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時代的基本上是四言詩，到漢代才出現五言體的民歌。五言比四言音節增加，更富表現力和音樂性，一些文人便開始學習民歌作五言詩。最成熟的五言詩是出現在東漢後期的。這19首詩，作者已不可考，也不是一人一時之作，都是抒發失意落魄情緒和鼓吹及時行樂的作品。我們看其中第六首：
一個流落在外的人想採集芙蓉花和蘭草贈(遺)給自己思念的人，然而那人卻在遠隔千里的故鄉，無法贈花致意。從“同心而離居”可知思念的是妻子。有家歸不得，有妻親不得，只好懷著憂傷的感情直到老死。這19首詩吸收了的比興技巧，語言圓熟，流利清新，意在言外，藝術成就很高。劉勰的稱它是“五言之冠冕”，即五言詩的代表作；鍾嶸的《詩品》說它“一字千金”，可見人們對它的珍視。
文人詩作到東漢建安(漢獻帝劉協的年號)年間出現了一次高潮，形成了以曹氏父子為核心的文人集團，寫出一批內容充實的好詩。主要成員有曹操、曹丕、曹植，被稱為“三曹”；還有“建安七子”，即：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yu羽〕、應瑒〔chang暢〕、劉楨。領袖人物曹操既是著名政治家，又是傑出詩人。他用漢代樂府舊題來作詩，表達了他遠大的政治抱負，同時也相當程度地反映了社會現實。他的名詩《蒿里行》寫了公元190年關東各郡起兵討伐董卓的戰爭。各路兵馬到孟津會盟，但“軍合力不齊”，都懼怕董卓不敢向前，接著又鬧內訌，盟軍內部互相打起來，導致大亂。詩中有這樣的句子：
歷史上的曹操不像舞台上的是個白臉奸賊，而是個很有人情味的政治家，對民間苦難寄予了真切的同情。他的《短歌行》、《觀滄海》、《龜雖壽》等詩，悲涼慷慨，氣韻沉雄，被歷來詩人們所欽佩。其子曹丕文名氣也很大，其《燕歌行》是中國最早的一首七言詩。 “三曹”中文學成就最高的是曹植。我們讀他一首《泰山梁甫行》：
詩中描繪了海邊百姓貧苦艱辛的生活，由於貧困的折磨，女人和孩子形像如同禽獸，活動在山林中，住處荒涼蕭條，狐狸兔子都跑到院中游逛。曹植留下90多首詩作，影響很大。杜甫說“文章曹植波瀾闊”。南朝詩人謝靈運曾說：天下的才華共有一石(10鬥)，曹植得八斗，我得一斗，其餘一斗分配給古今其他人。這話當然不確，只能說明他對曹植推崇備至。
“建安七子”中成就最大的是王粲。漢末天下大亂，國都長安被董卓部將攪得混亂不堪，王粲不得不去荊州投靠劉表，途中寫了有名的《七哀詩》，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詩人看到的是遍地戰死或餓死的骷髏，餓得要死的女人把孩子丟在草叢中，聽到孩子號泣，竟然頭也不回地哭著走掉，還說：“自己還不知死到那裡，怎能做到母子兩全！”這是一個母親啊！詩人也愛莫能助，趕緊驅馬走開。詩人用簡潔的手筆勾畫出一幅戰亂時代的流民圖。清人方東樹評價這首詩說：“蒼涼悲慨，才力豪健，陳思(曹植)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
“三曹”和“建安七子”的詩歌直接繼承漢代樂府詩的傳統，干預現實，感情熾烈，詩風質樸勁健，被後世稱為“建安風骨”，成為後世詩人(特別是唐代詩人)學習的對象。
建安以後，魏晉南北朝時代出現過眾多詩人，著名者如曹魏時代的阮籍、嵇康；晉代的左思、陸機、陶潛；劉宋的謝靈運、鮑照；南齊的謝朓、沈約；梁代的吳均、何遜；陳代的徐陵、庾信，等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陶潛。
陶潛，又名淵明，字元亮。據說他是東晉大臣陶侃的曾孫，出身於破落官僚家庭，做過彭澤縣令一類小官。因其性情孤傲，不肯“為五斗米折腰”(“五斗米”是俸祿)，辭官歸隱於家鄉潯陽柴桑(今江西省九江)，以隱士終其生。他長期生活在農村，熟悉農民生活，其詩多寫田園生活和隱居情趣。 《歸田園居》詩自述其志向：
表述了他對官場的厭惡，並充滿熱情地讚美了歸隱田園的樂趣。他把社會比作“塵網”，把官場視為“樊籠”，自己不能“適俗”(不適應官場應酬和追名逐利)，於是像鳥戀巢、魚戀水一樣回到農村中來，過著散淡清閒的生活，精神得到解放，十分稱意滿足。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一詩寫了他的勞動生活：
清晨出去幹些輕微的活，黃昏扛著農具歸來。冒著冷露寒風勞動，自然很苦，但為生活計，就得不辭艱難。肢體雖然很累，卻可避免意外的災難。他選擇這樣的生活道路是為躲避政治迫害，有不得已的成分。他曾說“少時壯且厲，撫劍獨遠遊”，可見有過雄心壯志。歸隱後，仍寫詩歌詠銜石填海的精衛鳥，讚頌刺殺秦王的荊軻，說明他仍有不平之氣。陶潛被尊為“隱逸詩人之宗”(鍾嶸《詩品》)，其實不完全準確。清代的龔自珍說陶潛：“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騷”，說他有諸葛亮的抱負和屈原的憂憤。魯迅也說陶詩中還有“金剛怒目”式的作品，有人說他“靜穆”是把他“縮小，凌遲”了。陶潛的詩表現了他不與惡濁勢力合作的品格，描繪了美麗的田園風光，詩句清新自然，不假雕飾，娓娓如話家常，極富藝術魅力，歷來被人們喜愛。他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類的詩句，許多人都能脫口而出，證明其影響之廣泛。
陶潛之後影響較大的詩人是劉宋時的謝靈運和鮑照。謝靈運出身官僚世家，一生政治失意，寄情山水，開創了山水詩派。他善於雕琢字句，刻畫入微，如“鳥鳴識夜棲，木落知風發”(《石門岩上宿》)寫秋景，“澤蘭漸被徑，芙蓉始發池”(《遊南亭》)寫夏景，都是好句。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一句更為有名。他有好句，但缺完整的好詩，成就不如鮑照。
鮑照出身寒門，在重視門閥出身的南朝，他仕途很不得意，其詩反映了民間疾苦，對現實進行了抨擊。如《擬行路難》中的一首：
詩中充滿抑塞不平之氣，表現了不與統治者合作的態度。他的詩慷慨奔放，形式富於變化，成就較高。尤其他常寫七言詩，為後來七言詩的成長開拓了道路。
南朝的齊、梁時代，產生了音韻學，作詩講求四聲(平、上、去、入)和對偶，形成了格律較嚴的新體詩。這種詩誕生於南齊武帝永明年間，被稱為“永明體”，代表作家為沈約和謝脁。永明體詩為唐代近體詩(律詩和絕句)的形成做了準備。
南朝後期的梁、陳時代，統治者日益奢侈淫靡，詩風也隨之衰頹，出現所謂“宮體詩”，專門寫帝王貴族的腐朽生活和色情內容，使詩歌趨向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