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第四節碑碣

人們走進寺廟，往往可以看到石造的碑碣立在大殿的前面，這種碑碣簡稱為碑(圖35)，是專門記載與廟有關的事蹟，如寺廟的歷史，修建的經過，建廟、修廟出錢出力的人名等等。在規模較大和歷史悠久的寺廟裡，這種碑還不止一塊，有時還把重要的石碑立在專門建造的碑亭中加以保護。 碑既然成為記事的一種形式，它就不僅在寺廟裡，而且還出現在其他需要記事的地方。清朝乾隆皇帝在巡視瀋陽故宮時，加建了一座專門儲放四庫全書的文溯閣，並且在文溯閣的旁邊特別建造了碑亭，亭中立碑刻記著建閣的經過。在河南永成縣北郊的芒碭山，有一塊名為“日月漢高祖斬蛇處”的石碑，據《史記》記載，一日漢高祖喝了酒率眾將士夜行至此，走在前面的下臣報告說前有大蛇擋道，高祖說：“壯士行，何畏”，拔劍把路上的蛇斬殺了，蛇的鮮血流滿地面，因而在這里長出一片紅色草地。後來有人路過此處，見一老婦在哭訴：“我兒子是白帝之子，變成蛇擋住了大道，被赤帝之子殺了”，說完即消隱不見。後來漢高祖當上了皇帝，就在當年斬蛇處立石碑以資紀念。原碑已毀，現在這塊碑為明代所立，碑上專門刻記了這個歷史故事。

碑除了記事外，也有專門記人的。河北沙河縣有一座唐代的“宋璟碑”，宋璟為唐代政治家，曾擔任過尚書、右丞相等職，死後歸葬家鄉，此碑立於唐大歷五年(公元770年)，為大書法家顏真卿撰寫的碑文，字體氣勢豪邁，所以特別有歷史和藝術價值。河北唐縣有一塊“六郎碑”，是後人為紀念宋代將領楊延昭(六郎)鎮守三關的功績而建立的，碑立於當年六郎伏兵大敗遼軍之處，用石碑來頌揚某人的功德，使之流芳後世，這就是“樹碑立傳”。還有一類專門為某地或者某處題名的石碑。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在北京西郊修建了清漪園(今頤和園)，將原來的甕山和西湖定名為萬壽山與昆明湖，第二年特地在前山腰上立了一座巨石碑(圖36)，上刻題名“萬壽山昆明湖”，碑後面還刻記了修清漪園的經過。石碑上除了刻文字外，還有刻像的，稱為“造像碑”，主要立在寺廟裡，碑上往往刻畫佛、菩薩、弟子、天王等像。

石碑具有多方面的價值，首先，它記述了歷史，無論是記事或者記人，石碑都真實地記下了歷史的片段，它比早期的竹簡和後來的書籍都保存得更長久。其次，石碑留下了歷代書法家的真跡。書法藝術是我國古代文化很重要的一個部分，歷代書法家既講究繼承，又講求創新，他們都是在觀摩、臨摹、研究前輩名家書法的基礎上，融會貫通，發揮自己之所長，從而創造出個人的風格和流派。古代的書法都是靠竹簡、紙張和石刻留傳到後世，其中以石刻最為長久而不易損壞。而石碑上的碑文有許多正為名家撰文書寫，所以石碑往往成了歷代著名書法家真蹟的匯集所在。浙江紹興西南郊的蘭亭是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與他的好友作禊〔xi戲〕飲之樂的地方，每年三月初三，春日暖暖，眾友好聚會野外，圍坐在自然的曲水邊，把酒杯放在水上隨曲水飄流，酒杯停在誰人面前，即飲此酒併罰詠詩一首，以此為樂。這種形式逐漸成了古代的一種民俗，而且後來把自然的曲水變成了人造的彎渠，形成為後世的“曲水流觴”，紫禁城寧壽宮花園內就有一處這樣的曲水，名為“禊賞亭”。但蘭亭之所以有名，實因王羲之在這裡歡飲之後，親筆寫了一篇著名的《蘭亭集序》，記述了這次修禊的盛況。王羲之被後世尊為書聖，所以唐宋以來，不少書法家都好臨摹《蘭亭集序》。這類臨摹的書刻石碑在蘭亭就集中了10餘種，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又先後來這裡題字樹碑，還建有一座“流觴亭”，亭前有鵝池，池畔立一石碑，上刻“鵝池”二字，亦傳為王羲之手筆。不大的蘭亭就集中瞭如此多的碑碣，可見書法藝術在中國文化上的重要地位。如今在西安碑林和山東泰安岱廟都集中了為數眾多的歷代石碑，唐代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宋以後的米芾、蔡京、蘇軾、趙孟頫等著名書法家的真跡在這裡都有保存。

石碑還具有很大的藝術價值，因為在碑頭、碑身、碑座各個部分都有石雕作裝飾，它為古代雕刻藝術留下了寶貴的資料。首先看碑頭，在眾多的石碑中，見得最多的就是刻著龍紋的碑首，這種形式在宋朝記載建築規範和样式的專著《營造法式》中就有規定。如圖35所示，由左右各三條龍相交，中央留出篆額天空，龍在碑的側面，龍頭向下，龍身拱起，相互交叉組成圖案。當然在各地石碑中，這種標準形式也有所變化，例如碑身厚者，一邊用四條龍，碑身薄者一邊只用兩條龍；龍頭有的不在側面而展現在碑的正、背兩面。龍的體態，有的剛健有力，有的則軟綿而缺乏力度，技法高低差別也很大。自然並非所有石碑碑首都是這種盤龍的形式，有的碑頭做成房屋四面坡屋頂形式，有的呈規則的方形，只在石面上施以雕刻作裝飾。碑身為石碑的主要部分，它是書刻碑文的地方，所以裝飾比較少，最多只在碑身的四周有一圈雕刻花紋作為邊飾。少數石碑的側面也有滿佈花紋的，這類雕飾往往帶有時代的印記，唐代石碑的邊飾多用連綿的捲草花紋，枝葉繁茂而豐滿，線條飄逸而流暢，雕法用表面平整的淺浮雕，表現了我國古代裝飾藝術處於高峰時期的唐代風格(圖37)；清代石碑的邊飾，尤其在宮殿、陵墓、皇家園林的石碑身上，多喜用龍紋，加上中浮雕的雕法，使龍身突出，反而失去了作為邊框裝飾應有的含蓄，無論是主題的藝術造型，還是雕刻技法都大大不如前代了。石碑的碑座最常見的是以龜為座。龜是一種水生動物，它的壽命較長，耐飢餓，所以雖常棲水中但也能呆在陸地上；龜的腹背有硬甲，在遇到外界襲擊時，頭尾、四肢皆能縮入甲內以作自衛；正因為龜有這些方面的特性，所以在古代被當作一種神獸，它與龍、鳳、麒麟齊名，稱為四靈獸，又與龍、鳳、虎合稱為四神獸，在風水學裡代表著北方之神，因此自古以來就有不少神話般的傳說附加在龜的身上。遠在商代就以龜甲作為占卜的工具，在龜背上記下占卜的內容，即為甲骨文，成了中國古代早期的記事文字。生長在海中的大龜又稱為鰲，傳說共工氏怒觸不周山，天柱折斷，地維缺陷，女媧氏斷鰲足以立地之四極，支撐住天地，可見其力量之大，所以在宋《營造法式》中將碑座稱為“鰲座”，以鰲撐天之力來背負石碑之重。龜之成為碑座還有一段有趣的傳說，龜力量大，善於負重，但它又好揚名，常常馱著三山五嶽，在江海中興風作浪以顯示自己，大禹治水時收服了龜並用其所長，讓他推山挖洞。治水成功後，大禹搬了一塊大石頭讓龜馱在背上，在石頭上刻著龜治水的功勞，如此一來，龜既無力再去興風作浪，同時又宣揚了自己的名聲，這可以說是大禹調動了龜的積極性，又抑制了它消極性的一種成功做法，從此以後，龜才成了碑的基座。這當然是民間的神話，但也反映了人們對龜的一種認識。不知道從何時開始，龜又成為龍的兒子了，並得名為“贔屃”〔bi xi必喜〕，贔屃性好負重，所以用來負托石碑。其實龜與龍並無關係，龜是海裡動物，龍為炎黃子孫創造的一種圖騰，龜之所以成為龍家族的一員也只是人造的神話而已。當然碑座也有不用龜的，有的碑座做成須彌座的形式，有的只是一塊方石，比碑身略大，上面有些雕刻作裝飾。

可以說，眾多的石碑是一部石頭史書，在它身上記載著歷代歷史、科學、藝術等多方面的豐富內容。四川成都的武侯祠是紀念蜀國丞相諸葛亮的祠堂，祠內有一座武侯祠堂碑，記述了武侯諸葛亮一生的功德，由唐代宰相裴度撰文，著名書法家柳公綽書寫，著名工匠魯建刻字，明代四川巡按華榮在碑上題跋曰：“人因文而顯，文因字而顯，然則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相與垂宇不朽也。”在這裡，華榮同時讚美了諸葛亮的功德、裴度的文章和柳公綽的書法，所以後人稱此碑為“三絕”碑，又有將魯建刻字之美亦稱一絕，合稱為“四絕”之碑，因為文章、書法再好，如沒有精湛的刻技，也不能留下名家墨跡。小小的一座石碑就具有如此重要的歷史價值和藝術價值，可見碑碣這類建築小品也是我國古代文化中一份重要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