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時期是中國古代蒙學教育發展的新階段，不僅在數量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而且在教育內容、教學方法以及教材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對後世的蒙學教育亦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br>宋元時期蒙學的主要內容，包括初步的道德行為訓練和基礎的文化知識的學習。因此，蒙學每日功課主要是教兒童識字、習字、讀書、背書、屬對、作文等，同時也向他們進行基本道德規範的教育和道德行為習慣的培養。
蒙學教育是基礎教育，所以這時期的蒙學強調嚴格要求，打好基礎。例如，在生活禮節方面，要求兒童在日常生活中居處必恭，步立必正，視聽必端，言語必謹，容貌必莊，衣冠必整，飲食必節，堂室必潔等等。在讀書方面，要求兒童讀書時認真專注，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在寫字方面，要求兒童寫字時必須“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在學習習慣的訓練方面，要求兒童：“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書，仔細分明讀之。”“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污皺摺。”“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良好的生活、學習、讀書、寫字習慣要在兒童時期培養、訓練，這不僅有利於兒童的成長，而且還會使他們終身受益。
宋元時期的教育家還制定了各種形式的《須知》、《學則》等，以此作為規範蒙學時期兒童行為的準則。如朱熹專為蒙童編寫了《童蒙須知》，對兒童的衣服冠履、言語步趨、灑掃涓流、讀書寫字以及雜細事宜等都作了細緻的規定。程端蒙(公元1143—1191年)、董銖(公元1152—1214年)的《學則》，也對兒童生活、學習的各個方面提出了具體的要求。這些規定和要求，雖有些繁瑣，且易造成對兒童個性發展產生一定的壓抑，但是讓兒童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有章可循、有規可依，對於培養他們良好的行為習慣，也還是有一定的積極作用的。
兒童活潑好動，宋元教育家們已註意到這個特點，他們根據兒童心理特點，因勢利導，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楊億曾提出採用“日記故事”形式進行教育。程頤(公元1033—1107年)提出創作“灑掃、應對、事長之節”的通俗詩歌，讓兒童“朝夕歌之”，並伴之以舞蹈，以激發興趣，使之樂於接受。朱熹廣泛地從經傳史籍以及其他論著中採集有關忠君、孝親、事長、守節、治家等內容的格言、訓誡、故事等，編輯成兒童道德教育用書，題為《小學》，廣為流傳。他還提出用“銘”、“箴”之類的道德訓誡、短語，製成條幅懸掛或雕刻在書齋、門戶、盤盂等日用器具上，以引起兒童的注意，增加兒童學習的自覺性，以達到“習與智長、化與心成”的境界。他又根據兒童記憶力強、理解力弱的特點，強調對學習內容要熟讀牢記，並在此基礎上逐步理解。總之，宋元教育家注意兒童的心理特點，因勢利導，激發兒童的學習興趣，這些經驗值得重視。
宋元時期的蒙學教材，繼承和發展了前代編寫蒙學教材的經驗，開始出現分類按專題編寫的書冊，使中國古代蒙學教材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時期的蒙學教材按其內容的側重點，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1) 以識字教育為主的綜合性識字教材。這類教材主要有、、《千字文》等，教育目的是教兒童識字，掌握文字工具，同時也綜合介紹一些基礎知識。
(2) 以道德教育為主的蒙學倫理教材。這類教材主要有呂本中的《童蒙訓》、呂祖謙的《少儀外傳》、程端蒙的《性理字訓》等，教育目的是向兒童傳授倫理道德知識及為人處事、待人接物的準則。
(3) 以歷史教育為主的蒙學歷史教材。這類教材主要有王令的《十七史蒙求》、胡寅的《敘古千文》、黃繼善的《史學提要》、陳櫟的《歷代蒙求》、吳化龍的《左氏蒙求》等。這類教材，有的是簡述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有的是選輯歷史故事或歷史人物的嘉言善行，既向兒童傳授歷史知識，又對兒童進行思想道德教育。編寫體例“多是四言，參為對偶，聯以音韻”，便於兒童記誦。
(4) 以陶冶性情為主的蒙學詩歌教材。這類教材主要有朱熹的《訓蒙詩》、陳淳的《小學詩禮》等。選擇一些適合兒童的詩詞歌賦，讓其學習和吟誦，以便陶冶兒童的性情，開拓其意境並進行美感教育。
(5) 以社會、自然常識教育為主的知識性教材。這類教材主要有方逢辰的《名物蒙求》、胡繼宗的《書言故事》、虞韶的《日記故事》等。內容涉及天文、地理、人物、鳥獸、草木、衣服、建築、器具以及常用的典故、成語等等。
在上述眾多的蒙學教材中，以、、《千字文》流傳最為廣泛，人們習慣稱之為“三、百、千”。
相傳為宋末王應麟(公元1223-1296年)所撰，也有人說是宋末區適子所撰。全書共有356句，每句三個字。句句成韻，通俗易懂，讀來琅琅上口，便於背誦。文字簡練，善於概括。經後代不斷補充，後為1140字。全書從論述教育的重要性開始：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竇燕山，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
然後依次敘述三綱五常十義、五穀六畜七情，四書六經子書，歷史朝代史事，最後以歷史上奮發勤學，“顯親揚名”的事例作結：
“爾幼學，勉而致；有為者，亦若是。 犬守夜，雞司晨；苟不學，曷為人。蠶吐絲，蜂釀蜜；人不學，不如物。幼而學，壯而行；上致君，下澤民。揚名聲，顯父母；光於前，裕於後。人遺子，金滿籝；我教子，惟一經。勤有功，戲無益；戒之哉，宜勉力。”
把識字、歷史知識和封建倫理訓誡冶為一爐，簡練概括，葉韻成文，便於記誦。全用三言，開三言韻語蒙書的先例，且句法靈活，語言通俗，是中國古代最著名的蒙學課本。 、與《千字文》曾合稱為“三、百、千”，成為相輔相成的整套啟蒙識字教材，一直流傳到清末。 “三、百、千”後來又譯成少數民族文字，編成蒙漢、滿漢對照本，如《蒙漢三字經》、《滿漢三字經》、《蒙漢對照百家姓》、《女真字母百家姓》和《滿漢千字文》、《蒙漢千字文》等，供少數民族兒童學習漢文之用。
很早就流傳到海外朝鮮、日本等國。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列為“兒童德育教科書”向全世界推廣，將對世界各民族兒童教育事業做出貢獻。
是集漢族姓氏為四言韻語的蒙學課本，北宋時編，作者佚名。從“趙、錢、孫、李”始，為“尊國姓”，以“趙”姓居首。全篇雖是400多個前後並無聯繫的字的堆積，由於編排得巧，亦極便誦讀：
“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褚衛，蔣沈韓楊。朱秦尤許，何呂施張；孔曹嚴華，金魏陶姜……”
使用漢字姓氏的人，絕大多數可以從裡找到自己的姓氏；而幾個大姓，一翻開就看見了自己的姓氏。這是使人感到親近和受到歡迎的一個重要原因。
由於在編寫上的優點，就使得後來各種的改編本終不能流行開來，即使像清康熙《御製百家姓》動員政府的力量加以推行，也未能撼動宋原本的地位。
總之，宋元時期的蒙學教材按專題分類編撰，使蒙學教材在內容和形式上呈現多樣化。一些著名學者如朱熹、呂祖謙、王應麟等，親自編撰蒙學教材，可見對蒙學教材之重視，同時也提高了蒙學教材的地位與質量。蒙學教材注意兒童的心理特點與年齡特徵，採用韻語形式，文字簡練，通俗易懂，並力求將識字教育、倫理道德教育和基本的社會、自然常識教育有機地結合起來，這些經驗是很寶貴的，值得我們重視。