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他中年以後在推行禮樂的實踐中反思的結果，是他研究當時社會的新變化、新思潮的結果。
春秋戰國時期，戰爭頻仍，社會動盪，民眾在政治上顯示出自己的力量。一些先進的政治家提出了“民本”思想，認為民為國本，君是為民而設置的，神也要依賴於民。孔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反思，認識到民的問題實際是人的問題，要在政治上解決重民的問題，必須首先在思想上樹立愛人類、愛他人的觀念，亦即仁的觀念。仁愛的思想在春秋時期已經出現，但是孔子之前人們只是泛泛而談。孔子敏銳地把握了時代的脈搏，賦予仁以深刻的含義，不遺餘力地加以鼓吹，使它成為越來越受重視的極其重要的社會政治和倫理觀念。弟子問什麼是仁？孔子答曰：“愛人。”(《顏淵》)愛人就是不僅僅愛自己的家族、親屬、尊長等等，還要愛這以外的別人。孔子提倡“安百姓”(《憲問》)，主張“汎愛眾”(《學而》)，讚賞“博施濟眾”。百姓就不僅僅是一家一姓，它包括自己家族之外的許多家族。眾就不僅僅是貴族，而是包括奴隸在內的大眾。這就是說，孔子仁愛的對像大大超出了家族和等級的界限，是全人類。在他看來，人不僅是家族、等級的成員，還是人類的一員。人應該把他人當作自己的同類，給以同情與關心。孔子弟子子夏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顏淵》)很清楚地表明，仁是一種人類之愛。
當然，孔子的仁還不是，也不可能是無差別的人類之愛。他主張親親，所以仁愛必定是有差等的。最愛的是直系親屬，然後是旁系親屬，然後才是九族以外的其他人。孟子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愛的深度從親到民再到物是在層層遞減。因此儒家堅決反對墨家的兼愛，孟子認為墨家講兼愛即是“無父”，即否認宗法，否認父權，而“無父”也就是“禽獸”(見《孟子·滕文公下》)。按照儒家思想，仁愛施於普通百姓身上的已經不是很濃了，但畢竟還是有，比起“刻薄寡恩”的法家是大不相同的。
仁的另一個涵意與人的自我修養有關。孔子在回答顏淵問仁時曾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所謂克己，即約束自己，復禮即踐行周禮。復禮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孔子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同上)這就是說，約束自己，視聽言動一依周禮便是仁。不過，應該指出的是“為仁”是一種“由己”的自覺行動，而不是“由人”的被迫行為。因此仁就是一種道德自覺。它不是出於對刑法的懲處或輿論的非難等外在力量的恐懼，而是出於人格的覺悟。當人認識到道德使人成為不同於禽獸的人，當人履行了道德便覺得心安，反之即感到負罪的時候，他就是一個仁人。如果說仁的第一層意思(愛人)是把別人當作人的話，仁的第二層意思(克己復禮)就是把自己當作人。因此仁就是人的自覺。孔子說：“仁者，人也。”(《中庸》)孟子說：“仁也者，人也。”(《孟子·盡心下》)正是指的這個意思。
從社會政治方面看，禮無疑是重要的，因為它規定了社會的基本結構，這就是宗法等級制的或宗法君主制的社會組織，家族組織與政權組織相結合的社會組織。而仁的地位也是舉足輕重的。它作為重要的政治理念，成為這個社會各利益集團之間的調節劑、粘合劑，對於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根據仁的觀念，既然國家管理的不是牲畜而是必須予以關心愛護的人，那麼就要用德政取代苛政。德政即仁在政治上的運用，它應該是怎樣的呢？中孔子與弟子冉有的一次談話回答了這個問題。孔子到衛國去，冉有為他駕車。見到衛國人民眾多，孔子就讚歎道：“庶矣哉！”冉有問，人多了之後應該怎麼辦？孔子說：“富之。”又問，富了之後又該怎麼辦？孔子說：“教之。”從這裡可以看出，孔子的德政首先是富民政治，就是實行一系列惠民的政策，如國家使用民力要有節制，不違農時，收取租稅不可過重等等，從而讓人民在經濟上富裕起來；其次是教民政治，就是讓老百姓接受道德觀念、禮節儀式、軍事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成為文明的民眾。
他認為有兩種不同的治民方法，和兩種不同的結果。一是“道(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為政》)，也就是將百姓當牲口看待，只用行政命令和懲罰對待他們，這樣做的結果老百姓雖然免受刑罰，但是卻沒有基本的道德意識(沒有羞恥心)，一旦失去外部控制，他們便會犯罪。另一種是“道(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在道德上將老百姓當作與貴族一樣的人來看待，用道德教化他們，用禮來約束他們，結果是老百姓有道德意識，有自我約束能力，可以自覺地達到儒家德與禮的要求。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統治者實行德政，就會受到民眾的愛戴，民眾會像眾星拱衛北極星一樣地拱衛他們。後來孟子接續這個傳統，提出了仁政思想，要求統治者克制自己的貪欲，讓農民有自己的田產，能生活下去和生活得更好一些。
思想家總是站得高看得遠，他們為整個制度和社會的長治久安著想，而帝王們則不是這樣，他們往往貪圖眼前的榮華富貴，不斷增加賦稅，殘酷榨取民脂民膏，而總是導致官逼民反，政權傾覆。但無論如何，仁政德治的儒家思想限制了他們的貪心(通常是具有儒家思想的大臣們，引用孔孟古訓同他們鬥爭的結果)，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調節了社會矛盾，盡可能地延長了社會穩定和繁榮的時間。另一方面，仁愛思想，以及後來發展起來的“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思想，通過歷代儒家學者的傳播、施教，對於民眾思想的影響也是巨大的，培養了對上的順從敬畏心理，當然易於受統治者支配；但同時也培養了尊老愛幼扶危濟貧解難等人道主義的美德。
從倫理道德領域來說，禮與仁也都是十分重要的。在這裡，禮代表外在的規範。仁代表內心的自覺。有了社會公認的道德準則，人們的社會生活才能具有秩序，如果否認了這個準則，不承認它所規定的義務，人人各行其是，必然產生混亂。儒家強調一切依禮而行，即使動機是愛，也不能逾越禮的規定。如父母去世，喪禮規定三日不食水漿，屆時可以勉強站起走路，如果愛心特別強烈，哀毀踰制，七日不食水漿，屆時病倒，也屬非禮行為。 《韓非子》有一則故事，魯國執政季孫氏調動民眾開掘長溝，孔子弟子子路做郈的縣令，用自己的祿米做飯給民工吃。孔子聽說立即派另一弟子去禁止，他對子路說：“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外儲說右上》)這件事未必屬實，但這話卻能反映孔子的思想：愛亦不可逾禮。另一方面，有了內心的道德自覺，才能使禮所規定的道德準則具有內在的力量，才能使道德準則與人的人格、生命聯繫在一起，在任何情況下得到自覺的遵守。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又說：“禮云禮云，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陽貨》)都是說道德自覺是禮的內在生命，形式的東西如鐘鼓玉帛，算不得禮樂，所以不仁的人是談不上禮樂的。
孔子的禮和仁，既是社會政治概念，又是倫理道德概念，它們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只有仁禮結合，才是孔子的理想：建立有等級但不過分對立，行仁愛但仍有差別的社會，形成從良心出發自覺行禮，以義務為準努力行仁的道德生活。仁是禮化的仁，禮是仁化的禮，因此兼愛不是孔子的仁，、也不合孔子的禮。孔子思想的實質或核心既不是單純的仁，也不是單純的禮，而是仁與禮的結合。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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