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三節初期書籍的產生

所謂初期書籍，係指早期的文字記錄，或者說是檔案材料，如甲骨文書、青銅器銘文、石刻資料等。這些東西，你說它是書籍，卻又缺乏後世正規書籍的完整概念。你說它不是書籍，它們又確是當時人們思想支配下某種活動的忠實記錄，不是雜亂無章的文字顯現，具備了書籍的某些因素，因此我們把它們稱為初期書籍。 中國初期書籍可能早就產生了，但保存下來，傳至今日的卻沒有。人們描述中國的初期書籍，多以商、週時期留存下來的甲骨文書、青銅器銘文、石刻文字資料為例，但這絕不意味著中國的初期書籍到這時才產生。初期書籍，在時代上固然應該產生在正規書籍之前；但正規書籍產生之後，初期書籍仍在繼續不斷地產生。因為文字記錄和檔案材料隨時隨地都在產生。什麼時候人們也不會將這些文字記錄和檔案材料看作正規書籍。但當這些文字記錄和檔案材料經過加工整理，成為系統地闡述、宣傳、介紹、傳播某些問題、某種經驗和知識時，便成了正規書籍。所以講初期書籍，不僅是時間上的概念，還有形式和內容上的概念。

在龜甲、獸骨或骨器上契刻，這是中國人很早就有的習俗。但作為文字記錄，或者說是初期書籍，現在能見到的最早的還得算是90多年前從河南安陽小屯村殷朝首都遺址出土的大批甲骨文書。所謂甲骨，係指龜甲和獸骨。契刻在這些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就稱為甲骨文或甲骨文書(圖2)。 90多年前，河南安陽小屯村附近，農民在耕地、挖土過程中，就常常發現大小不同的甲骨。當時農民迷信無知，就說這是龍骨，並且附會說它們能醫病去疾。久而久之，殷墟的這種甲骨就有賣到北京藥房的，正式作為中藥出售。清朝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寫的洪都百練生劉鶚〔e惡〕客遊北京，拜訪當時的國子監祭酒、山東福山人王懿榮。正趕上王懿榮身患瘧疾，請大夫診治。醫生看病後開了一張處方，其中有一味藥就是“龍骨”。家人持方將藥抓回，劉鶚發現“龍骨”上刻有文字，認定不是什麼龍骨，而是古代文物。於是他便開始蒐集、研究甲骨，從此甲骨便成了古物收藏家搜羅的對象。 90多年來，大約有10萬片刻有文字的甲骨從殷墟出土，分藏在中國及全世界各地。研究這些甲骨的中外知名學者大約有三四百人，寫成了1000多種甲骨文研究專著，遂使甲骨之學成了一門獨立的學問。

1976年，我國考古工作者在陝西周原地區進行考古發掘，又發現了一批西周早期的甲骨，共15000多片。其中有一部分也刻有文字，並且文字刻得非常小，要用五倍的放大鏡才能看清楚，可見當時的雕刻技巧已經相當精熟了。 殷商甲骨也好，西周甲骨也好，只有少數是記事性質的文字。如“雀入百五十”、“晝入百”等，就說的是入貢甲骨人的姓氏及所入貢甲骨的數字。還有些牛骨上刻記著宮廷大事。殷墟甲骨中還有用獸骨作成的骨簡，上面刻記著狩獵、戰爭等活動的史實。但這種單純記事的甲骨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還是卜骨，即用來進行和刻記占卜情況的龜甲和獸骨。 用龜甲和獸骨進行占卜，並在上面刻記占卜情況，可能是上古時期中華民族的習俗。到了殷商時期，雖然人類社會有了很大的進步，但當時的人們，包括有文化的貴族和統治者及史官，仍然很迷信。凡遇有關國家的征伐、狩獵、畜牧、農事、災害、疾病、祭祀等事，都要求神問卜。

占卜的方法是，在占卜之前要先將龜甲的背面鑽出圓形的深窩，或鑿出梭形的淺槽，但不能透過骨面。占卜時，將所要問的事項先向神靈講清，然後用燃燒著的木枝在深窩的中央或淺槽的邊緣燙灼。甲骨一受熱烤，就會在正面出現各種不同形狀的裂紋。這種裂紋就稱為卜兆。據說神靈的意志就從這些卜兆中委婉地表現出來。卜人就根據這種卜兆裂紋的粗細、長短、曲直、橫斜、隱顯等形狀，來判斷所問戰爭的勝負、狩獵的得失、農業的豐歉、疾病的輕重、風雨的有無等。占卜完畢，把占卜的時間，佔問的事項、占卜的結果、卜人的姓名及事後應驗的情況，都鐫刻在卜兆的附近。這種文字因為是鐫刻在甲骨上，所以稱為甲骨文。又因為是占卜的記錄，所以也稱為卜辭。這些卜辭雖然都是占卜的記錄，不同於專門記事的甲骨，但從它們具有的占卜時間、占卜事項、占卜結果、應驗情況、卜人姓名等看，也未嘗不是史實的記載，頗有後世正規書籍的某些意味。且也中間鑽孔，串連成冊，有次序地保管收藏。所有這些，說明殷周時期的甲骨，有記事的內容、有裝訂的形式，所以我們把它們看成是我國初期書籍的形式之一。

在甲骨文盛行的商周時代，還有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流行。雖然這些銘文也只是早期的文字記錄，還算不上是正規的書籍，但銘文的記載從形式到內容，以及文字的長短，畢竟已和甲骨文不同，所起的書籍作用也更明顯。因此，我們更應該把它們也看成是我國初期書籍的形式之一。 青銅是銅與錫的合金。它的主要成分是銅，因為加進了一定比例的錫，鑄造出來呈青灰色，所以稱為青銅。用青銅製造的器皿，就叫青銅器。鑄刻在青銅器上面的文字，就稱為“銘文”，也稱為“金文”。 青銅器在商周時期是極受珍重的器具。它的品類很多，大體上可分為禮器、樂器、兵器、食器以及其他日用器具。這些東西當時都是貴族統治階級的專用品。特別是其中的禮器，也稱為“吉金”，更是貴族統治階級的傳家寶，只有在舉行大典或隆重祭祀時才能動用。尤其是禮器中的大鼎，是統治階級權力的象徵，被視為國家“重器”，必須極力保護，不能失掉。如果是易主失掉，就表明是國家政權被摧毀了。因此，後世朝代的更迭常被說成是“鼎革”，其出典便來源於此。春秋戰國時期，交戰雙方凡一個國家被消滅，就一定要“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也是表示鼎革之義。所以在戰爭中將要失敗的國家，就常常將這種重器埋藏地下，只要重器不失，就意味著他的國家尚未最後消亡。貴族死後，也常常將生前使用的青銅器殉葬，繼續表示死者的地位和尊顯。所以從西漢起，歷代都有青銅器的出土和發現，迄今已得幾萬件，其中帶有銘文的也有一萬多件。

最初的青銅器上只鑄刻所有者的名字。隨著青銅器的被珍重，貴族及其統治者便把需要長期保存的重要文件、需要永久紀念的重大事件，鑄刻在青銅器上。這樣，銘文的字數也就不斷增多加長。例如西周初年的宜侯矢簋〔gui鬼〕、周康王時的大盂鼎，鄭國、晉國的刑鼎，以及傳世或出土的毛公鼎、散氏盤、虢〔guo 國〕季子白盤、史嗇盤等(圖3)，就都是銘文較長的青銅器。最長的是西周晚期的毛公鼎，其銘文已經長達四五百字了。這些銘文都很重要，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各個側面。例如宜侯矢簋銘文，記載周成王把一個奴隸主貴族封到今江蘇丹徒附近的宜地去，賞給他大量土地和兩千個奴隸。周康王時大盂鼎的銘文，記載周康王一次就賞給大奴隸主盂659個奴隸，13個管家奴隸，另外還有1051個少數民族的奴隸。這說明當時的社會仍是典型的奴隸制社會。至於鄭國、晉國的刑鼎，則是直接把國家的法律鑄刻在鼎上，目的是為了曉諭全國，一概周知，我們未嘗不可以把它們視為最早的法律專著。所以過去有人將這些帶有銘文的青銅器就稱為青銅書，雖然未必十分確切，但把它們看成是我國初期書籍形式之一，則是毫無問題的。

在石頭上寫、刻文字，是上古人類許多民族都有的風氣，我國也毫不例外。 《墨子》書中多次提到“書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的話，這當中的“鏤之金石”，就說的是在金屬器皿上和石頭上刻字的事實。表明墨翟〔di笛〕生活的春秋戰國之際以前，的確有不少刻在石頭上的文字。但直到今天為止，我國早期石刻文字發現得併不多。在現存石刻文字實物中，最早的要算是唐朝初年在陝西天興(今陝西寶雞)三畤〔zhi治〕原發現的10個形狀似鼓的刻石。每個鼓身的周圍都刻有文字，字體屬於籀〔zhou晝〕文，人們稱它為石鼓文。石鼓文的內容，是一首頌記秦襄公田獵活動的四言長詩，全文約有700個單字。唐代發現後陳列在鳳翔縣的孔廟內。到宋代又把它們遷到汴京(今開封)。金人攻破汴京，又將石鼓移往燕京。元代皇慶年間(公元1312—1313年)又移置大都(今北京)國子監內。到清朝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為保護石鼓不再遭受損壞，命人仿刻了一套，放在北京孔廟的大成門內。 “九·一八”事變後，文物南遷，石鼓亦遷往南方，直至抗戰勝利後才遷回北京。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由於長期遭受自然和人為的損壞，剝蝕嚴重，字多漫漶〔huan 患〕，全文早已模糊不清，其中一石的文字已蕩然無存。從詩的內容看，雖然是歌功頌德，但它卻是有意創作的詩篇。從載體上看，雖然是取石為料，卻是有意地經過加工，造型似鼓，大概是取其容字面積最大。儘管仍不能像後世書籍那樣展卷閱讀，但它所具備的書籍意味，較比甲骨文書、青銅器銘文就更濃了。所以我們把這類早期石刻文字也視為初期書籍形式之一(圖4)。

除了在石頭上刻字，古人還有往石片、玉片上寫字的習慣。古時候，天子與諸侯之間，諸侯與諸侯之間，諸侯與士大夫之間，乃至於士大夫與奴隸之間，為了某種政治利益，常常需要協調一致，相互約束，向神盟誓。盟誓前要先寫好載辭，而後歃〔sha 廈〕血定盟。立盟之後，盟辭要一式二份，一份藏於盟府，另一份埋入地下。春秋後期，奴隸制動搖，不斷發生戰爭，天子說話失靈，諸侯活動頻繁，盟誓之風更盛。 1942年，在河南曾發現幾十片玉片和石片，上面有墨寫的文字，內容就是古人盟誓的載書。 1980年，河南再次發現大批古人盟書。 1965年，在山西省侯馬晉國遺址，出土了一大批春秋晚期的盟書。其中1/3是玉片，2/3是石片，一共有5000多件。它們的形狀為上尖下方，長寬厚不盡相同。在它們的上面很多都寫有毛筆字，有的呈墨色，有的呈朱紅色。經過專家們考證，現在可以認讀的約600件，內容多與趙鞅有關。趙鞅又稱趙簡子，是當時晉國的大官，是奴隸主貴族中的一員。但他所處的時代，正是奴隸制社會向封建社會開始轉化的時代。受時代潮流的衝擊，趙簡子便從舊營壘中分化出來，以奴隸主貴族階級逆子貳臣的勇氣，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向舊勢力展開了鬥爭。當時一些守舊的奴隸主貴族，結成軍事聯盟，對趙簡子發動大規模進攻。有些諸侯國家也支持守舊勢力，反對趙鞅。為了在斗爭中團結內部，爭取勝利，趙鞅就和同宗的人舉行了一系列的盟誓，這是侯馬盟書的一類內容。有一次，趙鞅要同幫助守舊勢力的鄭國作戰，由於對方力量強大，使趙鞅處於劣勢。於是他便採取措施，爭取奴隸的支持。他在盟誓的載辭中宣布，只要在戰爭中打敗敵人，立了軍功，農業生產的奴隸，工商業方面的奴隸，以及家庭奴隸，都可以免除奴隸的身份而成為自由民。盟書中還有的內容是限制“納室”的。 “室”是春秋時期奴隸主貴族佔有財產的單位，其中也包括奴隸和土地等。 “納室”就是奪取其他奴隸主的奴隸和土地。趙鞅在盟誓中限制納室，就說明他是反對用奪取奴隸和土地的辦法，來擴大奴隸制的剝削和統治的。這在當時來講，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所有這些書寫在玉、石片上的內容，雖然都是古人盟誓的載辭，還遠不是經過創作或編輯的正規著作，但它們卻反映著彼時社會變革的信息，確也起著書籍的某些作用。所以我們把這些早期刻、寫在石質上的文字，也視為中國初期書籍的形式之一。 當然，以石頭為材料來製作書籍，不僅早期如此，後世正規書籍也常採用石頭為製作材料。如把儒家經典刻在石頭上，有漢代的《熹平石經》、三國時魏的《正始石經》、唐的《開成石經》、五代的《蜀石經》、北宋的《嘉祐石經》、南宋的《御書石經》、清代的《乾隆石經》。把釋家經典刻在石頭上，有摩崖，有經幢，有石經。以北京房山雲居寺所藏《房山石經》規模最大，共7000多塊石頭，420多萬字。唐代中葉以後，有人把道家經典也刻在石頭上了。這些，與早期的石刻文字性質不同，已是地地道道的石頭載體的書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