人，他不便脫離國史另講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