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五章幾點教訓與啟發

中國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外因、內因與種種情況已如上述，實際例子也已舉了不少，從中可以得到不少的教訓和啟發。 事實告訴我們，一個人想要成才，主要應依靠自身的努力。能夠促使中國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外因很多，說明中國古代青少年成才的道路十分寬廣，但是成才的道路上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可能會遇到種種阻力。事實上任何時候成才的人都是少數，只能占到全部青少年的一個很小的比例，這是為什麼？原因是許多人自身的努力不夠，缺乏遠大的志向，稍有成就就沾沾自喜，終於成不了才。有的人缺乏跟困難作鬥爭的勇氣，他們在困難面前怨天尤人，不知道跟天鬥、跟地鬥、跟種種自然的和人為的困難鬥，才能找到一條出路，所以也成不了才。有的人讀書不夠勤奮用功，僅僅滿足於一知半解，這自然也難以成才。有的人光有書本知識而不重視實踐，只是從書本中獲得了一些現成的知識，只會重複前人說過的話，重複前人做過的事，不會獨立思考與創造，這自然也難以成才。有的人在順利的環境中能愉快地生活，而一旦身處逆境或遭遇到一些阻力，就只會唉聲嘆氣，怨恨自己生不逢辰，甘心做命運的奴隸，這樣自然也難以成才。正是因為如此，成才的人也就不太多了。生活在今天的青少年，如果想要使自己成才，那就要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從小立志，加緊努力，並要敢於跟一切困難和阻力作鬥爭，那才會有希望。

事實告訴我們，天才與成才並不是一回事。有些人，小時候可能有些出人意料之外的天才，即如同前面所說的是個得天獨厚的幸運兒，但是天才能否成才，還得決定於家庭、師長和社會的培養教育以及他自身的努力，如果沒有這些外因和內因在他身上起作用，天才的優勢也就會很快地消失，當他長大以後，也許會成為連平常人都不如的庸才。宋朝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曾寫過一篇《傷仲永》的短文，說的是金溪地方有個出生在農家的名叫方仲永的孩子。他家世世代代務農，沒有出過一個讀書人。當仲永五歲那年，有一天，他忽然吵著要紙墨筆硯等文具。父親覺得很奇怪，就從鄰居家裡借了一套文具給他。仲永像是個讀過書的人那樣，拿起筆蘸上墨，居然寫下了四句詩，大意是一個人應當孝敬父母，團結族人，並且還具上了他自己的姓名。這真是天下奇聞，仲永竟是個天下少有的無師自通的天才兒童。這事一傳揚開去，一鄉的秀才都紛紛趕去觀看，大家出題目叫仲永當場做詩。仲永一拿到題目，只要略加思索，就能揮筆立就，並且文字與意義都還可觀。這一下可震動了整個縣城，人們都說仲永這孩子真是個了不起的神童，方家的稻草堆里居然飛出了一隻金鳳凰。大家由於喜歡仲永，也就連帶著尊敬他的父親，並且紛紛慷慨解囊，送錢給這位神童的父親，讓他好好地培養教育仲永。可是仲永的父親見錢眼開，竟把兒子當成了搖錢樹聚寶盆。他並沒有送仲永去上學讀書，而是像耍猴子似地，每天帶著仲永到全縣各地去表演，藉此向前來圍觀的群眾乞討。就這樣，仲永沒有能在天賦才能的基礎上進一步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只能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不斷地重複那些已經寫過十遍百遍人們早已看膩煩了的詩句。到他十二三歲的時候，人們再出題叫他做詩時，他竟連原先已經寫過的詩句也只能寫出十分之二三了。這樣，人們對他也就失掉了興趣，不再有人來觀看了。又過了七年，到仲永20歲左右的時候，他已經變得一個字也不會寫，成為只會掄鋤頭種地的普通農民了，天才在方仲永身上猶如曇花一現，終於很快消失了。

王安石寫的這個故事，人物有名有姓，大概不是虛構，而是實有其事的。從這個故事可以看出，天才未必能夠成才。天生智力超常的天才兒童是有的，但是要使天才兒童成長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還得依靠父母師長的培養教育和他自身的努力。否則，像方仲永的父親那樣，只知道利用兒子的一點小聰明去向人乞討，不知道對兒子進行培養教育，他雖然獲得了一些眼前的利益，卻最終毀掉了兒子。像方仲永這樣的天才兒童卻沒能成才的悲劇，在人世間恐怕不會是獨一無二的，可能還會有其他類似的悲劇。從這個故事中，使人得到了重要的教訓與啟發，那就是作為天才兒童的父母，不應當因為自己的子女有天才而沾沾自喜，而是應當感到自己的責任比別的父母更為重大，如果不負起這個沉重的責任，那就可能毀了有天才的子女，像方仲永的父親那樣遭人笑話和斥責。作為天才兒童本人，更不應當因為自己比別人聰明而驕傲自滿，放鬆學習，不求進取，而是應當很好利用自己優越的天賦才能，銳意進取，使自己真正成為一個對社會國家民族有用的人才。否則，就會像俗語所說的“聰明反被聰明誤”，一點點天才成了禁錮自己前進的鐐銬，使自己變成為又一個令人惋惜的方仲永。

人是在社會中生活的，一個人不論在社會上處於什麼樣的地位，都應當想到自己對社會所應承擔的責任，想到如何為社會國家民族做出自己的貢獻。凡是發揮自己的能力，盡到了對社會的責任，為社會國家民族做出了貢獻的人，並且貢獻巨大，對別人具有啟發意義的，才稱得上是個人才。對於前面提到過的許多青少年成才的歷史人物，也許有人會說，那些為捍衛國家民族的安全流血流汗的英雄是人才，為中華文化事業做出過貢獻的科學家、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是人才，這都是大家所公認的，但是漢昭帝、馮太后、康熙帝等帝王，他們的所作所為首先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為什麼說他們也是人才？這個問題的回答很簡單，那就是因為他們也盡到了自己的社會責任，為社會國家民族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漢昭帝繼承他父親漢武帝的功業，使得漢朝天下沒有被一些陰謀家奪走，而是繼續維持著社會的繁榮局面。作為一個皇帝，在鞏固自己地位的同時，能做到這些，就是盡到了他對社會應盡的責任，他當然算是個人才。馮太后在北魏皇權遭到威脅、吏治敗壞、生產萎縮之際，首先除掉了威脅皇權的乙渾陰謀集團，然後大刀闊斧地進行政治改革，刷新吏治，發展生產，使北魏出現安定繁榮的局面。作為一個臨朝聽政的太后，在鞏固皇權的同時，能開創如此局面，就是盡到了她對社會應盡的責任，她當然也是個人才，並且還是個難得的女中英才。康熙帝平定清初的混亂局面，除掉了鰲拜這個威脅皇權的野心家，為清朝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掃除了一個方面的障礙，並逐漸開創了康乾盛世的局面。作為一個皇帝，在鞏固皇權的同時，能做出如此貢獻，當然也是個了不起的人才。總之，每個人所處的社會地位不同，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也不同，在古代，作為帝王的社會責任就是要使國家安定繁榮。如果他的皇位不穩，他就做不到這一點。他的皇位鞏固了，實行的政策是使國家安定繁榮的政策，那就是盡到了他的社會責任，對社會國家民族做出了貢獻，人們就得承認他是個了不起的人才，不能因為他是個帝王而另眼看待，另立一個標準。嚴格地說，人世間沒有單純只是使個人得到利益而於社會國家民族無益的成才先例，成才可能給個人帶來名利，而更重要的是對社會國家民族做出貢獻。

事實告訴我們，人的社會地位不是一成不變的，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上，其經歷可能是先甜後苦，也可能是先苦後甜。前一種情況如某個人生來就有一個好環境，托父母或祖先的福，一出世就過上了吃肉穿綢的富裕生活，他飯來張口，衣來伸手，不懂得憂愁，也不知道一個人應當為社會國家民族做出貢獻，只知道個人恣意享受，讓別人替他服務。可是到後來環境突然一變，家庭破落，他就只好吃苦頭了。甚至貴為帝王，時世一變，也可能成為階下囚或斷頭鬼。像這樣的人與我們所說的成才無緣，其最終的結局可想而知，人們不會去同情他，也沒有人願意像他那樣，當然更不會向他去學習。後一種情況如某個人生來就處在一個艱苦的環境裡，自幼就在飢寒交迫中度日。後來他在逆境中奮起，經過努力，一舉成名，終於苦盡甜來。像這樣的人，當然是值得人們學習的，前面《在逆境中奮起奪取勝利》這一節裡已經舉了不少這樣的例子。但是這種人進一步發展下去也會出現兩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情況是他們在嚐到了甜頭以後，回憶起以前的苦日子，深感世道艱難，自己能夠闖過來實在不易，因而自奉儉約，並且繼續在學習生活各方面嚴格要求自己。他們沒有被自己的榮華富貴沖昏頭腦，而是仍然想著如何為社會國家民族做更多的貢獻。另一種情況是他們從此滿足現狀，認為自己過去吃了不少苦，如今該是享受的時候了。他們開始過著奢侈浮華的生活，學習不再求上進，覺得自己這點學問已經足夠了，至於對社會國家民族做貢獻的事，則早已置之腦後，想也不去想，更不必說實際行動了。朝著前一種情況繼續發展下去的人是難能可貴的，中國歷史上凡是在艱苦環境中奮鬥成才的青少年，多數是朝著這樣的情況發展的，他們是值得學習的好榜樣。朝著後一種情況發展的人，他們逐漸跟社會脫節，他們在成才過程中和成才初期對社會有過一些貢獻，但是極其有限，以後也就不再有什麼貢獻了，甚而至於他們當初勤奮學習得來的這點兒才氣，也可能會逐漸地化為烏有，變成為一個平庸的人。這裡不妨拿南北朝時期梁朝詩人江淹作個例子，說明這後一種情況的人是確實存在的。

江淹出生在一個貧窮的家庭裡，從小失去父親，他只好砍柴賣錢度日。為了改變自己的處境，他勤奮苦讀，而他確實也有些才華，因而進步很快，在青年時代就寫下了《別賦》、《恨賦》和其他感人的詩文。他的詩文得到了當時一些達官貴人的賞識，他終於做了官。出仕初期，他為官正直，彈劾不避權貴，也頗受人們的讚譽。後來江淹的官越做越大，有了大片的封地，優厚的俸祿，過上了養尊處優的日子。但是也就從這時候起，江淹認為自己的名利都已經有了，因而心滿意足，不再像過去那樣用功讀書了，在官場上也越來越明哲保身，不再鋒芒畢露了。他長時間的不再看書寫詩作文，最後終於再也寫不出像樣的詩文來了，正如別人對他的評價那樣，他已經是“江郎才盡”，在文學領域裡再也無所作為，也不再是個受人仰慕的人才了。

自古以來，凡是有著立志成才內因的人，再有外因的促進，那是一定能夠成才的。但是成才以後不應當忘掉自己的社會責任，應當繼續為社會國家民族做出新的貢獻，不應當在自己獲得名利以後就停止前進的步伐。能把自己的成才與對社會國家民族的貢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並且不斷地前進的人，是永遠受人尊敬的。成才以後就停止前進的人，則會遭到社會的嘲笑甚至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