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後期，生產有所發展，根據地下出土的器物，證明春秋時代已在廣泛使用鐵製的生產工具。有了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對於荒地的開墾和水利灌溉事業的興修，也造成了有利條件。因此，農業生產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由於堅固而銳利的鐵製工具的應用，手工業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加之交換關係的進步，手工業逐漸由分工而走向專業化。當時已有木工、皮革工、冶金工、陶工、縫工和織工等，總稱為“百工”。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分工的擴大，商品經濟的比重日益增加，貨幣流通也日益廣泛，並出現了金屬貨幣。這時，商業資本已較發達，各地的物產大量交流。貴族以外的大商人也出現了，如弦高、范蠡〔li離〕、端木賜(子貢)等人都是。 在春秋時代，大小國家很多，它們各霸一方，不斷地進行兼併掠奪戰爭；戰爭的規模也更為擴大。

在戰爭中，大國對小國進行掠奪；即使在沒有戰爭的時候，掠奪也從來沒有停止過。當然在戰爭中，無論大國小國，最受痛苦的是小農和小生產者，他們是戰爭的人力和物力的主要擔負者。當時小農和小生產者，即使在戰爭中免於死亡，也不得不忍受飢寒的痛苦。齊國的晏嬰說齊國“三老凍餒”，晉國的叔向說晉國“道殣〔jin禁〕相望”。像齊、晉這樣的大國，人民尚且不能免於大量凍死和餓死的威脅，其他小國人民的悲慘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人民不但在戰爭中擔負人力和物力，而且在平時還要承受統治者的各種殘酷的剝削，因而他們日趨破產，青壯年大批逃亡，老年死於飢寒，人民開始用各種方式來反對統治者的掠奪和壓迫。 在這種戰爭、掠奪和商品貨幣關係的劇烈衝擊下，舊日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世襲貴族制度逐漸瓦解。當時，已出現新的土地佔有者，也出現了逐漸脫離貴族羈絆的獨立的手工業者、小私有者。

在這樣的情形下，從不同階級出身的“士”，紛紛要求參與政治，企圖創立一套新的學說或辦法來適應當時的情況。而各國的國君和卿大夫為了政治上的需要，便禮賢下士，招徠賢能作為助手。因此，士的階層就逐漸擴大起來，並且得到了廣泛活動的機會。 士這一階層的一個來源是由舊貴族沒落下來的知識分子。他們曾受過貴族教育，在社會秩序變動劇烈的情況下，他們沒有法定的政治地位，不能世襲，也沒有固定的財產，依靠出賣知識技能維持生活。士這一階層的另外一個來源是由於社會經濟的變動，從小生產者上升起來的知識分子。所以士是一個流品複雜的階層。像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是前一個來源的士，他們多半是由一些沒落的貴族成為士的；墨子和他代表的墨家是後一個來源的士，他們是由當時的小生產者、小手工業者上升為士的；老子、楊朱則是由舊日沒落貴族下降為農民或小私有者而成為“隱士”的。老子這一派和前兩派的不同之處，就是他們不積極向當權的世襲貴族靠攏，而採取和當時的統治者不合作的態度。墨子和老子所代表的士，都不輕視體力勞動，這一點卻是和一向輕視體力勞動的儒家不同。

墨子自己曾說過，“翟〔di敵〕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墨子·貴義》，以下引文出自《墨子》一書者，只注篇名)，可見他既不是直接統治人民的人，也不是直接參加“耕農之難”的人。他的任務不在於直接參加生產，而在於宣傳並實行自己的學說和主張。 當時，士的任務在於“上說下教”，“坐而言義”，“遍從人而說之”。 墨子和他的絕大多數弟子是手工業者出身的。在西周時代，“工商食官”，當時設有專門負責管理奴隸工匠的工官。到春秋時，一部分工官失去職位(不止工官，如祝、巫、史和樂官也都流散到各地)，一部分工奴得到解放，加入本來就有的獨立的小生產者的階層。 《論語·子張》中說“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就說明了這一情況。墨子本人原來也是一位精通製造器械的人。而且他製造器具，重在實用。他的技巧，特別是在製造防禦戰爭中用的器械這一方面的造詣，遠遠超過當時舉世聞名的公輸般。我們從《墨子》書中《備城門》以下各篇，以及後期墨家所表現的對力學、光學、幾何學和一般物理學方面豐富的知識，完全有根據說墨子和他的學派是兼通器械製造技術的。墨家學派的成員並非都是從事器械製造的。其中也有從事耕田的，也有以織草鞋、編席子為生的，像《孟子·滕文公》篇所說的許行，“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ju具〕織蓆以為食”，也是屬於墨子學派。

照墨子和墨家的原則，他們反對“厲民以自養”，反對剝削和過分享受的生活，主張自食其力。因此，他們一方面要國君行其道，一方面盡量減低國君對他們的供養，《呂氏春秋·高義》篇記載墨子的話說： 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即編民)，未敢求仕。 這和戰國時期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孟子·滕文公下》)的作風迥然不同。墨子學派即使到戰國時期士的活動範圍更為擴大時，仍然經常過著極端刻苦的團體生活：“上功用，大儉約而慢差等”(《荀子·非十二子》篇)，被儒家稱為“役夫之道”(《荀子·王霸》篇)，司馬談說墨子之道“儉而難遵”(《史記·太史公自序》)，莊子說墨子之道“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又說“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qi qiao奇敲〕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莊子·天下》篇)。楚國大臣穆賀聽了墨子所說的道理，很受感動，只是覺得“賤人之所為”，怕楚王不肯採用。

墨子和他的學派反映了當時小生產者和勞動者的正當的願望，控訴了貴族腐化生活的不合理，替人民群眾喊出反對侵略戰爭的正義呼聲，這些都構成墨子學派光輝不朽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墨子和他的學派畢竟還是士，而不是百分之百的勞動者，他們還有求於當時的統治者，擔心貴族不到墨家來找“嚴師”、“賢友”和“良臣”，因而對王公大人們不得不表現出一定的妥協性。他們只能在不觸動當時貴族世襲的社會制度下，提出他們改善生活、提高社會地位的要求，這就是墨子學派中保守的一面。但就這一學派在當時的影響來說，其進步性是主要的。 墨子和他的學派以偉大的自我犧牲精神，對反對侵略戰爭的正義事業做出了出色的貢獻。一貫逍遙放任的莊子也不得不稱讚“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捨也，才士也夫！”(《莊子·天下》篇)甚至連敵視他，罵他為“禽獸”的孟子也不得不承認：“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孟子·告子下》)墨子這種偉大的自我犧牲精神，不但感動了當時的人民，也給後代的中國人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