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的皇家家教，除皇太子、諸王子男性之外，其皇后、公主等女性也在受教育之列。漢代皇家女子教育先例的開啟，對我國封建社會皇家女子教育制度的形成，起了不可輕視的作用。
《後漢書·鄧太后紀》載，鄧太后鄧綏，即東漢和帝劉肇的皇后。相傳她六歲能讀史書，12歲通《詩》、，家人號為“諸生”，即太學生的意思。永元年間，她入皇宮為貴人，從曹大家〔gu姑〕受經書，兼習天文、算術。後來她被立為皇后，臨朝17年之久。鄧太后臨朝時，儒學不振，尚書樊准上《請振興儒學上鄧太后疏》，建議“寵進儒雅”。 “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纘〔zuan纂〕其業”。他以賈誼“人君不可以不學”的名言勸說鄧太后，要注重皇家的家教，以“推述先帝進業之道”。鄧太后認真採納了樊準的建議，詔徵和帝的弟弟濟北、河間王子和五歲以上的男女少年共40餘人，以及鄧太后近親子孫30餘人，為他們開設學堂，教學經書，並且鄧太后親自監試，撫育教導，恩寵到了極點。她命令這些皇室子孫，年幼的都配置師保，採用皇太子的保傅之法。為了保證教師質量，特別是保證照顧這些皇室子孫的宮人有一定的文化修養，鄧太后詔令中宮太監到洛陽皇宮的校書場即東觀，“受讀經傳，以教授宮人”(《後漢書·鄧太后紀》)。
東漢和帝時注重皇家女子教育，鄧太后又以興學強化，這不僅是皇家的家庭教育史上的先例，而且也是我國女子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班昭的《女誡》，可以說是闡述女子家教的代表作，她所闡述的女子家教的目的、內容和方法等，適應了封建皇家宗法倫理政治的需要，歷來備受統治者青睞。
班昭字惠班，一名姬。她是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她出身於史學家的家庭，她的哥哥班固著作《漢書》，《八表》及《天文志》未遂而卒，均由班昭續成。由於班昭學識淵博，朝野皆知，所以和帝屢召她入宮，教皇后和諸貴人讀書，稱她為“曹大家”，當時的鄧貴人即後來的鄧太后就是她的學生。在教學實踐中，她闡發儒家的綱常名教，著有《女誡》等，作為皇家女子教材。
《女誡》闡述的主要內容是如何當好“三從四德”的女性，共由七章組成。
第一章講的“卑弱”，即男尊女卑的合理性和如何“卑弱下人”。班昭認為，女子“謙讓恭敬”、“忍辱含垢”以“卑弱下人”；“晚寢早作，勿憚夙夜”以侍奉丈夫；“正色端操，以事夫主”，為夫家繼承宗嗣香火等，是女人的“常道”，是禮法的“典教”。
第二章講的是“夫婦之道”。班昭認為，丈夫管束妻子，方顯示男子的威儀；妻子侍奉丈夫是天經地義的，如果“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禮義不存”。所以她主張家教應當重視女子的婦德，並且要把禮教放在首位。
第三章講的“敬慎”，即如何小心修養性情。班昭說：“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女子要達到“美”，就要注意修身，而修身的最好方法莫若“敬順”。所謂“敬順”，就是在家事上，處處聽從丈夫，是非曲直，都由丈夫決斷，夫唱婦隨，一切以協調夫婦關係為行為目的。
第四章講的“婦行”，就是女人的四種行為道德：“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所謂婦德，不是指“才明絕異”，而是“清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所謂婦言，不是指“辯口利辭”，而是說話有分寸，不說傷害人的“惡語”，不要多嘴多舌，讓人討厭；所謂婦容，不是指“顏色美麗”，而是衣服整潔，“身不垢辱”；所謂婦功，不是指“工巧過人”，而是專心紡績，不好嘻笑，潔齊酒食，熱情招待賓客。班昭認為這四種德行，是女人的“大德”。
第五章講的“專心”，就是對丈夫不要三心二意，不要對丈夫娶妾有什麼抱怨。因為“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道理)”。作為女人，應當專心正色。如果因為丈夫再娶而由此行為輕浮，入則亂發壞形，出則窈窕作態，那就和禮教相違了。
第六章講的“曲從”，就是作為媳婦，要善於屈己從人，在公婆面前言聽計從，俯首聽命。
第七章講的“和叔妹”，就是如何處理好妯娌關係。處理同輩關係在于謙順，關心別人。
《女誡》是封建禮教的產物。它作為皇家的家教教材，一直沿用到清朝，在千百年間，為之註釋和作白話直解的不乏其人，影響十分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