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是《春秋》最好的注本。漢人桓譚曾經在《新論》中評論說：“《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裡，相待而成。有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嚴可均《全後漢文》卷一四)這是很切實的評價。舉例說，前邊引用的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的《春秋》經文，真是“閉門思之十年”也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只有通過《左傳》的解說才知道是鄭國國君和弟弟共叔段爭位的事。 《左傳》是這樣解說的：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gong攻〕叔段。莊公寤〔wu悟〕生(逆產，腳先出)，驚姜氏，故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請求把製邑封給他)。公曰：“制，巖邑(重鎮)也，虢〔guo國〕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請求封京邑)，使居之，謂之京城大〔tai太〕叔。祭〔zhai債〕仲曰：“都城(都市的城牆)過百雉(方圓超過300丈)，國之害也。先王之製：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大城市不超過國都的三分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京邑的城牆超過規定)，非制也(違反制度)。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闢害？”對曰：“姜氏何厭(滿足)之有！不如早為之所(早作處理)，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讓西部、北部邊境地帶兼受自己領導)。公子呂曰：“國不堪貳(經受不了雙重領導)，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不要亂了民心)。”公曰：“無庸(用不著)，將自及(會自己送上門來)。”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取消雙重領導而變成自己的領地)，至於(擴張到)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勢力大起來就會有人跟著走)。”公曰：“不義不暱(不義之人不能團結)，厚將崩(勢力大了也要垮)。”大叔完聚(修城備糧)，繕甲兵，具卒乘(擴充兵員)，將襲鄭。夫人將啟之(開城接應)。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逃到共國)。
通過這段解說我們才能明白“鄭伯克段於鄢”這件事的原委。此外還可以看到：《左傳》的文章層次清楚，結構謹嚴，而且敘事生動，語言精練。僅僅用了300字的筆墨就寫出了可以改編成多幕歷史劇的複雜事件的全過程。
《左傳》非常注重人物性格、心理狀態的刻畫。 “無庸，將自及。”只用了五個字就勾畫出鄭莊公城府很深並且穩操勝算的冷然神態。所以，讀過這篇文章我們感到出場人物有血有肉：共叔段恃寵任性，逐步擴張；鄭莊公工於心計，欲擒故縱，把握時機。這些人物性格的特點，無不隨著故事的開展而躍然紙上。 《左傳》不但保存了豐富、完備的史料，而且創造了足以垂範後世的記事文學，它的主要歷史價值就在這裡。
《左傳》解經，有糾正經文錯誤的地方，也有把經文解錯的地方。比如襄公二十七年經文：“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傳》改為“十一月，乙亥朔”。清代王夫之、江永都肯定這個改筆是對的。據追算這是公元前546年10月13日的一次日全蝕。但是前引莊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的經文，《左傳》卻把“星隕如雨”解釋為“與雨偕也”。這樣講就成了又隕星又下雨，星雨齊下，完全錯了。
《左傳》裡還有許多“無經之傳”。這些記事往往是對《春秋》的補充。但是哀公十六年以後直到二十七年的“無經之傳”就是後人續加的了，稱為“續傳”。續傳不但寫到魯哀公於二十七年出走越國，而且延伸到魯悼公四年，已經到了韓、趙、魏三家分晉的時代，進入戰國。據此可知，《左傳》的最後成書應在戰國初年。
《左傳》從先秦到漢代一直在社會上流傳，只不過在秦始皇焚書以後暫時消沉。先秦文獻如《韓非子》引述過它。入漢，劉邦的詔誥引述過它。張蒼、賈誼、張敞都傳習過它。司馬遷“網羅天下放佚舊文”作《史記》，也採用了《左傳》不少材料。河間獻王在自己的封國里設立過《左傳》博士。劉向父子在宮廷校書之前就篤好《左傳》。但是這些都屬於“私學”。當時《春秋》的“官學”是《公羊》學。 《公羊》學家主要根據《公羊傳》研究“微言大義”。他們反對《左傳》的主要理由是說《左傳》不傳經，就是說它光記述史實不講經義。其實這種說法是片面的。 《左傳》也講“微言大義”。只是還比較地實事求是一些，不像《公羊傳》說得那麼玄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