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書院的勃興與理學的發展有密切關係。南宋理學學派林立，流派繁多，除以朱熹為代表的程朱學派(也稱閩學，或稱考亭學派)之外，還有以陸九淵為代表的象山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浙東金華學派(也稱婺學)和以張栻為代表的湖湘學派。此外，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和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合稱為事功學派)對南宋書院的勃興也有相當大的影響。
在朱熹將理學推向成熟階段的同時，陸九淵獨樹一幟，別開門戶，創象山學派，形成朱陸對峙之勢。
陸九淵和象山學派同樣熱衷於書院講學，對南宋書院的勃興產生了重大影響。
陸九淵幼年讀書於家塾，10歲以後隨兄讀書於撫州州學和金溪疏山寺。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春試得中進士。歸故里，建書齋讀書，繼而建槐堂講學。楊簡、桂德輝、傅夢泉、劉伯文、劉伯協、周伯熊、陳剛、彭興宗、朱桴、朱泰卿等都來就學。陸九淵教學，先教人辨志、辨義利，令人求放心，不以言語文字為意。多年後，地方官員在金溪縣陸九淵講學處建槐堂書院。
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曾應朱熹之邀，在白鹿洞書院講“喻義、喻利”章。淳熙十年，在孝宗召見時，公然批評朝廷“臨禦二十餘年……版圖未歸，仇恥未復”。貶謫至台州主管崇道觀。學者四方雲集，鄉曲長老也俯首聽講，徙寺觀講論，環而聽者二三百人，槐堂至不能容。遂登貴溪應天山，建象山精舍講學。
據記載：陸九淵在應天山講學，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蕎〔jiao交〕至講堂，從學者各以小牌，寫上自己的姓名、年甲，順序進謁，約數百人，皆齊肅無敢喧嘩、交頭接耳者。 “首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虛心聽講”，很像現代的組織教學。其講經書，每啟發人之本心，間又舉經語為之論證，聞者莫不感動。初見者或欲質疑，或欲致辯，或以學自負，或立崖岸自高者，聞誨之後，多自屈服，不敢復發。其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為之說，宛如其所欲言，及從而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諸生皆感激振奮。
象山精舍，不先建齋舍，不提供飲食，不立學規，全憑精神感化。居山間講學，前後五年，著錄聽講者逾數千人。陸九淵象山精舍講學，強調以“明理”、“立心”、“做人”為本，與朱熹所主張的書院教育有著顯明的區別。象山精舍或稱像山書院成為南宋最具特色頗有影響的書院之一，是陸九淵象山學派的發源地和學術中心。
在中國學術史上產生重要影響的鵝湖之會是經呂祖謙周旋安排的一次朱陸學術論辯的集會，為紀念鵝湖之會而創建的鵝湖書院也成為南宋聞名的書院。
鵝湖之會是於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呂祖謙邀陸九齡、陸九淵兄弟與朱熹相會於信州鉛山之鵝湖寺，中心論題是“為學之道”，“論及教人”。據《象山年譜》記載：“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先生(陸九淵)更欲與元晦辯，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复齋(陸九齡)止之。”
理學後學為紀念“朱陸之會”，於鵝湖寺建四賢堂(祠)，祀朱、呂和二陸。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江東提刑蔡抗於寺旁建書院，理宗賜名“文宗”。鵝湖之會的意義在於理學各派學術論爭的歷史價值，對書院教學提倡學術論爭有良好的影響。鵝湖書院實際上成為書院與理學論辯有密切關係的一個像徵。
陸九淵門人弟子眾多，有不少人創建書院講學。
陸九淵在槐堂、象山精舍講學，江西弟子甚眾，建書院講學者很多，在江西形成一個重要的陸學研究和傳播中心。
傅夢泉，為陸九淵的得意弟子，在《宋元學案·槐堂諸儒學案》中名列第一。陸九淵讚譽他“人品甚高”。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登進士第，教授澧州、衡州，曾修石鼓書院，主講其中，士人從之學者甚眾。陳傅良曾與之講論，也深為佩服。知寧都，曾於城市之南講學，以從學者日眾而構室居之，號曾潭講堂。朱熹、張栻都曾與他有過學術交往，雖學旨有異，但都予以很高的評價。
鄒斌，初從學於陸九齡弟子李德章，後從陸九淵學。朱陸鵝湖之會時，曾隨陸前往與會。袁甫建象山書院，擬聘請他主持教事，因年老病辭。所居號南堂，藏書萬卷，弟子甚眾。
晁百淡，從學陸九淵，登淳熙二年進士，授吉州教授。後知南康軍，曾到白鹿洞書院拜謁，入仕40年，家無餘財，家居聚徒講學，在臨川銅鼓山建有碧潤書院。
董德修，先入象山之門，隱居力學，終日靜坐，潛心理學。後從之學者日眾，在其居處流坑建心齋書院。
吳紹古，曾從陸九淵學於應天山，結廬而居，建草廬於濯纓，陸九淵曾親書“濯纓”齋名相贈。家居饒州安仁(今江西鷹潭市余江縣)，其講學處為玉真書院，位玉真山麓。
陸九淵在槐堂、象山講學先後數十年，弟子數千人。 “然其學脈流傳，偏於浙東。”朱熹也曾說過：“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其勢力之大，影響之廣，超過江西陸學門人。最著名的有明州慈溪楊簡、鄞縣袁燮、奉化舒璘和定海沈煥四人。因甬江流經其地，故號稱甬上四先生，或明州四先生，四明四先生。
楊簡，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進士，先為富陽主簿。陸九淵路過富陽時，夜集雙明閣，曾以扇訟為例，說孰是孰非，非本心為何？楊簡聞之，“忽覺此心清明澄然”，繼而拱坐達旦，質明拜納，遂稱弟子。後曾應鄞縣史氏之請，多次在碧沚書院講學，甬上士子從遊者如雲。楊簡曾築室於慈溪德閏湖畔，更名慈湖，聚徒講學，後人建慈湖書院以為紀念。楊簡被譽為“陸氏之功臣”，特別在陸九淵逝世後，傳播和發展陸學有重要貢獻，“自象山既歿之後，而自得之學始大興於慈湖。其初雖得於象山，而日用其力，超然獨見，開明人心，大功於後學”(《絜齋集·贈傅正夫》)。
袁燮，號絜齋，少讀史籍，乾道初入太學，曾受到陸九齡的教誨。與同里楊簡、舒璘、沈煥同聚，朝夕切磋。曾學於呂祖謙，與陳傅良為友，後歸宿於象山門下，主張“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於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學貴自得，心明則本立”。他勉勵後學主要強調“尊德性”，同時又要“實根本於學問”，又有朱學的味道。袁燮居家講學之所建城南書院(又稱絜齋書院)，曾與楊簡、舒璘、沈煥聯講會，四方請益之士眾多，盛況空前。嘉定初，袁燮任江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權知隆興府(治南昌)，全力支持同門友人豐有俊創建東湖書院。
豐有俊也是陸九淵的弟子。他建議在隆興府——原為宋初李寅所建涵虛閣舊址建東湖書院。建議指出：“古者學校既沒，復有澤宮。今長沙之岳麓，衡陽之石鼓，星諸之白鹿，群居麗澤，服膺古訓，皆足以佐學之不及。此邦今都會，而不能延四方之名流，講誦磨切，殆非所以助成風教。請築館焉。”這個建議得到秘閣修撰江西轉運使權兼隆興府事的胡槻〔gui歸〕的大力支持，決定“營棟宇”、“叢簡編”，招羅俊賢。沿湖建屋34間，使之成為“門庭堂宇，宏麗崇深，庖湢器用，咸備無缺”的書院，又將東湖水利、水產和一部分公田收益歸於書院，以供費用，並徵集江南西路各軍州圖書充實其中。此時，袁燮繼任知府之職，更全力支持，遂使書院建成，並奏請寧宗敕賜“東湖書院”額。東湖書院在袁燮、豐有俊主持下，繼承和發展象山學派的學術思想，成為最有影響的陸學基地和研究中心。東湖書院和白鹿洞書院聞名各地，“處白鹿”、“遊東湖”成為當時學者的一大時尚。
舒璘，曾問學於朱熹、呂祖謙和張栻，最後受業於陸九淵。其學重篤實力行，主張躬行愈力，德性愈明。長期任徽州教授。教學“不憚勤勞，日日詣講，隆冬酷暑，未嘗少怠。築風雩〔yu於〕亭，以時會集，暮夜亦間往。日有講究涵泳之功。質有頑鈍不善者，循循善誘”，被譽為“天下第一教官”。其居家講學的書堂稱廣平書院。王應麟在《廣平書院記》中稱：舒璘“之學始於張而成於陸，考德問業於朱、呂。心融神會，精智力踐，其躬行有尚絅之實，其誨人有時雨之澤，沈(煥)、楊(簡)、袁(燮))三先生道同志合，化東海之濱為洙泗，位不配德，而教行於鄉，聲聞於天下”。可見其學術地位和在書院發展方面的貢獻和影響是很大的。
沈煥，在太學讀書時，與楊簡、袁燮、舒璘為好友，同師事陸九齡。在鄉里與史浩友好，史浩在月湖竹湖為之建講舍，稱沈端善講舍，或竹洲書院。與楊簡、袁燮會講年餘。居家講學之所建南山書院。
楊簡、袁燮、舒璘、沈渙，在南宋中後期影響很大，對傳播和弘揚陸學發揮了巨大作用，在浙東一帶形成陸學研究的中心，浙東一帶的書院多成為講習陸學的基地。文天祥曾評價說：“廣平(舒璘)之學，春風和平；定川(沈渙)之學，秋霜肅凝；瞻彼慈湖(楊簡)，雲間月澄；瞻彼絜齋(袁燮)，玉澤冰瑩。一時師友，聚於東浙。嗚呼，盛哉。”(《文山先生全集·指南錄》)
謝山在《同谷三先生書院記》中稱：“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
這裡講的“呂學”就是指以呂祖謙為代表的理學學派。
“呂學”也被稱作“婺學”，是因其形成於婺州而得名，婺州州治即浙江金華，故又稱作“金華學派”。不過，“婺學”是就學派形成的地域特徵而言的，不僅包含著以呂祖謙為代表的“呂學”，或“金華之學”，還包含著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之學”和以葉適為代表“永嘉之學”。明代楊維楨在《宋文憲公集·序》中說：“余聞婺學在宋有三氏：東萊氏(呂祖謙)以性命紹道統，說齋氏(唐仲友)以經世立治術，龍川氏(陳亮)以皇王帝霸之略志事功。”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也有相似的說法：“乾淳之際，婺學最盛。東萊兄弟(呂祖謙、呂祖儉)以性命之學起，同甫(陳亮)以事功之學起，而說齋則為經制之學。”
南宋理學就學派性質而言，實際分為兩大學派，一方為身心性命之學，包括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和以陸九淵為代表的心學。一方為講究經世致用、注重實事實學的事功學派。有的學者將呂祖謙的金華之學歸入事功學派，這是因為金華之學被列入“婺學”。事實上，僅就呂祖謙而言，更傾向於身心性命之學，“以性命紹道統”或“以性命之學起”。不過，呂祖謙與朱陸相比，更重經世致用，確也含有某些事功學派的學術特色，但非其學術主旨。在身心性命之學中，在朱陸兩大學派之間，呂祖謙折中其間，“兼取其氏”，也更傾向於朱學，也頗受陸學影響。
呂祖謙學術思想的最大特色是兼容各家，博採眾長，不名一師，不私一說，以儒為宗，兼通者家，多識前言往行，重視中原文獻之統，由經入史，以史談經。
無論如何，呂祖謙和他所代表的學派，在南宋頗有影響，也很有特色，這是學界所公認的。
呂祖謙生於公元1137年，卒於公元1181年，僅活了45歲，是一位英年早逝的學者。他一逝曾做過朝廷命官，但時間不長，大部分時間是在家中或書院講學。
呂祖謙於隆興元年(公元1163年)登進士第，時已27歲。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其母病逝，護喪返裡，在武義明招山建廬守墓，講學讀書。四方學子爭相前來問學。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又遇父喪，再次居明招山守墓。聚徒講學。
呂祖謙講學之所，稱“麗澤”，時人遂以麗澤書院相稱。
呂祖謙講學於麗澤堂，學術特色突出，吸引四方學子，從學者甚眾，影響之大，“稱霸東南”。麗澤書院也成為南宋時期與朱熹復興的白鹿洞書院、陸九淵創立的象山書院、張栻主持的岳麓書院並立的四大著名書院之一。
呂祖謙講學於麗澤堂，十分重視書院制度化建設，對南宋書院制度的完善有重要貢獻。他特別強調“學有規，行有矩”。他說：“學者必以規矩，大抵小而技藝，大而學問，須有一個準的、規模。射匠皆然，未有無準的、規模而能成就者”，“百工皆有規模，今之學者反無規模，始不知始，終不知終，不知成就亦不知不成就，此最為學者大病”。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九月他為麗澤書院所訂規約正體現了這一精神。
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本，其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眾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
凡預此集者，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卹。遊居必以齒相呼，不以文，不以爵，不以爾汝。
會講之容，端而肅；群居之容，和而莊。 (箕踞、跛倚、喧嘩、擁並，謂之不肅，狎侮、戲謔，謂之不莊。)
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毋得品藻長上優劣，訾毀外人文字。
郡邑政事，鄉間人物，稱善不稱惡。
毋得乾謁、投獻、請託。
毋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清濁。
語，毋褻、毋諛、毋妄、毋雜。 (妄語，非特以虛為實，如：期約不信，出言不情，增加張大之類皆是。雜語，凡無益之談皆是。)
毋狎非類。 (親戚故舊或非士類，情禮自不可廢，但不當狎昵。)
毋親鄙事。 (如：賭博、鬥毆、蹴踘〔ju居〕、籠養樸淳、酣飲酒肆、赴試代筆或自投兩副卷、閱非僻文字之類，其餘自可類推。)
(《呂東萊文集》，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本)
這個學規內容豐富而具體，從治學為人，待人接物，處事應世，都有明確規定及嚴格的標準。提倡自律，也鼓勵師友相互督促監督。有賞也有罰。包含了書院教育和管理方面的主要內容和基本要求，也體現呂祖謙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色。
這個學規訂於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朱熹親訂的《白鹿洞書院揭示》訂於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麗澤書院學規比白鹿洞書院教規早了12年。兩相比較，不難發現麗澤書院學規對白鹿洞書院教規的影響。也不難看出呂祖謙在南宋書院制度化建設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做出的貢獻。
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呂祖謙又對學規進行修訂，變成不僅適用於書院，而且也可適用於一般官學的學規。也有人說，呂祖謙於乾道五年專為嚴州府學訂立了學規。
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
肄業當有常，日記所習於簿，多寡隨意。如遇有乾輟業，亦書於簿，一歲無過百日，過百日者，同志共擯之。
凡有所疑，專置冊記錄。同誌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書名於冊後。
怠惰苟且，雖漫應課程而全疏略無敘者，同志共擯之。
不修士檢，鄉論不齒者，同志共擯之。
同志遷居，移書相報。 (《呂東萊文集》，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本)
乾道五年規約較乾道四年規約更簡略，但為學宗旨更明確，更加突出了師友同志間相互督促的作用。
呂祖謙講學的一大特色是主張兼容並包，不持門戶之見，“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各學派之間相互取長補短，他的門人弟子繼承這一傳統。在南宋末期，朱陸後學學派之爭愈演愈烈，發展成強烈的宗派情緒，詆毀對方，貶低他人，標榜自己。作為呂祖謙後學的麗澤弟子，仍堅持“心平氣和不立崖異”，是很可貴的，也為後世“和會朱陸”奠定了基礎，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呂祖謙和麗澤書院在南宋書院發展歷程中的獨特地位和價值，也正在於此。
湖湘學派是南宋時期理學的一個重要學派，由胡安國、胡宏父子始創於南宋初年，至南宋中期的張栻，發展成相當成熟的一大學派，成為同朱熹的閩學(或稱考亭學派)、陸九淵的象山學派、呂祖謙的婺學學派並立的四大理學學派之一。
湖湘學派的產生是奠基於北宋的理學南傳的結果。其學術淵源乃上承二程之學。據南宋晚期理學家真德秀的說法，是：
二程之學，龜山(楊時)得之而南，傳之豫章羅氏(羅從彥)，羅氏傳之延平李氏(李侗)，李氏傳之考亭朱氏(朱熹)，此一派也。上蔡(謝良佐)傳之武夷胡氏(胡安國)，胡氏傳其子五峰(胡宏)，五峰傳之南軒張氏(張栻)，此又一派也。 (《真文忠公讀書記》卷三十一)
就是說，湖湘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胡安國、胡宏父子和張栻。
湖湘學派的形成、發展和傳播與南宋書院的發展和勃興有著密切的關係。湖湘學派的誕生地和研究、傳播的中心在湖湘一帶，湖湘一帶的書院也以研究和傳播湖湘學派的學術教育思想為主要內容和基本特色。
南宋建炎(公元1127—1130年)年間，胡氏父子因避戰亂離荊門抵湖南，至湘潭西南衡嶽一帶，見此地環境十分幽美，“蒼然群木之下，翠綠澄淨，藻荇〔xing性〕交映，俗以其色故號為'碧泉'。登山四顧，乃洞庭之南，瀟湘之西，望於衡山，百里而近，蓋太古夷荒未闢之墟”。遂決定在此定居，以潛心研究，授徒講學。於是與同行弟子一起動手，“夷榛莽，植松竹，山有為樵牧所殘者養之，流有為蒿壤所壅者疏之，岩石之為草木所湮沒者闢之”(《胡宏集·有本亭記》，中華書局1987年版)，白手起家，自己動手，邊講學，邊營造，終於建成“書堂”一所。胡安國的長子胡寅在《先公行狀》中記述說：“渡南江而西，休於衡嶽，買山結廬，名曰'書堂'。”當時的人們稱之為碧泉書堂，也有人統稱為“精舍”、“講舍”。開始了講學活動。據記載：門人譚知禮隨往從學，“居其精舍之旁，盡掃前日氣息”。又有一門人楊訓，“在文定(胡安國)碧泉講舍，求愈久而愈恭”。表明其教學頗有成效，門人弟子收穫很大，進步顯著。
但是，胡安國於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病逝於書堂內。其次子胡宏繼承父業，在初創書堂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充修建而成碧泉書院。胡宏親自撰寫過一篇《碧泉書院上樑文》，不僅表明碧泉書堂、精舍、講舍已正式稱作碧泉書院，更重要的是表達了碧泉書院明確的辦學宗旨和基本特色。他提出：創辦碧泉書院旨在“期聖奧以繙經，立壯圖而觀史，由源逢委，自葉窮根，明治亂之所由”，不追慕個人的富貴榮華。 “貧者肯甘於藜藿〔lihuo離或〕，來共簞瓢(像顏淵那樣，居陋巷，以簞食，以瓢飲，而終不改其樂)”，期望“遠邦朋至，近地風從”，師生互敬互愛，相觀而善，共同努力，“襲稷下以紛芳，繼杏壇而蹌濟”，實現“伊洛之業可振於無窮，洙泗之風一回於萬古”。這也正是湖湘學派學術教育思想特點的體現。胡宏用四句話闡明了湖湘學派和碧泉書院的特色，“尋繹五典之精微，決絕三乘之流遁。窮理既資於講習，輔仁式藉於友朋。”十分精當簡明。
胡氏父子還創有文定書堂和道山書院(或稱雲峰書院)。
文定書堂，以胡安國的號命名，實為胡氏父子相繼建成。紹興初，胡安國“由湘潭碧泉徙南嶽紫雲峰下築室居之”。胡宏又加修繕而完成，他還親撰《文定書堂上樑文》一篇，可以證明。
道山書院，或稱雲峰書院，是胡宏在紹興中期，建於寧鄉道山。著名學者張栻此時就學於胡宏門下，並同主道山書院。有史料記載：“道山書院，在道山之陽，宋胡仁仲、張南軒築。”又稱：“道山書院，一名云峰書院，宋胡宏、張栻講學之所。”
胡氏父子開創並發展了湖湘學派，也為南宋湖南地區的書院建設做出了積極貢獻。
張栻(公元1133—1180年)從學於胡宏碧泉書院。據《先儒宣公張子年譜》稱：“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九歲，……因謁拜胡五峰於碧泉書堂。五峰見之，知為大器，即告以所聞聖門近仁親切之旨。”學成歸長沙後，即著手創建書院講學。先在長沙城南妙高峰下創建了城南書院。後於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主講岳麓書院，並使岳麓書院名震天下。
岳麓書院在北宋初已是著名的四大書院之一。紹興元年(公元1131年)曾毀於戰火。胡宏曾提議“興復舊區，重賜院宇”，自願充任山長，以“繼述先人之志”，“表朝廷崇儒廣教之美”。但未能如願。
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湖南安撫使劉珙〔gong鞏〕修復岳麓書院，“書院建成，為屋五十楹，大抵悉還舊觀。”張栻為之作記，並主持教學，先後達七年之久，使岳麓書院成為重要的理學研究和傳播的基地。
張栻大力提倡岳麓書院應以“傳道濟民”為宗旨，反對“群居佚談”，“綴緝文辭”，“規取利祿”，要求弟子“潛心孔孟”，首應“明義利之辨”。教學上提倡師生論辯，質疑問難，重視躬行踐履，不務空談虛論，學生自學為主，教師精心指導。
張栻在主講岳麓書院時，創立了“會講”的教學形式，對後世書院講學影響極大。到了明代，書院“會講”(或稱“講會”)成為主要的講學形式。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朱熹自福建武夷山來到湖南長沙，拜會張栻，並在岳麓書院共同討論“《中庸》之義”。兩位理學大師對“中和”之義理解不一。朱熹主張“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明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因此，道德修養須在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去體驗和涵養，然後即可在喜怒哀樂已發的處事應物中符合道德規範，即“先靜後動”，“靜中見動”。張栻則主張在喜怒哀樂已發的處事應物中先“察識”未發的大本，即“先動後靜”，“動中見靜”。這就是學術思想史上十分著名的朱張會講。
朱熹在岳麓書院兩個多月，同張栻深入探討，竟至“三日夜而不能合”。討論的範圍十分廣泛，除“中和”問題外，還有“太極”問題，“知行”問題。會講中，意見分歧很大，雙方都不輕易放棄己見，但又能相互尊重，虛心學習。事後，兩人深感會講收穫極大。朱熹在贈別詩中稱：“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張栻也認為，“既見朱熹，相與博約，又大進焉”。在兩人辯論之餘，張栻還請朱熹在城南和岳麓書院講學，“每語學者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據說湖湘弟子遠道來聽講者甚多，至使岳麓書院門前，車水馬龍，盛況空前，“學徒千餘，輿馬之眾至飲池水立竭，一時有瀟湘洙泗之目焉。”開創了邀請不同學派學者到書院講學的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