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對南宋書院的勃興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影響最大的舉措是複興白鹿洞書院，關心其他書院；總結書院教育的經驗，完善書院教育制度；以書院為基地推動理學各學派的學術論爭和交流，擴大書院的社會影響；鼓勵和支持弟子門人廣建書院，傳播理學思想。這些活動，對南宋書院的勃興做出了重要貢獻。
白鹿洞書院在宋初已是聞名天下的四大書院之一。但自皇祐六年(公元1054年)廢毀之後，竟然僅存瓦礫榛荊、茂草荒丘，屋宇損其七八，遺跡難辨了。
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朱熹受命差知南康軍。上任伊始，即出榜徵詢有關陶潛、劉渙、洪氏義門雷塘書院，以及白鹿洞書院遺址，以便“別行措置”。榜文稱：“按圖經，白鹿洞學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猶有舊額，後乃廢壞，未悉本處目今有無屋宇。”
同年秋天，朱熹親自察看了白鹿洞書院遺址。看到那里山青水秀，幽靜清雅，“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確是一處隱居、讀書、講學、著述的好地方，於是斷然決定盡快加以修復。隨即發牒分派軍學教授、星子縣知縣籌措興復事宜，並上書朝廷，奏明復興的理由和計劃。他在奏摺中指出：
廬山一帶老佛之居以百十計。其廢壞無不修葺。至於儒生舊館只此一處。既是前朝名賢古蹟，又蒙太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教養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廢累年，不復興起，吾道之衰既可悼懼，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著於此邦，以傳於後世。尤長民之吏所不能不任其責者。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 (《白鹿洞書院志》卷二)
朱熹的奏議，最初並未引起皇帝重視，於是再次呈奏。奏文反復強調復興白鹿洞書院的意義和理由。
考此山(指廬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之舊者，獨此儒館莽為荊榛。雖本軍(指南康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自前代，累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況境內觀寺，鐘鼓相聞，殄棄彝倫，談空說幻，未有厭其多者，而先王禮樂之官，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寥稀闊，合軍與縣，僅有三所，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為煩。 (《白鹿洞書院志》卷二)
今老佛之宮遍滿天下，大都至逾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熱未已。至於學校則一郡一邑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盛衰多寡之相絕，至於如此，則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 (《白鹿洞書院志》卷二)
朱熹奏文，在反複申訴復興書院的理由和願望中，字裡行間，流露出對朝廷和各級官府只重佛道，關心寺觀，而尊儒不力，忽視書院的委婉批評。同時對佛道氾濫、寺觀遍立而危及儒學地位的狀況深感不安，從而表達出決意與之抗衡的緊迫感和焦慮心情。
朱熹的建議和計劃並未得到朝廷的支持，反而遭到了譏笑和反對，“朝野傳喧以為怪事”。
儘管如此，朱熹仍然衝破各種阻力，依靠地方力量著手進行修復工作。
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三月，僅僅用了半年時間，書院初步修復。朱熹率領軍、縣官員同書院師生一起，祭祀先聖先賢，舉行了開院典禮，講授《中庸首章》。
朱熹在南康任職期間，為白鹿洞書院修建屋宇十餘間，並擬定了修建禮聖殿(大成殿)和擴大齋舍的計劃。
朱熹認為購置學田，是書院維持和進一步發展的“久遠之計”，所以十分重視學田建設，制定了購置學田的計劃，並籌集了部分資金。
朱熹還通過多種途徑為書院收集圖書。白鹿洞書院修復後，朱熹曾向南康軍各官府衙門發布文告徵集圖書。收集到的圖書，有的加上跋語，有的刻石為記，以便久存。當時清江劉仁季曾將其先人所收藏的《漢書》四十四通贈送給朱熹，朱熹遂轉送新落成的白鹿洞書院，“使之藏之，以備學者看讀”。
朱熹在修復和主持白鹿洞書院的工作中，有兩個舉措影響最大。
其一，親手擬訂《白鹿洞書院揭示》，也稱《白鹿洞書院教條》、《白鹿洞書院教規》、《白鹿洞書院教約》、《白鹿洞書院學規》，對書院教育的製度化、規範化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白鹿洞書院揭示》總結前人創辦書院的寶貴經驗，又吸收了佛教禪林清規的長處，明確了辦學宗旨、培養目標、為學之要、待人接物、應事處世的基本要求，形成相當完整的書院建設綱領性規章。成為當時和後世書院爭相仿效和履行的標準化規約。
《白鹿洞書院揭示》本文內容如下：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
而其所以為學之序，亦有五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
——《朱文公文集》
《白鹿洞書院揭示》不僅成為南宋書院的統一學規，而且成為元、明、清各代書院學規的範本，甚至各級各類官學也“一以白鹿洞學規為諸生準繩”。白鹿洞書院也名聲大振，並進一步強化了朱熹復興白鹿洞書院的意義。
其二，朱熹親自主持、主講白鹿洞書院。並聘請名流學者到白鹿洞書院講學，使書院講學的特色更為突出、鮮明。
書院教學突出地體現出教學與學術研究相結合的特點。朱熹在白鹿洞書院講學不再重複傳統經學教學的舊模式，不以章句訓詁、名物考證、文辭聲韻的雕鑿為主旨，而是究明義理，求得德行道藝之實。將理學研究的成果變成書院講授的內容。匯集了朱熹畢生研究成果的《四書集注》，正是朱熹在白鹿洞書院邊講授、邊修訂的。 《中庸首章》、《大學或問》、《論孟精義》即是朱熹理學研究與白鹿洞書院講堂講義融為一體的結晶。朱熹講學並非逐經按班講授，而是經過整理、詮釋、歸納成講義，特別強調將研究所得以講義、筆札、語錄等方式傳授給學生。
書院教學重視質疑問難，討論爭辯。朱熹一向提倡讀書要有疑，疑漸漸解方是進步。在教學中鼓勵、引導學生髮現疑難，經過討論、爭辯，解除疑難。所以質疑問難，討論爭辯貫穿整個書院教學的全過程。據記載，朱熹在白鹿洞書院講學，“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間，竟日乃返”。質疑問難、討論爭辯成為白鹿洞書院講學的特色，也成為南宋書院講學的優良傳統，為後世書院所遵循沿用。明代王陽明曾到白鹿洞書院講學，“每晨班坐，次第請疑，問至即答”。清代仍沿此傳統，“每日昇堂會講，主洞官先講，或諸生復講，最後有疑者，以次升問，即問即答”。
書院教學強調學生自學讀書。朱熹認為學問靠自己積累，義理靠自己探索，教師只能做個“引路的人”，只能起到“示之於始，正之於終”的作用。不能代替學生自學。他反復強調：“讀書是自己讀書，為學是自己為學，不干別人一線事，別人助自家不得。”他把學習比喻為飲食：“不能只待別人理會，安放自家口裡。”朱熹十分坦率地告訴學生：“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隻是做得個引路的人，做得個證明的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在朱熹的倡導下，以自學讀書為主的書院教學傳統得到進一步發揚。
書院講學實行開放式。白鹿洞書院的教學除朱熹本人親自主講及本院教師講授外，還邀請院外名流來院講學。聽講者除本院師生外，非本院人士也可前來聽講。不同學派的學者也可同在書院講學，以便引起爭辯，促進學術的交流。朱熹和陸九淵曾在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的鵝湖之會展開過公開的學術論爭。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即白鹿洞書院剛剛修復之時，朱熹竟親自誠懇邀請陸九淵到書院講學。陸九淵也高興地接受邀請，在白鹿洞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勉勵師生“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不要“惟官資尊卑，祿廩厚薄是計”，要“專志乎義而日勉”，“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並盛讚朱熹復興白鹿洞書院之舉，是“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甚篤矣”。朱熹深受感動，一再表示：“熹當與諸君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讚賞陸九淵“說得這義利分明”，“今人見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 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陸象山年譜》)。朱熹將陸九淵的講義，刻石永存，以警學者。據後人記載：“陸子靜(九淵)登白鹿講喻義一章，環而聽者千人，田夫野老有聞而泣者。”聽講者達千人之眾，其中還有“田夫野老”正是白鹿洞書院教學開放性的有力證明。此外，朱熹得意弟子和女婿黃榦在白鹿洞書院講“乾坤二卦”，“山南北之士子云集”。
正是由於朱熹盡全力復興白鹿洞書院，傾心於白鹿洞書院的教學和管理，使白鹿洞書院名聲大振，影響劇增，從而帶動和促進了南宋書院的勃興。
朱熹不僅熱心修復原有的書院，而且親自創建書院，從事學術研究和講學活動。其中最著名的有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
寒泉精舍在閩北建陽縣城西20餘里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名為“寒泉塢”。
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朱熹母親祝氏病卒，葬於此。朱熹返裡守墓，在墓旁築室，匾額為“寒泉精舍”。
朱熹在寒泉精舍邊著述，邊講學，又會友聚徒，前後達八年之久。
據朱子年譜記載，朱熹在寒泉精舍完成一批重要的理學著作，如：《家禮》、《論孟精義》、《通鑑綱目》、《八朝名臣言行錄》、《太極圖解》、《通書解》、《程氏外書》、《伊洛淵源錄》等。還與呂祖謙合作，撰成《近思錄》。
寒泉精舍同時也是聚徒講學的書院。朱熹的首批門徒就是由此開始從其問學求教，其中最著名者就有黃榦。
寒泉精舍時與雲谷精舍並稱，也有直稱為雲谷書院者。後世為紀念朱熹，對雲谷書院還屢有修葺。
寒泉精舍實際上是朱熹書院教育生涯的第一次實踐，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武夷精舍在崇安縣(今福建武夷山市)武夷山的五曲大隱屏峰下。
朱熹幼年喪父後，曾隨母定居崇安五夫里，從學於劉子羽、劉勉之、劉子翬〔hui揮〕和胡憲。劉子翬常帶朱熹到武夷山，講習於水簾洞處。劉氏為遊覽之便，曾在下梅置田200畝，設歇馬莊。劉氏族人劉中還建水簾講堂(或稱瑞樟書院)。武夷山的自然環境和文化氛圍給朱熹留下深刻印象和美好回憶。朱熹在任職同安縣主簿歸來奉祠家居十幾年中，又在武夷山建家山堂，潛心著述和講學。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呂祖謙來訪時，在寒泉精舍共商編訂《近思錄》，完成後邀諸友同遊武夷山，曾刻石留念。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朱熹被調離剛任職一年的提舉兩浙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遷台州主管崇道觀，實際是貶回武夷山。朱熹即在武夷山大隱屏峰下五曲之旁，建武夷精舍。朱熹親自擘畫，“使弟子具畚鍤，集瓦木，率相成之”，當年四月即告完工。
據史料記載，武夷精舍面溪背山，佔地三畝許，在隱屏峰下兩麓相抱之中有屋室三間，名為“仁智堂”，堂之左右各一室，左謂“隱求室”，朱熹的住所；右為“止宿寮”，為待客之用。山麓外有一山塢，以石累為“石門塢”，塢內為生徒群居之所，稱“觀善齋”。外有牆門，匾額“武夷精舍”。朱熹自記稱：“堂成而始來居之，四方之友來者亦甚眾，莫不歎其佳勝，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朱文公文集·武夷精舍雜詠詩序》)
武夷精舍完全由朱熹親自籌措，門人弟子自己動手，不靠任何官府資助而成。可以看做是朱熹在剛剛複興白鹿洞書院兩年後的又一影響巨大的舉措。
朱熹在武夷精舍著述講學六七年之久。完成了又一批理學著述，如：《易學啟蒙》、《小學》、《中庸或問》、《中庸章句》等。
朱熹去世後，武夷精舍作為家塾式書院，由其子朱在、其孫朱鑑相繼“葺而廣之”。監司潘友文、彭方尚撥公田以贍學者。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知縣陳樵子和熊蒙正、詹樞雲等對其進行重建，擴大其規模，更名為書院。景定年間(公元1260—1264年)朝廷設山長以教邑士，理宗賜匾額。咸淳年間(公元1265—1274年)程若庸任武夷書院山長。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朝廷命有司再次擴建屋舍，建古心堂，並更名為紫陽書院。之後不少學者來此或就近築室建堂，讀書講學，如：遊九言、劉瀹〔yue月〕、蔡沈、蔡抗、熊禾等。武夷山遂成為理學名山，閩北一帶成為南宋書院比較集中之地，有“道南理窟”之譽。
竹林精舍在建陽縣城西五里。早年朱熹之父朱松“愛其山水清遽，欲卜居未果”。朱熹晚年念先父之志，欲定居於此。紹熙二年(公元1191年)離漳州之任回建陽，在原考亭買舊屋，重加修繕，構築新居，宅旁建一藏書樓。不久，朱熹調赴潭州之任。紹熙四年(公元1193年)朱熹離任歸里，在藏書樓之東建竹林精舍，為居家講學之所。
竹林精舍成為朱熹晚年聚徒講學之所，其門人高足多聚此講論。 《朱子年譜》稱：“先生晚歸，學者甚眾，至是精舍落成。”朱熹在竹林精舍仍沿用《白鹿洞書院揭示》。他身處逆境，不忘著述、授徒，講學不息，學生遠自川蜀，慕名來學。朱熹去世後，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理宗賜額竹林精舍改名“考亭書院”。
由上可見，朱熹一生始終關注書院教育，利用一切機會從事書院教育的實踐。創辦書院，以書院為基地研究理學、培養人才成為朱熹從事教育活動的主要形式，也因此，朱熹與南宋書院的勃興關係至為密切。
朱熹的門人弟子眾多，有姓名可考者達數百人。許多人為傳播朱熹的思想學說建書院或執教於書院。他們是南宋中後期書院蓬勃發展的重要社會力量。
黃榦為朱熹首批弟子之一，追隨朱熹20餘年，“聞其言論，觀其舉指”，堅守師說，始終不二。他通過書院傳播朱學，對南宋書院的勃興有重要影響。他在閩贛地區建多所書院。如：龜峰精舍在建陽城內，後改為環峰精舍。嘉定間，黃榦在此講學著述。寶慶三年(公元1227年)其子曾對精舍加以修整擴建。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理宗賜環峰書院額，並詔立祭田。又如：潭溪精舍在建陽崇奉裡。淳熙十六年(公元1190年)黃榦曾建草堂於此，朱熹由建陽赴雲谷途中，常在此停留休息，並為草堂題名為“潭溪精舍”。還有莪峰書院，在撫州臨川城(今撫州市)內。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黃榦知臨川縣時捐俸與李壁同創書院，黃榦親自講學其中。再如：高峰書院在臨川軍新淦縣城東，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黃榦知新淦，次年建書院，並講學其中。
蔡元定，建陽人，學者稱西山先生。自幼受理學陶冶，聞朱熹之名，前往求教，朱熹以友人對待他。乾道年間(公元1165—1173年)，朱熹在寒泉建精舍，蔡元定在西山建精舍，同在建陽崇奉裡，往來論講甚為方便。據記載，寒泉精捨與西山精舍遙相對峙，兩人分別在精舍建燈檯，晚上懸燈相望，燈明則無事，燈暗則有疑，約次日相聚研討，兩人經常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半。四方之士來從朱熹學者，往往先從蔡元定質正。朱熹十分讚賞蔡元定的人品和學識，稱其“處家，以孝悌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為先。 自本而末，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宋元學案·西山蔡氏學案》)。朱熹讀書常與其相互切磋，著述常與其共同參改。
蔡元定之子蔡淵、蔡沅、蔡沈，皆師事朱熹。蔡元定逝世後，其子繼其父業，蔡淵主持西山精舍。寶祐三年(公元1255年)理宗御書“西山”二字，又賜廬峰書院額。
朱熹在江南東路饒州一帶弟子眾多，大多繼承朱學，建書院教誨後學。如：朱熹門人金去偽，在饒州鄱陽縣建鄱江書院，不就官，不著書，專心在書院講學，傳播朱學。又如：程端蒙，在饒州德興縣建蒙齋書院，著有《性理學訓》一書，深得朱熹讚賞。董銖，講學於建盤澗書院，著有《性理註解》一書。程端蒙、董銖合訂《學則》，將朱熹手訂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具體化，並應用到初級教育階段，《學則》要求：凡學者必嚴朔望之儀，必謹晨昏之令；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莊，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出入必省；讀書必專一，寫字必楷敬，凡席必整齊，堂室必潔淨，相呼必以齒，接見必有定；修業有餘功，遊藝有適性，使人莊以恕，學必專所聽。朱熹對此《學則》十分肯定，親自為之作《跋》，加以宣揚推廣。後世書院多以朱熹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和《程董二先生學則》同時並立為師生必遵之條規。再如：饒州餘幹有柴氏一族建書院傳朱學。柴元裕建松岡學舍，仿白鹿洞書院規制，學以窮理盡性為本，四方來學者眾多。柴中行建南溪書院講學，數百人出其門下。餘幹還有李伯玉致仕歸里，建斛峰書院講學，並聘請其他學者前來講論。餘幹趙汝愚曾在東山書院講學，其子趙崇憲又建忠定書院，皆傳朱學。
饒州地區成為朱熹學說傳播和發展的重要基地，多賴其門人弟子廣建書院講學授徒，擴大了影響。
陳文蔚經同鄉餘大雅引見，於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前往崇安寒泉精舍師事朱熹門下，深得朱熹賞識。陳文蔚畢生從事教育事業，先後在饒州州學、信州州學、袁州州學、豐城龍山書院、宜春南軒書院、景德鎮雙溪書院和白鹿洞書院、鉛山鵝湖書院講學。陳文蔚在雙溪書院講學時，訂有《雙溪書院揭示》，仿《白鹿洞書院揭示》並加以具體化：
文蔚聞之，為學之道，無如收放心，以講明義理。端莊專一，整齊嚴肅所以收放心。親師取友，切磋琢磨所以講明義理。苟身居一室之內，心馳萬里之外，雖日親方冊，口誦聖言，亦欺人耳，於已實何益哉！朋友相聚，識性昏明固有不同，雖曰不同，其間豈無一得。講明義理，互出己見，終有一個是底。既曰是，雖聖賢復生皆不能外，安得而違之。日夕相聚，講說愈多，聞見愈博，未說到貫通處，亦足以為會文之益也。為諸友計，切須收斂身心，務在端靜。以放縱四支馳鶩紛華為戒，則放心自然可收。施之讀書為文，義理自明，工程自進。況又得師友之益，有講論之功，相觀而善，相資而成。由此而進，古人事業不難也，況課試之餘乎！惟自近世以來，朋友道弊，群居之時，笑侮戲謔，面諛背毀，善不相告，失不相正。甚者以氣相陵，以能相矜，無朋友相愛之意。一旦分袂，便同路人，音問不通，慶吊不講，利患不共，是無他故，方其同堂合席之際已無情義。莫非苟且，況已離群，其藐然不相卹也，宜矣。豈知朋友之道，在人倫五者之列，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並行於天地方間。朋友可廢，則五者亦可廢矣。有是理哉。文蔚平居，念此每竊憂之。是以願與諸君共篤此義。諸君苟然念此，則鄉之所設學規者，益亦大為之防，是不足於相浼，然出此則入彼矣，諸君其體之。
陳文蔚居家講學處，號為“克齋”，又訂有《克齋揭示》。其要點有四項：
a “入則孝，出則弟。”“人之立身，莫先於孝弟，蓋孝弟為人之本。人所以戴天立地而異於物者，以其親親長長而有是良心故也。苟以失其良心而不孝不弟，則無以為人矣。”
b “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有父子然後有君臣。父子、君臣，人倫之首，故為人臣子者，事父必以孝，事君必以忠。然則不孝則不能忠……事君不忠，皆源於事父不孝也。忠孝立身之大節，於此二者一有缺焉，則不足以立身。”
c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是三者修身、應事、接物之要。人之處世，忠孝固其大節，然不能不應事，不能不接物。臨事貴乎不忽，待人貴乎盡己。應事接物各得其道，則於事無失，於物無忤。要之二者又自修身以始。”
d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是五者窮理力行之目。”“學、問、思、辨乃窮理之事。為其窮理，故能力行。修身之道功夫實在於此。蓋不窮理無以知其事之當然，不力行則無以遂其誌之決然。雖欲修身，不可得矣。然力行，又以窮理為先。窮理之目有四，而力行則一言而足。蓋修身，窮理之功為多，而力行則行其所知而已。故修身非窮理力行有所不能，忠孝非修身有所不能，以是而應事接物，未有不盡其情矣。”
陳文蔚明確指出，他所擬訂的學規正是依據朱熹《白鹿洞書院揭示》而略加發揮而成。他說：“近世學規朱先生揭之於白鹿洞書院已盡之矣。今撮其緒餘以告來學之朋友，便知立身之大節，修為之次第……如右數條當相與共守之。”(《陳克齋集》)
在朱熹門人中，將朱熹有關書院教育的思想和經驗，付諸實踐，並有所發揮者，陳文蔚之表現最為突出。
浙東一帶陸九淵門人弟子為眾，傳播較廣。朱熹門人也頗有影響。著名者有輔廣、陳埴〔zhi直〕、杜煜等人。
輔廣，曾從呂祖謙學，後又入朱熹門下，曾親赴武夷山三月而返。奉祠歸里，建傅貽書院於浯溪，以傳習朱學為己任。
陳埴，先師葉適，後師朱熹。主講於明道書院，並任山長。雖宗朱學，又雜有陸學。
杜煜，師事朱熹10餘年。與其弟杜知仁同學於石墪。石墪曾建觀瀾書院於臨海，傳播朱學。
朱熹任南康軍守，復興白鹿洞書院，南康地區，朱熹門人不少，也多建書院或講學於書院之中。
彭蠡〔li離〕，朱熹守南康時，曾經親自面出疑義，向朱熹問難質難，得辨析甚精之教。晚年於南康軍都昌縣立石潭精舍，聚徒講學，名盛四方。
馮椅，受業朱熹於白鹿洞書院，退居故里，著述講學。長子馮去非，次子馮去疾，皆建書院，隱居讀書講學。
南康軍建昌縣(今江西永修縣)有呂氏五兄弟，同遊朱熹之門，學成隱居不仕，建鄉山書院讀書講學，號稱“朱門五賢一家”。呂炎、呂燾還會同周模、蔡念成、餘宋傑、胡泳、李燔等人，聯合眾多朱門弟子在康郡廬組成“聯講會”。惟先生書是讀，每季集會一次，到期集於主持者之家，往復問難，相告以善，有過失規正之，歲月寢久不少患，集中來會者常十七八人。這是有書院講會形式開端，至明代發展成書院講學的主要形式。
上述材料，充分錶明，朱熹對南宋書院的勃興，影響極大，不僅自己創建書院，復興白鹿洞書院，而且他的門人弟子也在各地廣建書院。南宋時期，江西、福建、浙江書院繁多，特別是江西、福建的書院大多與朱熹及其門人弟子熱心創辦有關。朱熹及其門人弟子對南宋書院的勃興起了關鍵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