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在御花園裡騎自行車玩，騎到拐角的地方，幾乎撞著一個人。在宮裡發生這樣的事情，應該算這個人犯了君前失禮的過失，不過我倒沒有理會。我的車子在那裡打了個圈子，準備繞過去了，不料這個人卻跪下來不走，嘴裡還說：
“小的給萬歲爺請安！”
這人身上的紫色坎肩，和太監穿的一樣。我瞅了他一眼，看見他嘴上還有一抹胡茬子，知道他並不是太監。我騎著車打著圈子問他：
“幹什麼的？”
“小的是管電燈的。”
“噢，你是乾那玩藝的。剛才沒摔著，算你運氣。幹麼你老跪著？”
“小的運氣好，今天見著了真龍天子。請萬歲爺開開天恩，賞給小的個爵兒吧！”
我一聽這傻話就樂了。我想起了太監們告訴我的，北京街上給蹲橋頭的乞丐起的諢名，就說：
“行，封你一個'鎮橋侯（猴）'吧！哈哈……”
我開完了這個玩笑，萬沒有想到，這個中了官迷的人後來果真找內務府要“官誥”去了。內務府的人說：“這是一句笑話，你幹麼認真？”他急了：“皇上是金口玉言，你們倒敢說是笑話，不行！……”這件事後來怎麼了結的，我就不知道了。
那時我常常聽到師傅們和太監們說，內地鄉下總有人間：“宣統皇帝怎麼樣了？”“現在坐朝廷的是誰？”“真龍天子坐上了寶座，天下就該太平了吧？”我的英國師傅根據一本刊物上的文章說，連最反對帝制的人也對共和感到了失望，可見反對帝制的人也變了主意。其實人們念叨一下“前清”，不過是表示對軍閥災難的痛恨而已。我的師傅們卻把這些詛咒的語言抬了來，作為人心思舊的證據，也成了對我使用的教材。
不過中了迷的人，在徐世昌時代的末期，倒也時時可以遇到。有個叫王九成的商人，給直系軍隊做軍裝發了財，他為了想得一個穿黃馬褂的賞賜，曾花過不少功夫，費了不少鈔票。太監們背後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散財童子。不知他通過什麼關節，每逢年節就混到遺老中間來磕頭進貢，來時帶上大批鈔票，走到哪裡散到哪裡。太監們最喜歡他來，因為不管是給他引路的，傳見的，打簾子的，倒茶的，以及沒事兒走過來和他說句話兒的，都能得到成捲兒的鈔票。至於在各個真正的關節地方花的錢，就更不用說了。最後他真的達到了目的，得到了賞穿黃馬褂的“榮譽”。
為了一件黃馬褂，為了將來續家譜時寫上個清朝的官銜，為了死後一個諡法，那時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從遙遠的地方寄來奏摺。綽號叫梁瘋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積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條性命和泡過水的“遺折”，換了一個“貞端”的諡法。後來伸手要諡法的太多了，未免有損小朝廷的尊嚴，所以規定以下的不予賜諡，以為限制。至於賞紫禁城騎馬，賞乘坐二人肩輿，賜寫春條、福壽字、對聯等等，限制就更嚴些。那時不但是王公大臣，就是一些民國的將領們如果獲得其中的一種，也會認為是難得的“殊榮”。那些官職較低或者在前清沒有“前程”，又沒有王九成那種本錢，走不進紫禁城的人，如當時各地的“商紳”之類，他們也有追求的目標，這便是等而下之，求遺老們給死了的長輩靈牌上“點主”，寫個墓誌銘，在兒女婚禮上做個證婚人。上海地皮大王英籍猶太人哈同的滿族籍夫人羅迦陵，曾把清朝最末一位狀元劉春霖，以重禮聘到上海，為他準備了特製的八人綠呢大轎，請他穿上清朝官服，為她的亡夫靈牌點主。當時某些所謂新文人如胡適、江亢虎等人也有類似的舉動。我十五歲時從莊士敦師傅的談話中，知道了有位提倡白話文的胡適博士。莊士敦一邊嘲笑他的中英合壁的“匹克尼克來江邊”的詩句，一邊又說“不妨看看他寫的東西，也算一種知識”。我因此動了瞧一瞧這個新人物的念頭。有一天，在好奇心發作之下打了個電話給他，沒想到一叫他就來了。這次會面的情形預備後面再談，這裡我要提一下在這短暫的而無聊的會面之後，我從胡適給莊士敦寫的一封信上發現，原來洋博士也有著那種遺老似的心理。他的信中有一段說：
更重要的是，紫禁城從外國人的議論上也受到了鼓舞。莊士敦曾告訴我不少這方面的消息。據他說，很多外國人認為複闢是一般中國人的願望。他有時拿來外文報紙講給我聽，他後來抄進了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黃昏》中的一段，是他曾講過的。這是刊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天津《華北每日郵電》上的一篇題為《另一次復闢是不是在眼前？ 》的社論中的一段：
當然，儘管在外國人的報紙上有了那麼多的鼓勵性的話，直接決定小朝廷的安危和前途禍福的，還是那些拿槍桿子的軍人。正如《華北每日郵電》所說，“奔走於軍人集會的處所，並非沒有意義”。我記得這年（1919）的下半年，紫禁城裡的小朝廷和老北洋係以外的軍人便有了較親密的交往。第一個對像是奉系的首領張作霖巡間使。
起初，紫禁城收到了奉天彙來的一筆代售皇產莊園的款子，是由我父親收轉的。我父親去函致謝，隨後內務府選出兩件古物，一件是《御製題詠董邦達淡月寒林圖》畫軸，另一件是一對乾隆款的瓷瓶，用我父親的名義贈饋張作霖，並由一位三品專差唐鉻盛直接送到奉天。張作霖派了他的把兄弟，當時奉軍的副總司令，也就是後來當了偽滿國務總理的張景惠，隨唐銘盛一起回到北京，答謝了我的父親。從此，醇王府代表小朝廷和奉軍方面有了深一層的往來。在張勛復辟時，曾有三個奉軍的將領（張海鵬、馮德麟、湯玉麟）親身在北京參加了復辟，現在又有了張景惠、張宗昌被賜紫禁城騎馬。張宗昌當時是奉軍的師長，他父親在北京做八十歲大壽時，我父親曾親往祝賀。民國九年，直皖戰爭中直系聯合了奉系打敗了皖系，直系首領（馮國璋已死）曹錕和奉系首領張作霖進北京之後，小朝廷派了內務府大臣紹英親往迎接。醇王府更忙於交際。因為一度聽說張作霖要進宮請安，內務府大臣為了準備賜品，特意到醇王府聚議一番。結果決定，在預定的一般品目之外，加上一把古刀。我記得張作霖沒有來，又回奉天去了。兩個月後，醇王身邊最年輕的一位貝勒得了張作霖顧問之銜，跟著就到奉天去了一趟。皖系失敗，直奉合作期間，北京的奉天會館成了奉系的將領們聚會的地方，也是某些王公們奔走的地方。連醇王府的總管張文治也成了這裡的常客，並在這里和張景惠拜了把兄弟。
這兩年，和張勛復辟前的情況差不多，復辟的“謠傳”弄得滿城風雨。下面是登在民國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也就是醇親王派人到奉天送禮品、和張景惠來北京之後的兩個月）英文《導報》上的發自奉天的消息：
我從莊士敦那裡得知這段新聞，是比較靠後一些時間。我還記得，他同時還講過許多其他關於張作霖活動復辟的傳說。大概這類消息一直傳播到民國十一年，即張作霖又敗回東北時為止。我對上面這條消息印象特別深刻，它使我從心底感到了欣喜，我從而也明白了為什麼奉軍首領們對紫禁城那樣熱誠，為什麼端康“千秋”時張景惠夾在王公大臣中間去磕頭，為什麼人們說奉天會館特別熱鬧，某些王公們那樣興致勃勃。但是我們的高興沒有維持多久，掃興的事就來了：直奉兩系的合作突然宣告破裂，雙方開起火來了。結果奉軍失利，跑出了山海關。
令人不安的消息接連而至：徐世昌忽然下台；直軍統治了北京；在張勛復辟時被趕下台的黎元洪，二次當了總統。紫禁城裡發生了新的驚慌，王公大臣們請求莊士敦帶我到英國使館去避難。莊士敦和英國公使貝爾利·阿爾斯頓勳爵商議好，英國公使館可以撥出一些房間，必要時我可以作為莊士敦的私人客人，住到裡面去。同時還和葡萄牙和荷蘭公使館商議好，可以容納皇室其他人前去避難。我的想法和他們不同，我認為與其躲到外國使館，還不如索性到外國去。我向莊士敦提出，請他立即帶我出洋。因為我是突然之間把他找來提出的，所以這位英國師傅怔住了，他幾乎是來不及思索就回答我：“這是不合時宜的，陛下要冷靜考慮，徐總統剛逃出北京，皇帝陛下立刻從紫禁城失踪，這會引起聯想，說徐世昌和清室有什麼陰謀。再說，在這種情形下，英國也不會接待陛下……”
當時我卻沒有這種聯想的本領，因為人們不曾告訴我，張。徐之間以及張、徐與小朝廷之間暗中發生的事情，當然更想不到直奉戰爭之發生以及這一場胜負和東交民巷的關係。我當時一聽這個要求辦不到，只好作罷。後來時局穩定了下來，沒有人再提出洋，就連避難問題也不提了。
這是民國十一年春夏間的事。第二年，直系的首領曹錕用五千元買一張選票的辦法，賄賂議員選他當上了總統。小朝廷對這位直系首領的恐懼剛剛消失，又對另一位聲望日高的直系首領吳佩孚發生了興趣。後來到我身邊來的鄭孝胥，此時向我獻過策，說吳佩孚是個最有希望的軍人，他素來以關羽自居，心存大清社稷，大可前去遊說。這年吳佩孚在洛陽做五十整壽，在我同意之下，鄭孝胥帶了一份厚禮前去拜壽。但吳佩孚的態度若即若離，沒有明白的表示。後來康有為又去遊說他，也沒得到肯定的答复。事實上，吳的得意時代也太短促了，就在他做壽的第二年，直奉兩系之間發生戰爭，吳佩孚部下的馮玉祥“倒戈”，宣布和平，結果吳佩孚一敗塗地，我也在紫禁城坐不住，被馮玉祥的國民軍趕了出來。
在我結婚前這幾年滄海白雲之間，小朝廷裡王公大臣們的心情變化，並不完全一樣。表現最為消極的是內務府領銜大臣世續。他從了巴復辟起，越來越洩氣，後來成了完全灰心悲觀的人。他甚至和人這樣說過，就算復辟成功，對我也沒有什麼好處，因為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輕王公，必定會鬧出一場比辛亥年更大的亂子。他又說：“就算王公出不了亂子，這位皇帝自己也保不了險，說不定給自己會弄個什麼結局。”他的主張，是讓我和蒙古王公結親，以便必要時跑到老丈人家裡去過日子。世續死於我結婚前一年左右，去世前一年即因病不再問事了，代替他的是紹英。紹英的見識遠不如他的前任，謹慎小心、膽小怕事則有過之。在紹英心裡，只有退保，決無進取打算。他要保守的與其說是我這個皇上，倒不如說是“優待條件”。因為保住了這個東西，就等於保住了他的一切——從財產生命到他的頭銜。他是首先從莊士敦身上看到這種保險作用的。他寧願把自己的空房子白給外國人住，也不收肯出高租的中國人為房客。莊士敦自己不願意領他這份情，幫忙給找了一個外國人做了他的鄰居，在他的屋頂上掛上了外國的國旗，因此他對莊士敦是感思不盡的。
處於最年輕的王公和最年老的內務府大臣之間的是陳寶琛師傅。他不像世續那樣悲觀，不像紹英那樣除了保守優待條件以外，別的事連想也不想，也不像年輕的王公們對軍人們那麼感到興趣。他並不反對和軍人們聯絡，他甚至自己親自出馬去慰勞過馮玉祥，在商議給軍人送禮時，出主意也有他一份，不過他一向對軍人不抱希望。他所希望的，是軍人火併到最後，民國垮了台，出現“天與人歸”的局勢。因此，在張勛失敗後，他總是翻來覆去地給我講《孟子》裡的這一段：
陳寶琛本來是我惟一的靈魂。不過自從來了莊士敦，我又多了一個靈魂。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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